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天才唯母亲4.缝纫机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就常听母亲念叨，盼望着有一台自己的缝纫机。在1960年代，绝大多数家庭大人、孩子的衣服都是靠手工缝纫，有多少母亲梦想着拥有一台自己的缝纫机呀！

1961年秋收的季节，爸爸从公社回来，说这样艰难的日子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农村的生活比县城里好混，动员母亲带着我们兄妹把家再搬到他工作的乡下去。其实母亲从五金厂里辞工，就已经准备把家搬到乡下去与爸爸团聚，但还是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给爸爸提条件。说你调到乡下工作了五年，我们搬了四次家，如今又要折腾我们娘几个。让我们搬家可以，乡村里没有被服厂，孩子们都一天天地长大了，手针做衣服哪能供得起呀，你得给我买一台缝纫机。爸爸早就打算给家里添置一台缝纫机，知道这是母亲的最爱，也为了减轻母亲的家务负担，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母亲提出的要求。

记得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爸爸坐着生产队送公粮的马爬犁回来，扛进屋里一个小木箱子，一边脱羊皮短大衣，一边喊哥哥找出工具把木箱打开。哥哥用老虎钳子打开箱子，取下上面覆盖着的细刨花、碎纸团，拎出一部乌黑铮亮的缝纫机头，嚷嚷着喊母亲快过来看，还是‘飞人牌’的呐！

母亲一听爸爸拿回了缝纫机，乐颠颠地跑进屋子，撩起围裙擦干净两手，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摸摸机头，摸摸台面，转一转手轮，扳一扳压脚。母亲正这样爱不释手地抚弄着，突然冲爸爸生起气来，说你拎回一个缝纫机头来唬弄我，没有机箱、机架，那不是聋子耳朵——配搭吗！爸爸急着辩解，你也不看看这是啥年月，这还是托百货批发站的同学淘弄的呐，你先将就着用，我再想办法凑齐这机箱、机架。

      爸爸在那里劝慰母亲，哥哥爬在炕沿上摆弄缝纫机头，一边转动着缝纫机手轮，一边给母亲吃宽心丸儿，劝母亲不必着急，缝纫机头一样可以做活，没见苏联电影里有手摇缝纫机吗，我这就给它安一个手柄。

哥哥从抽屉里找出一根丝包线，缠绕成一根柱状的手柄，固定在缝纫机的手轮上。试着摇了几摇，觉着挺顺手的，起身拉着母亲过来试。母亲给机头挂上线团，给线梭纫上底线，找来一片白布，续到压脚下面，缓缓地摇动手轮，随着缝纫机嗒、嗒、嗒那悦耳的声音，随着地齿起伏着推动，布片上留下了一行细密的针脚，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就这么一台手摇缝纫机，是这个村子开天辟地的第一台缝纫机，是我们一家人最值钱的家当，是母亲操持我们这个家庭的帮手。

母亲用这台手摇缝纫机，学着给我们兄妹做新衣裳。开始的时候，母亲左手续活，右手摇手轮，顾此失彼的，显得有些忙乱。不到半天功夫，母亲就练得顺了手，不再手忙脚乱，缝纫机嗒、嗒、嗒的节奏越来越明快。

五一节换季的那一天，我和哥哥穿上了学生蓝的制服裤子，漂白布的长袖衬衫。两个妹妹穿着粉红色佩小碎花的起肩的灯笼袖的布拉吉，蹦蹦跳跳地像两只花蝴蝶。就这样简单的衣着，却在这个小村屯里刮起了一股服装改革的旋风。

1960年代，村子里的人们都穿着手工缝纫的便服，很少见有谁穿着缝纫机做出的制服。男孩子的便服裤子是不分前后的，可以翻过来调过去地穿，屁股的那一面穿破了就换到前面。女孩子也要穿那抿裆的高腰棉裤，显得格外臃肿，再好的身材也无法显现。那时候衣着的色彩也十分单调，绝大多数是黑色或蓝色，女孩子穿一件紫地碎花的棉袄就已经很奢侈了，哪里还会奢望有色彩艳丽的花衣服穿！

就要过6.1儿童节了，公社的中心校要召开庆祝大会，要组织检阅游行，要开展各项体育竞赛。每年过儿童节，无论多困难的家庭，也要给孩子做一身新衣服。再说啦，就是没有儿童节，不做一茬新衣服，也没法换季呀！

今年不一样啦，孩子们缠着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啥也要穿公社干部家孩子那样的制服。男孩子要穿蓝裤子、白衬衫，女孩子要穿布拉吉。孩子们的家长没办法，买好了布料来求母亲。孩子们要穿制服，母亲没法推脱，压根儿也没想推脱。

母亲守在缝纫机跟前摇了一个月，给二十几个上学的孩子都做了一身新衣服。那个年代的孩子们要列队上学。6.1儿童节这天，我们村里的孩子，男同学走在前面，清一色的蓝裤子、白衬衫。女同学跟在后面，清一色的齐膝布拉吉。这在6个年级250名同学当中，是最鲜艳、最耀眼的一群。

1962年冬天，老叔特意从哈尔滨来看望我们，见母亲使着手摇的飞人牌缝纫机，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有了主意。老叔回去没有多久，爸爸就收到了他的挂号信，里边装着一张铁路快件的提货单。爸爸借着开会的机会，到县城里的火车站取回邮件，托供销社的采购员运货时给捎了回来。

待哥哥安装完毕，缝纫机立刻就神气了起来。黑亮亮的机头，配上紫檀色的机箱，酱红色的机架，摆在屋子里，要多亮堂有多亮堂。哥哥给缝纫机挂上皮带，搬过凳子让母亲坐下，缝纫机明亮如镜的台面上映出了母亲开心的笑脸。

家用缝纫机的机箱论‘斗’，两个抽屉加一个翻斗的叫做‘三斗’，四个抽屉加一个翻斗的叫做‘五斗’。老叔寄来的机箱是个三斗的，母亲总是觉着不够完美，心里筹划着，一定要换一台五斗缝纫机。

母亲虽然是干部家属，但住在村子里，就要给社员们作榜样。下达给农户的农副产品交售任务，不论是鸡蛋还是木耳，母亲都要提前超额完成。1965年夏天，母亲夺得了全公社交售鸡蛋任务第一名，供销社把一台解放牌五斗缝纫机的购物劵作为奖励。邻居的阿姨听说母亲得了缝纫机奖劵，领着两个外甥不由分说地抬走了飞人缝纫机，临出门时把145元钱硬塞在母亲的手里。

事不宜迟，正是在暑假里，我和哥哥借一辆手推车，傍晚就把缝纫机拉了回来。待哥哥安装完毕，崭新的缝纫机把屋子映照得熠熠生辉。母亲围着缝纫机左转转、右看看，说这五斗缝纫机设计得就是合理，既美观又大方。机台下面的两侧挂着四个斗，瞅着就是稳重，不像那三斗机，显得头重脚轻，总感觉摇摇晃晃地。你看这五个斗，都能派上用场，从机油、配件、工具，到线团、线轴、线梭，都有自己的位置，保证机台上不再凌乱。

       1970年代，市场上出现了化纤衣料、混纺布料，花色品种也逐渐丰富了起来，人们对穿着打扮产生了新的追求。母亲更忙啦，那台解放牌缝纫机整天嗒、嗒、嗒地响个不停。母亲不再满足于做学生蓝、布拉吉，她要对农村的传统服饰来一场变革。

有史以来，人们穿着的棉衣、棉裤，都是由里子、面子的布料夹着棉花，都是一体化、不可分离的。为了防止棉花滚包，要用针线密密地绗起来，整个冬天不能拆洗。即使是军人、警察的制服，也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军警的棉衣是工业缝纫机轧出的棱棱。衣服穿得干净的，一个冬天穿下来，也已显得油亮；衣服穿得狼狈的，冬天还没过到一半，就已经油渍麻花地失去了本来面目。

母亲要把棉衣和罩衣分开，棉衣可以穿一冬，罩衣可以随时洗，让出门在外的人们衣着光鲜，干净整洁。这样一来，等于每人多了一套衣服，布票、开销一下子紧张起来。为了解决这一供需矛盾，母亲想出了一个好办法，用旧衣物做棉衣的面料，有罩衣罩在里面，无论补丁摞补丁地多么花哨、寒酸，谁也看不见。

母亲拿三个妹妹做实验，买回颜色艳丽的呢绒混纺衣料，套着裁剪会节省很多。她把与聋哑裁缝做便服棉袄积累的经验集中起来，提炼出来，做成便服风格的制服袄罩。制服的平肩上袖，夹克的斜插挖兜，旗袍的镶边儿立领，便服棉袄的花式纽襻，而且选择了不同的纽襻样式。

入冬的第一个飘着雪花的冷天，姐妹三个穿着新颖的袄罩，站在女孩子的人堆里，不由得令人们眼前一亮。女孩子们轮着班地抢着穿穿试试，转着磨磨地反复打量，相互间地评头论足。母亲们凑近三姐妹，仔细地抻抻衣袖，扯扯衣领，插插衣兜，摸摸纽襻。女孩子、母亲们围着三姐妹一个劲儿地夸奖，把棉衣和袄罩分得这么清爽，把便服和制服搭配得这么巧妙，把纽襻繑得这么精致，真羡慕你们姐仨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好妈妈。没过多久，母亲设计的新式袄罩便在这个偏僻的山乡里流行起来。

1978年的春耕期间，忽然接到母亲从国营林场打来的电话。说爸爸调到这个林场管理知青、后勤，知道你工作忙，举家搬迁也没有打扰你。但你也不是让你躲清静，比搬家更重要的任务由你来完成。你这位大嫂过门儿的时候，几次三番地念叨喜欢缝纫机，我只好忍痛割爱，把那台解放牌缝纫机送给了她。你懂的，妈这辈子就喜欢个缝纫机，这没有缝纫机的日子真舍手啊！你种完了地来看我们，啥也不用买，就买一台缝纫机，要解放牌五斗的，既漂亮又耐用。

当时的公社还没有北京吉普车，只有一台省政府奖励给马铃薯基地的三菱轻卡。我叫上老司机，拉着缝纫机去林场看望母亲。汽车拐到门前，母亲迎了出来，邻居的婶子大娘听到汽车喇叭声也都围拢了来。母亲兴高采烈地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二儿子，就在附近那个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今儿个是特地来给我送缝纫机的。母亲把‘送缝纫机’这几个字说得抑扬顿挫，格外响亮。

母亲的一生，前后拥有三台缝纫机，我敢说她老人家是最富有的母亲。母亲用这三台缝纫机，为无数的乡亲缝制衣裳，带动了乡村的服装变革，妆点人们贫困、单调的生活，收获了无尽的心灵愉悦。我敢说她老人家也是精神世界最富有的母亲。

注：所用图片来源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