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on as soon as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的父亲静轩公，派名迪毅，堪称我们万氏家风的忠实传人。他一生虽没有做过高官，但却有过实权，曾是汉口警察局一科主任科员，所在的一科负责掌管没收物资，其中不乏金银珠宝之类贵重物品。当时同仁中常采用调包的办法，将假的饰品充作真品上交，而将真品据为已有。我的父亲认定这是不义之财，宁可过淡泊的生活，也不做这亏心之事，被时人讥为“守着米囤打饿肚”。
我五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所以他的许多事情我无从知晓，我的母亲也很少向我们提及，倒是从旁人对我父亲的赞誉中得知一二。
族人都知道我父亲行侠仗义、乐善好施，凡到武汉谋求差事或打官司，大都吃住在我们家。人多时，地铺从厅堂一直铺到父母亲的房门口，仅是大米一月要吃去几石，可见当时来人之多。我父亲只是普通职员，家用并不宽裕，常常入不敷出，就拿我母亲的首饰到当铺典当，还不能让吃住在我们家的族人知道，唯恐别人知道了不好意思再在我家住下去。我母亲是上海市人，当年外祖父在上海经营古旧商店，家道较为殷实，据我家当年请的娘姨讲：我母亲当年嫁过来的首饰可以用秤称。其实，当掉的首饰以后根本就没有能力赎回来，等于贱卖。我母亲的首饰都是这样被“卖”光了的。
母亲告诉我，我的出生地是武汉。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有关武汉的印象。我能记事的时候，父亲在黄石港的富华煤矿当材料股长，具体职责是负责保管材料和备品仓库。黄石港，又叫它石灰窑，也就是现在的黄石市。我们家在黄石港住的时间并不长，但那时的情况我倒记得很清楚。我们家当时住的是个平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曾种过一棵南瓜，瓜蔓爬满墙头，墙头上缀满了黄花，我还记得有一个大大的南瓜，瓜蔓承受不住坠落在地上，我都抱它不动。院门外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地皮呈黑褐色，其实那就是煤。有些人擓个篮子，说是要饭，看看四下无人，拿出一块铁片在地皮上刨土，捧在篮里，拿回家团成园球就可烧火做饭。煤矿离我们家不远，经常看到满身满脸煤屑连鼻眼都分不清的矿工出进。矿下生产条件很糟糕，经常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老工人说，矿下的老鼠很多，又肥又大，但很有灵气，工人师傅们的饮食再少，也要分一些给成群的老鼠吃。因为它们会预知灾难。瓦斯爆炸之前会成群结队地逃窜，遇到这种情况，只要跟着老鼠跑，也准能躲过劫难。
在黄石港的那段时间，是我记事以来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快快乐乐。我最高兴的事是从母亲那里要两个铜板到江边包子铺买一品大包，用荷叶包着边走边吃，喷香喷香。以后好像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
可惜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日本鬼子从北方打了过来，武汉眼看就要保不住了，大人们人心惶惶，纷纷准备撤退。矿方提出愿付比原工资高几倍的高薪要我父亲留守，父亲不愿受日寇的统制，放弃高薪，毅然举家回到了故乡——黄冈县仓埠区杨裴庙万家三房湾。从村名就知道这是我们家的祖居地，村落不大，从南到北四十几户人家，除有一户姓黄的的人家外，全都姓万，都是尔升公的后裔。
我们家在村的北端，祖居也是个平房，但完全不能同黄石港的平房比，是个很破旧的土砖房子，这就是前面说的我曾祖父邦华公留给家属的遗产。我的祖父在五兄弟中排行老大，按规矩长子住祖宗留下来的老房子。四位叔祖父家的房子都比我们家的房子好得多。这栋祖屋确实很老，里墙已经歪歪斜斜，用一根很粗很粗的大木柱子撑着。据父亲说，他记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后面有个土砖砌起来的院墙，院子不大，种有两棵树，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显得很有生气。我特别喜欢那棵枣树，每到盛夏时节，成串的枣子挂满枝头，果实个儿很大，味道很甜，每年要收半萝筐。院门外是个小稻场，稻场前面就是通往杨裴庙的一条土路。土路旁有一条大水沟边，水沟边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据说是曾祖父邦华公从四川带回的树苗栽下的，这时已有十几丈高。皂角树，春天发叶，夏天开花、结荚，有个谜语叫做：“小时青瘪瘪，长大黄瘪瘪，老了黑瘪瘪，刮起风来瘪瘪撞瘪瘪。”谜底就是这皂角。将皂角捶开，用水浸泡后，可以代替肥皂用来洗衣服。每到冬天，树叶落尽，树上掛着许多长长的黑色的皂壳，风一起，那干干的子粒便在皂壳内摇得“沙沙”作响。因为树太高，根本无法打得够它，但起风时却可以把它吹落了下来。它掉下来时会因不断撞在树枝上发出连续的敲击声。我们家和煦初五叔家住在一排，每听到有皂壳掉下来的声音时，我们两家的小孩就会都跑过去抢。谁抢到了就是谁的。要是夜晚刮起了北风，清晨还可以到树下去寻找，往往一捡就会捡到一小抱。拣来皂角可以省下买肥皂的钱，这在那时帮了我家很大的忙。皂角树的两端是一排两人高带剌的剌树，其实就是《考工记》里说的“桔逾淮而为枳”的枳树。它颇像桔树，结的果子也很像桔子，却是苦涩不能入口。
虽说是祖居，我却是第一次回到家乡，处处都感到新奇，也着实快活了好些天。父亲不用像过去那样每天上班，可以经常陪着我们。我和哥哥（那时弟弟还小）成天围着父亲，把他当成一棵大树，我和哥哥手拉手当作锯子，在他身上锯呀、锯呀，说声“树倒了”，父亲就应声倒下，我们俩兄弟顺势扑在他身上，父子三人抱成一团笑个不停。这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父亲要我闻他的脚丫子，闻一次，第二天准到杨裴庙的集上买油粑给我吃。杨裴庙算得上是个露水集，有一家广货铺、一家中药店、有一张卖肉的凳子，中间有一块空地，是卖菜、卖鱼的地方，我就在这里卖过萝卜。这块地属我们湾的花子二爹管，每天清晨，他拿一杆秤，鱼菜的买卖，斤两、价格都由他说了算。再就是一家熟食店，有油条、油粑、麻花。油粑，是糯米粉子用水调好包上绿豆沙，再用油煎，我最喜欢吃，所以父亲总用油粑来奖励我。好像只有我们杨裴庙的集上才有这种油粑，几十年后我再次回到故乡，杨裴集还在，但已找不到儿时的那种油粑了，但这种温馨的记忆是永远留下了。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几天，父亲就走了。父亲不能不走。我们老家离武汉一百多华里，几乎每天都可听到从武汉方向传来的爆炸声，若是晚上还可看到燃烧的火光，那是日本鬼子的飞机在轰炸武汉。每逢这个时候，父亲总要快步走到室外朝着发出爆炸声的方位呆呆地站着，摇头叹息。那些天，父亲虽然和我们打闹嘻笑，但他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只是我那时太小，不懂得大人的心思罢了。不久，传来武汉失守的消息。日寇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父亲再也呆不下去了，告别妻儿，走上了抗日之旅。父亲走的那天，对他的故乡，对他的亲人，是那样的恋恋不舍，他放心不下走了以后母亲和我们小兄弟怎么生活。他经过了痛苦的抉择，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可是，父亲这一走，竟成了和我们的永诀，就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外出不久，便寄来一封信。附有一张半身照片，我发傻地问：父怎么没手没脚呀？母亲和哥哥都笑我。父亲寄信用的是大信封，在信封里糊了个夹层，夹层里放着一张十元的钞票。这是因为我们家乡已经成为敌占区，虽能通邮，汇款却不安全，父亲便想了这么个办法，按月寄钱回来。父亲在为国家、为民族抗争的同时，还在最困难的时候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钱虽不能解决我们全家的生活，但也是极大的补助。对于母亲来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不料父亲的这个秘密很快被杨裴镇上负责邮政的那户人家发现了，母亲再收到父亲信的时候，还是那种大信封，但夹层被人拆开过，里面的钞票没有了，这等于断了我们全家的生路，并且连续两次都是如此。母亲很自然想到那户管邮政的乡邮员。乡邮员就住在杨裴集上，母亲带着我和那两个被拆开夹层的大信封找到乡邮员，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乡邮员当然不承认，最后跪在地上，指着他的儿子对天发誓：我要是做了这种缺德的事，叫我这儿子不得好死。在乡村里发这样的誓就算顶了大天了，母亲当然相信，但又没法查清是谁干的这昧良心的事，只好让父亲再也不要在信封夹层里放钞票了。
信封里不放钞票容易，但我们家的日子就难过了。此后不久，因日寇步步入侵，一九三八年的冬月，父亲在撤退途中染上疟疾，这本不是什么大病，却因为是在抗战期间，得不到家人的照顾和起码的医治，过早去世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是同我父亲在一起的迪秀叔写信告诉我们的。接到这封信，母亲痛不欲生，这一年，我母亲才三十一岁。我们家的这株大树真的倒了！如若不是日寇的入侵，父亲不会只身出走，即令染上疾病，有家人的精心照料和必需的治疗，是不会那么早就离开我们的。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由于我们都不在父亲的身边，想必父亲是走得很不甘心、也是很不放心的。父亲的死，对于我们家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就像我们住的这栋老房子，本已歪歪斜斜全靠那根粗大木柱子撑着，突然失去了这粗大的木柱子，这个房子是很难支撑的。父亲去了，我们家完完全全没有了生活来源，可我们还得活下去，这千钧重担就压在母亲的肩上了。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农村里就得靠种地生活。那时，我哥哥十岁，我五岁，弟弟不满一岁，全是只会吃饭、不能干活的年龄。母亲姓蒋讳铭佩，上海人氏，外祖父经营古董业，家境比较富裕，虽然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但也从来没有接触过农事活动，被生活逼到这个地步，也不得不和农妇一样，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摇着纺车纺纱。母亲既要承受丧夫之苦痛，又要肩负育子之重任，那不是含辛茹苦、含悲忍痛这样的词句所能表达得清楚的。好在我有个非常善良又非常勤劳的养母，她是安徽人，夫家姓郑、娘家姓吴，三十岁时丈夫去世，刚出生的女儿也没能够养活，孤身一人漂流在上海。当时我父母正在上海，大哥出生便缺奶，郑吴氏便到我家成为我哥哥的奶妈。以后一直随着我父母从上海到武汉、到黄石、又一起回到杨裴老家。这下可苦了她了，也同我母亲一样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摇着纺车纺纱。她虽然是苦出身，能干农活，但她在我们家如此勤扒苦做，受苦受穷，不仅得不到任何报酬，反而将她以往的积蓄全都拿给我母亲贴补家用。她已经水乳交融般地成为我们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她对我们兄弟像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疼爱，也一样的严格管教，我们也像尊敬母亲一样的尊敬她。据我大哥回忆，他在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带他上街，看见一家玩具店有个透明的小球，里面有水，水面上漂浮着一对鸳鸯，十分有趣。便要求父亲买下来。店主见机抬高价格，父亲不买，他又偏要，这就惹恼了父亲，将他拖回家来就打。不知为什么母亲也打。养母心疼得直掉眼泪，这是她用乳汁喂大的孩子，看作她生命的一部分，默默地清好她的小青布包袱要离开这个家。父母被她的这个举动震憾了，不仅当时不打以后再也不打我们兄弟了。哥哥知道，父亲是很疼爱他的，何曾舍得打他，可能是自己太犟了，当着商人的面，伤了父亲自尊心的缘故。是以他对这次疼痛早无印象，唯有养母伤心地搂着他坐在床上垂泪，而他则在她怀中哽咽，旁边有一位住在我们家的东亭二婆苦心劝她留下的情景，六十多年了却依然如昨。
养母不单疼爱大哥，也疼爱我和弟弟。每到冬天，我的手脚皮肤皲裂，十个指头的每个关节和手背裂成一道道的血口子，流出的血凝固在那里，我又怕洗手，不论是冷水还是热水，手一接触就钻心的疼。因为护疼，洗脸时只用手掌沾水，手背和指头经常是黑黑的，母亲和养母总是烧好温水要我把手泡在里面，多泡一会果然要好得多。父亲死后，家里实在太穷，连个蛤蜊油都买不起，只有采下苦楝树的果实，一采一大堆，将黄色的表皮剥开，将那膏一样的乳白色的内瓤涂在裂口处，可以起一点保护作用，但起不了治疗的作用。有一年，我的脚后跟冻得开裂以后又被感染，烂成一个大洞，不断流脓流血，不但疼痛难忍，而且臭不可闻。养母每天用隔天的茶水替我清洗创口，细心地将脓血洗净，然后用陈年的棉絮烧成灰，趁热敷在创口上，再用布包裹起来，就像照顾她亲生儿子一样。我在清洗的时候仅管疼的要命，我咬着牙，不哭不喊；我看见养母眼里是噙着泪的。大半个冬天，天天如此精心护理，硬是替我整治好了。要不是养母如此关爱，说不定会落下什么样的残疾。大哥外出谋生以后，我虽然年小，也是我们家的男劳力，担水是我的任务之一。养母知道我贪玩，每当挑着水桶出门担水的时候，总要叮嘱我：锅里等着水的。可是当我担着水经过稻场时，看到小伙伴们在玩珠子游戏，我忍不住放下水桶就“参战”，而且把锅里等着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养母找来，我才挑起水桶一路小跑回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养母从不打我。
一九九九年续修宗谱时，大哥为母亲和养母写了一篇传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养母如同亲姊妹般的帮助母亲维持这个苦难的家庭，因为她毕竟是农家出身，便主动分担农活，而让母亲在家纺线、烧饭。一个主内，主持家政；一个主外，包揽一切农活。自然在农活大忙时，为了抢季节，母亲也要下地干农活的。她俩各善于自处，竟比同胞姐妹还亲，我从未看见她们红过一次脸，争过一句嘴。内外家事，她俩分担得如一人之左右手，配合得那样默契而无间！
养母极能吃苦，往往是整个地里所有劳动的人都回家了，空旷的田野里只有我们母子。养母这时总是心疼地要我们先回家，而她则往往是要劳动得天黑完全看不庄稼了才回家。夜间还要和母亲一道纺线。堂屋中间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放一盏小油灯，供我们弟兄读书，两边则是各放一架纺线车，养母和母亲一人一架，各自默默地纺线。纺车的嗡嗡声，伴着我们兄弟的琅琅读书声，也算是她俩辛苦一天中唯一能够感受到的一点快乐和慰藉。
说到种地，我们家土地并不多，一斗六升旱地，三斗五升水田，共五斗一升。按一九五二年土改时的规定，一斗六升折合一亩，计三亩二分。当年我们家孤儿寡母，既缺劳力，又无大型农具，加之水田都在数里之外，根本无力耕种，只好出租，旱地则自己耕种。五口之家，仅靠这点土地是无法生活的。这就得感谢表兄余正之。表兄幼时家庭贫寒，常年在我家生活，成人以后，在汉口钱庄学徒，因其诚实、勤劳，深得老板的信任，委他以主管，给的薪水也高，在农村算得上是富裕之家了。表哥在我家周边置买四斗二升水田、二斗一升旱地。因见我家困难，水田由我家出租，旱地由我家耕种，他只保留产权，这给母亲支撑这个家以很大的支持。
由于我们兄弟年纪幼小，家里缺乏壮男劳力，是以母亲不得不从事一些超常的农事劳动。为了抚养我们年幼的三兄弟，吃了许多超常的苦。母亲在艰苦的生活中很快磨炼出来了，下地能干农活，在家能纺线。有些活路农村妇女还比不过她。晚上为了节省灯油，母亲还练得一手绝活：纺线不用点灯，并且纺出来的线又细又匀。拿到集上去卖非常抢手，总能卖出比较好的价钱。
仅管两位母亲如此勤劳，持家又极为节俭，但终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常常处于家无隔宿之粮的窘境。不料“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正常年景都很难煎熬，又碰上连续三年大旱。因为干旱，出租的水田三年里只收到五斗稻谷的租子。自种的旱地，孤儿寡母更是无力与老天爷抗衡，在土地上付出了较之常年数倍的汗水，而收成却等于零。地里几乎颗粒无收，肚子却不能一天不填，这就苦了我的两位母亲。夏、秋两季还比较好过，没有粮食，可以用野菜充饥。哪怕是大旱之年野菜也照样生长，这就是大自然的造化。那三年间，在农村能吃又能找到的野菜我们都吃遍了，最难吃的是野胡萝卜缨子和藜蒿。现在人们吃藜蒿是讲究营养，鲜嫩鲜嫩的，味道也很鲜美，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完全想像不到我们当年是怎样吃藜蒿的。俗话说：正月藜，二月蒿，三月藜蒿当柴烧。而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令，将那当柴烧的藜蒿成捆的割回来放在锅里焖，缺油少盐，吃起来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咽。夏天涨水的时候，刚刚收割完小麦，就有人用木船运蚕豆到蔡家漖，用蚕豆换取小麦。蚕豆全是被虫蛀过了的，味道也是苦的，只因为一升小麦可以换三升蚕豆，能够多填两顿肚子，母亲也只好背着刚收下的小麦去换那发苦的蚕豆。焖藜蒿或是煮蚕豆的时候，上面有少许米粒，全盛给我们兄弟，母亲和养母填在肚子里的便全是那苦涩难以下咽的藜蒿和蚕豆。这使我们兄弟最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母爱！
除了愁吃就是愁穿，母亲很会纺线，但却不能织布。不是没有那个本事，而是没有织机。农家的土式织机虽然简陋，但那时置办一台织机犹如现在购置一辆轿车，我们家穷的吃饭都难，哪能有这种奢望。母亲也真有办法，将亲手纺出的棉线同织布的人家换布，这比卖线买布要划算得多，然后用木梓树叶将布染上颜色，做成衣服也很漂亮。每到新年，我们兄弟都可穿上这样的新衣服，很是得意。
母亲为了度过灾荒之年，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有两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终年不忘的烙印。第一件事是贩卖大米。日寇占领时期实行封锁政策，有些重要物资是禁止买卖的，大米就在被禁止之列，所以贩卖大米便有利可图。但从事这个营生不仅要有气力，还得冒险，所以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子汉，而我母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弟，不得不参与到这个行列之中。为了躲避日寇的关卡，贩卖大米常常选在夜间行动，而且行动极为迅速，几乎是一溜小跑。母亲虽说磨练出来了，但终究难以适应。在一次没有月色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贩运大米的行动开始了，那些年轻力壮的男子汉轻车熟路跑得极快，母亲只得咬紧牙关往前赶，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为我们兄弟的生存进行拼搏。途中要经过严家堰，实际是个小型水库，堰的堤坝有十几丈高。母亲毕竟是妇女，紧赶慢赶，赶到堤坝时已经看不见前面的人影了。母亲心里一急，又看不清路面，脚下一步踏空，连人带米摔到十几丈高的堤坝下面，半天动弹不得。母亲被摔仍紧紧抓住米袋没有松手，米虽未撒，人却受了伤。那时吃饭都难，更没钱治病，忍着疼痛还得照样干活。第二件事是到邻县黄陂挑苕（红薯）。灾荒年头，红薯比较便宜又容易填饱肚皮，是穷人度荒的首选食品。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天上下着雨和雪，地上结了冰。去黄陂要经过八里湖，湖名八里，形容湖面辽阔。这湖是通着长江的，夏天长江涨水，这里一片汪洋，可以通航汉口。当年仓汉轮船公司在仓埠镇设有码头，每年涨水季节有轮船来往于汉口和仓埠镇之间，每天一次，十分方便。湖虽通江，但不是长江那种黄澄澄的浑水，而是清凌凌的湖水，清澈可以见底，成为农村孩子的天然浴场。入秋以后，水渐渐退尽，这里便生出一片绿茵茵的湖草，大雁南来时，喜欢食这嫩绿的湖草，所以人们又叫它雁草。去仓埠，到黄陂，就从这干涸的湖中通过。每到雨天，泥泞难行。寒冬季节，更因雁草凝得根根如利剑，所以这个时候湖中极少行人。但也就是这个时候，母亲、养母和大哥却不得不顶着寒风、冒着雨雪、踏着这像布满刀楂子般的湖面去黄陂买苕。去的时候，路虽然难走，但肚子里塞了些野菜之类的食物，肩上也不负重，还能忍受。回来的时候就很惨了，肩上压着重担，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肚里越饿，身上更冷，担子也就更重，脚步越来越挪不开，三步的路要分五步走。路上有一条很窄的水沟，本来一步就可迈过去，可是母亲这时体力透支，一脚正好踩在沟面上，摔倒了。沟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下面是烂泥，爬起来时，鞋却陷在烂泥里，怎么也摸不着了。大哥便脱下自己的鞋子给母亲穿上，而自己则赤着脚走，那一路是一步一个血印！回到家来，母亲看见大哥脚上的道道伤痕，躲在房间里暗自哭泣。母亲的性格极其刚强，忍辱负重却从不轻易掉泪，即便是在这外忧内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从不在人前包括在我们兄弟家人面前掉过一滴泪，肩上的担子是那样的重，内心是那样的苦，日子又过得那样艰难，母亲都暗自承受，从不把忧愁摆在脸上，也从没对我们叫过一声苦，甚至没有大声叹过一口气。劳动之余，有时还哼几句京戏或越剧，虽是自我调节心情，主要的则是为了让我们在极度困难与挫折中不感到惊恐。我们也确实从母亲的镇定中始终有一种安全感。
在那灾荒年头，真个是度日如年，经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但虽是吃糠咽菜也没有让我们兄弟饿着、冻着。更为难得的是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任凭多苦多难，从来没有下人之色，从来不做亏心之事。吃的、穿的、用的，除了正之表哥偶有接济以外，全是自己劳动所得，不沾别人一根柴草。过去，我们家住汉口，塆子里的人到汉口得我们家好处的不少。因为他们家有劳力，一般都比我家这时强，但在我家困难时，也从没有一人前来探问过。而我们的母亲也从不去找他们，更耻于谈及过去对他们的恩惠。母亲经常教育我们人穷不能志短，“三天不吃饭，口里还要有锅巴香。”母亲经常教育我们人穷要能受得住穷，但不能穷志；宁可打饿肚，也不能贪别人的便宜，可以掉肉，不能没有骨头。我很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有一年的夏天，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却偷回来一个鸡蛋，他的妈妈夸他能干。他受到鼓舞，便经常偷鸡摸狗，随着他的年纪不断增长，偷的东西也从小到大，终于成了一名“大花强盗”。最后犯了死罪，临上刑场的时候，他要求见妈妈一面。妈妈来了，他要吃妈妈一口奶，妈妈依他，结果他一口将妈妈的奶头咬掉，说：不是你夸我小时会偷鸡蛋，我也不会有今天。母亲讲完这个故事对我说：“这样的儿子不是好儿子，这样的妈妈也不是好妈妈！母亲讲的这个故事和最后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管了我一辈子。
母亲的行为，不仅教育了我们兄弟，也赢得了全村人的尊敬，是以我们家乡刚一解放，村人便推举母亲当了村妇女主任。
解放了，翻身了，母亲的苦难应该熬出头了。可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我那伟大的母亲却遭遇了更大的劫难，这是我们怎么也料想不到的。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