《憨人傻事实话》之五——命途多舛的大哥

大哥文武，生于戊辰年（公元1928年）的农历十月二十四日，长我五岁。幼时家境贫寒，父亲又在抗日征途中过早离世，对于苦难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母亲以她刚烈的秉性，承受丧夫之痛和家庭重负，支撑着门户，含辛茹苦抚育我们弟兄三人。兄为长男，家贫早熟，十岁即勤于劳作，为母分忧。他正是求学的时候，却无法读书。家庭不仅没钱供他上学，而且他也忙于劳作没有时间念书。好在叔祖父子惠四爹在自家的“新屋”里设了个塾馆，念我们家贫，可以不收“束修”（学费），我们兄弟都在那里读书，农忙季节种地，落雨天或农闲时候读书，一年只能读半年书。大哥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加倍努力，加上他的聪颖，虽然没读到两年，却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基础。

抗日战争结束，姑父严士佳教授从重庆回到武汉，主持中华大学教务，大哥去拜见姑父姑母，姑母见大哥和同去的同一个岁数的表侄余允钦站在一起，显得又瘦又矮，允钦在读书，而大哥却早年失学。姑母伤心落泪，决心让大哥留在她家中上学读书。大哥不负姑父厚爱，考上湖北省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大哥当时仅有数学小学二年级的基础，而当时学校学的却是三角、几何、大代数，能考上“备取生”第一名，其实也是姑父的面子。 但该校教学管理非常严格，规定期末考试中主课两门不及格的留级，同一学科连续两季考试不及格的留级，而列为主课的数学既是他的弱项，英语则更是没有入门，要过这样的关隘实在太难、太难。而能否读得下去？这却要靠个人。大哥考虑的是，决不能留级，增加姑父家的负担，凭着他的毅力与颖悟，全力拼搏，在二年级上学期时，即已全面及格，没有留一次级，三年终能闯过重重难关，顺利毕业。

他毕业前夕，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时局动荡，人心不安。他出于青年人的正义与热情，不满意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思想激进，因此为当时地下党武汉特别支部在高商担任领导工作的宣传委员陈老师的器重，委派他负责高商的护校工作，为了便于工作，陈老师并要他从姑母家中，搬到了已停课而且混乱的学校来住，以便和陈老师一起进行工作。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高商终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武汉刚刚解放，高商由高工、女职、汉阳高工四校合併，学生中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年军等，成份复杂，思想混乱，于是湖北省教育厅由薄怀奇副厅长负责带工作组进行整顿。大哥便又留下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工作组一结束，当时尚未毕业，他便由团市委推荐到组建不久的中共武汉市委机关工作，并很快显示出他高昂的革命热情、优秀的政治品格、纯正的思想作风和出色的工作才能，不到四年，便晋升为财务科副科长。因无正职，实际他就是市委机关及党群系统的财务主管。那时他才二十五岁，可谓风华正茂，雏雁凌空。他不仅工作出色，且勤于读书，喜爱写作，常有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并在机关各项活动中均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无不称赞他是大有作为的青年干部。1954年防汛，由大哥率领的市委机关青年突击队，便多次出色地完成抢险任务，因成绩突出，两次获得市防汛指挥部颁发的二等红旗的嘉奖，这在全市机关防汛突击队中所没有。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株可以成材的幼苗，正在茁壮成长需要细心培育的时候，却遭到粗暴的摧残，几令夭折。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困难当是很多的，特别财政上的困难，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题目就叫《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954年武汉市又遭遇特大洪水，为抗洪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医治洪水的创伤还需支付大量资金。正是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中南局奉命撤销，市委机关搬进了原中南局的办公大楼，当时市委办公厅主任下令将所有窗帘和沙发套一律换成金丝绒的，所需资金为一亿（合现在人民币为一万）元，这在当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要大哥编制预算，向市财政要钱。大哥认为中央派出机关可以用的，一个地方上的机关为什么不可以用？因此在研究时不同意编制预算，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办公厅主任让人传话给他：“告诉万文武，不好好干，就开除他！”大哥一直以为参加工作就是革命，甚至第一次发给他七元钱包干费的伙食结馀时，他都红着脸到组织部去退钱，认为革命是不应该拿钱的。既干革命杀头都不怕，更谈不上“开除”。所以他对传话的人说：“告诉李主任，除非开除，不开除，我还得这么干！”生活，有时像变戏法一样，转眼之间竟会变成完全另外一副模样，简直令人莫名其妙！他的人生历程竟以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为转折，由一帆风顺突然船破帆折，几乎沉没了。

就在那次摸了老虎屁股以后，厄运便开始了。 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尽管他有清白的历史和出色的现实表现，并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工作，也被当作革命的对象：反胡风运动，他便是“胡风分子”，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好在他年纪太轻和胡风实在沾不上边，在软禁了8个月后，在全国进行了调查，和任何“胡风分子”沾不到关系，只好放过，没法打成“胡风分子”。肃反运动时，由于他的顶头上司一个是国民党蓝衣社的成员，另一个则是伪满洲国的警长（这都是后来在“文革”中查出来的），他们掌握了“肃反五人小组”的领导权，害怕火烧到自己头上，遂用刑罚手段硬逼着硚口区税务局在肃反中查出是一个国民党员的他的一个同学，按照市委办公厅五人小组的授意，“检举”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并以此伪证认定他为“特务嫌疑分子”，派人四出调查，查遍了全中国也没能查出他是哪一家的特务。依照党的政策规定：孤证不能定案。即使这样，那位李主任也不肯放过他，虽然表面上不得不对他说“政治清楚，历史清楚”（因为实在抓不到任何把柄），却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将“有重大政治嫌疑，限制使用”的纸条塞进了大哥的档案。就是这十一个字，不单当年以此为由将大哥排挤出市委机关，而且毁了大哥的一生。大哥出市委机关不久，便开始了整风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哥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本着党提出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16字方针，响应党的 “爱护党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的号召，积极响应，毫无顾忌地给领导提了意见，于是便轻而易举地被抓住了，再也无需查找什么证据，就被扎扎实实地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硬把他推到敌人的那一边，作了最严厉的处理：开除公职，流放到武汉市最偏辟的农村劳动改造，使大哥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将他划为“黑五类”，是被扫除得最早的“牛鬼蛇神”。翻来覆去的批判，无穷无尽的斗争，抄家，隔离，以至毒打，这软的硬的、苦的辣的、狠的毒的，他全都吃过，但他又全都不吃，他以坚强的意志与充分的自信挺了过来，始终不曾屈服。在那政治路线发生偏差的时期，在“四害”横行的年月，在某些人可以一手遮天的单位，黑白竟是可以被随意颠倒的：他那优秀的思想品德，被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他那公而忘私的工作精神，被说成是“打着积极分子的幌子”；他敢于坚持原则，被说成是“目无组织”；他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被说成是“坚持反动立场”；他对某些心术不正者以指斥被说成是“反党情绪”；他不随风摇摆被说成是“高傲自大”；以至他坚信党的政策、向党辩诬，竟被说成是“翻案”！呜呼！正义安在，真理何存！

莫道浮云能蔽日，玉宇终有澄清时。不可一世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了，然而左的路线并没有彻底肃清，左的政策所铸成的错误也没有得到全面拨乱反正，他劳动改造的地方属洪山区管辖，负责落实政策的洪山区委组织部长说：“右派改正后的安置，是很难的”。难在何处呢？他很直率地说：“改正了的右派，还是右派”。 一九七三年底，因中南局撤销，我从中南局组织部回到武汉市委组织部工作。了解这个情况后，认为很不妥当，虽然是我胞兄的问题，但关乎落实党的政策，我还是向市委组织部长作了反映。部长听了也很生气，说：洪山区不落实政策，调到市里来安排。谁知调到市文化局后，反而又制造出新的寃案。大哥1945年在市委机关时的科长是县团级，因为当年的市委在直辖市刚撤销时，编制仍为省级单位。改正时，是在市文化局，而市文化局却将他安排在局下面的一个单位任科长。其理由是“科长就是科长”，根本不问他原来的待遇是县团级，按当年市委高于地方政府半级的规定，他调到市文化局应提一级安排。依此规定，他当以正处级安排，而文化局仅作为营级干部安排，这就不仅是不执行中央“恢复其工资待遇”的政策，反而无辜降了三级，这是在执行党的纠正一切冤假错案时，更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制造新的冤案，且历时近30年的申诉，仍得不到改正！然而大哥不为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所压抑，不仅在工作中，在全国电影经济大滑坡的情况下，唯他却创造了较上年反而增长了23个百分点的大好成绩。使全国许多兄弟单位前来学习，并以此成绩，使单位的领导成为市里的劳动模范。退休以后，他仍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苦读深钻，在唐诗、宋词的研究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出版了学术专著《温庭筠辩析》、《诗词赏析》、《旧诗解构》，有专家认为有独到见解，堪称一家之言。他还写有大量的犀利的杂文、隽永的散文，还可以写诗词，写电影剧本，已出版的即有纠集已发表的散文、杂文、随笔论、序等著作的《万文武文集》、长篇历史小说《亘古英才陆放翁》、《旷世女杰梁红玉》和诗词选集《斯人集》、《斯人二集》，此外尚有许多待结集出版的文稿。即便那些对他大打出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一个大有作为的人。

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在埋没了二十多年以后，还在一直受压的情况下，由于自己的振作，终于被认识了。他现在是作家、是诗人、评论家、许多学会请他当顾问、当评委、当研究员、当副会长、当艺术顾问、当特约编审。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读了大哥的《亘古英才陆放翁》，有感而发，写过一首小诗，不单称赞他的文字，更是称赞他的为人。诗曰：

少年意气扫阴霾，喜卜前程历玉阶。

道是天晴来雨暴，任他檐矮亦头抬。

身遭数劫犹强项，志历多艰不倒崖。

且喜如今冬日暖，精神抖擞振吾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