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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的水晶球(8)

(2015-03-22 01:19:21) 下一个

8、上学

我终于要上学了。

爸爸让我和四哥上的是南京朝天宫小学。它的校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委党校。大半个世纪以来,虽然它的楼更多了,但总体格局并没有大变,因此倒推出那个时期的校舍建筑,即使拿到今天来看也算得上是富丽堂皇的了。这件事在我长大以后,每每回想起来,总觉得当初爸爸的脑子里不知搭错了哪根筋:以我们当时几乎断炊的贫困,居然挤进如此豪华的贵族学校,这不是强拉叫花子赴宫廷大宴,吃相扮相能好看吗?不过从中我也体会到了爸爸咬紧牙关发的狠心:他忘掉了自己当下的处境,本能地觉得他的孩子必须得到最上的教育。

我从来没有上过小学,再说我也才五岁,依照惯例,连上学都勉强,好在那时候上学年龄限制并不严格,你硬想上,也没人拦你,但条件是必须从头上起,这就是学校的规定。但我爸不同意,他让我妈跟学校说我的书已读过不止一个年级了,从头学起是浪费时间。这么一来,学校就要给我做个程度测试,看看我适合读哪个年级。

我记得那一天妈妈送我去学校,当我走进至今仍作为民国文物被保存得完好如初的大门时,迎面就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来接我,她跟妈妈一人搀着我的一只手,把我带进了一间教室。临进门时,妈妈不失时机地在我手里塞进了两只大枣,然后跟我摆摆手,就依在教室外的门边上看着我。

老师让我坐在面对窗户的一张课桌旁,桌上放着一张考卷,要我先写上姓名,再答考卷。我看了看题目,并不难,我很快就做完了,但最后只有一题我不会做。这是个看图写字的题目,上面画了一株杨柳。杨柳我当然认识,但我只会写“杨”,不知道“柳”怎么写,因为我没有学过。

坐我旁边的还有个小男孩,我看他的考卷上好多题目下面都是空着的,偏偏这道题目他在下面写了“杨牛”两个字,我知道肯定不是“牛”,因为音不对,但我实在想不出正确的字,只有照他的样子也写上了,尽管心里十分不情愿。

这时候那位女老师走到我的身边,很严肃地说,“汪应果,你怎么看人家的考卷呀?”

我抬起眼,问,“为什么不能看呀?”

女老师奇怪地看着我,“当然不能看呀。这叫作弊!”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作弊”这个词,问道,“什么叫‘作弊’呀?”

女老师眼睛都瞪圆了,“怎么,你连这个也不知道?”

我摇摇头。

“你,你,你不是要考插班吗?”

我又不懂了,什么叫“插班”?我摇摇头。

“你难道没上过学?”

我还是摇摇头。

女老师拿起我的考卷,又拿起旁边男同学的考卷,对照着看了看,越发奇怪地打量着我。

“他写的‘牛’也不对。我还不想照他写呢。”我自作聪明地补充说。

女老师望着我,有点哭笑不得的样子,说,“你是怎么一回事?连‘作弊’这么严重的事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不知道,连听都没听过。

女老师大概觉得这件事有点难办了,她无意间看到了还倚在门边上盯着我看的妈妈,便走到门口,两个人低声嘀嘀咕咕谈了半天,然后妈妈便把我带走了。

出了校门,妈妈劈头给我一顿骂,“你考试怎么看人家的卷子呀?”

我没说话,心里隐隐觉得似乎哪儿是出了毛病。

“当然这也怪我,事先没有跟你说清楚。”妈妈补充了一句。

我问,“妈妈,老师怎么说?”

“她开始不相信你从来没有上过学。我跟她解释了她才信了,说,不知者不为过,这一题没有分。”

我心想,那个“牛”字本来就是错的,我填上它心里还老大的不乐意呢,我整张考卷都写满了,就剩下这个空挡,我只是不喜欢看着考卷上有空档罢了,现在没有得分儿也是应该的,但是一想到为这事有可能上不了学我就有点沮丧,我耷拉着头跟着妈妈后面走。

妈妈看我没精打采的样子,有点奇怪地问,“你怎么不问问上学的事?”

我没好气地说,“反正也上不了啦。”

妈妈停住了脚步,笑着说,“谁说你上不了啦?老师说了,你的程度过了二年级,让你插班进二下。”

“真的?……”我话还没说完,妈妈就蹲下身子,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说,“趴我背上,我背你回家。这段路还真的不近呢。”

就这样,四哥插班进了三下,我则进了二下。

我的小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妈妈说这段路不近,那个时候对这句话没有概念。我只知道,每天我都天漆黑的时候就起床了,然后打着哈欠懵懵懂懂地跟四哥绕街穿巷地走,一直走到一处叫做“糯米巷”的地方,天才有点蒙蒙亮。我对这个地名至今为什么还能记得,是因为每到这里四哥就会在巷口一个卖煮山芋的老头那里买四根手指粗细的山芋,当做我俩中午的口粮,然后他用手帕包了放进书包里,我俩再一起赶路,等到了学校时,天才大亮。这几天我因为要写这部小说,用手机上的定位系统测量了一下,手机上显示,从家到学校直线距离将近四公里,那时候没有公里的概念,也就是说实际上要走远远超过八华里的路程,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五岁的孩子以及七岁半的四哥,都不是轻松的事,特别是四哥还肩负着带领着我在南京城南那密如蛛网的小巷当里借着像鬼火似的昏暗的路灯查看路牌,寻找捷径穿街走巷并备好午餐的使命,我想对他也绝非易事。而每天放学回来,到家天也就完全黑下来了。

第一天到学校我就遇上了尴尬的事。因为路不熟,我跟四哥到达学校的时候,刚刚敲过了上课的钟声。四哥急急忙忙把我送到教室门口就跑去找自己的教室了,我呆呆地站在教室外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教室门开了,一看,原来就是那天给我监考的那位女老师。她对我亲切地一笑,说,“你是叫汪应果吧?进来呀。”说着牵着我手走进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来的同学,他叫汪应果。来,给大家鞠个躬。”

我看见那么多的同学眼睛都看着我,脸大概又红了,低着头鞠了个躬。

突然,一个同学大声喊,“瞧啊,他手里拿的是个什么包呀?讨饭袋子吧!”

一句话让大家哄笑起来。

我这时真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我知道我的书包是妈妈用我穿过的破衣裳上一块旧的兰布扯下来又缝起来的手提袋,式样很难看,不像他们都是背在身上的小皮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贫穷的耻辱,我差点都要哭了,低着头,把书包藏在身后。我的动作引得同学们更是哈哈大笑。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女老师很严肃地说,“都不许笑!”

教室里立刻静下来。

女老师带着我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那儿刚好孤零零地有一张空位,告诉我说,“你就坐这个座位。因为你是插班生,座位早就排好了,你只能先坐这儿了。”然后她走到教室的前面,严肃地对大家说,“今天你们对新来的同学态度很不好。不错,汪应果同学的家境可能不像你们,他的衣服上有补丁,他的书包也不好看,但是你们注意到了吗?他很干净。我一再告诉你们,只要衣服、身子干干净净,再多的补丁都是好看的,因为补丁就是衣服上面的花。我还要告诉你们,汪应果同学是你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他今年才五岁……”

“哇,五岁!”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就哇地一声嚷开了。

“你们几岁啦?”

“七岁。”

“八岁。”大家七嘴八舌地回答。

“所以啊,他是你们的小弟弟。你们都应该怎样对待他呢?”

“爱护他。”同学们齐声喊。

“我还要告诉你们,他这次插班考试的成绩非常好,只有一个字没有答出来。”

“哇!”一片惊叹。

“所以啊,你们也要向他学习。我说的对不对?”

“对!”同学们的回答几乎把房顶都掀翻,这让我这颗一直惴惴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下来了,我开始对这位女老师产生好感了,而且我此刻也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叫她文老师。

接下来就是文老师上语文课、算术课,我听得很用心,尽管我前排的同学个子大总挡住黑板,但我可以通过不停地晃动上身透过他肩头的空隙去看,只是到了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我出了点情况——我想小便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别说根本不知道,就是知道了我也不敢举手报告老师请求允许小便,我只有坐在座位上硬憋着,身子不停地摇晃着,到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我一泡尿就洒在了身上。我也知道这是件很不光彩的事,要让同学们知道了我脸不知该往哪搁了,所以一动都不敢动。幸亏我坐在最后一排,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只觉着屁股下面是先热,后凉,最后又变暖了。

这节课我的脑袋就搁在屁股上体味冷暖变化了,好容易才熬到了上午课程结束,等到教室里的同学都走光之后,我才敢站起身来,一看,椅子上的尿已经捂干了,只有地面上还有一滩似干未干的水迹子。我终于松了口气,急忙冲出教室直奔操场角落的滑梯处,那是我跟四哥事先约好的地方,中午休息时我们在这里用午饭。

四哥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问,“你们下课迟了?”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哥哥拿出早晨买好的山芋,一人两根,就坐在滑梯顶上,吃起来。这一点点食物,真不够我们吃的,但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那一时刻特别幸福:山芋吃在嘴里,冰凉,但甜极了。为了延长这甜美的享受,我常常把细细的山芋像糖棒棒那样吮进口里又慢慢滑出来,这样进进出出许多次,才让它一点点地咽下肚,中国古人讲究吃饭要“细嚼慢咽”,西方营养学家讲究要充分利用“唾液中的酶”,其实在我一生中,真正践行这些伟大理论的恰恰是在我生命的初始阶段,以后就越来越不像样子,这真应得上“人生识字糊涂始”这句老话了。

到了下午的课上,因为早上起得太早,我已经撑不住了。我记不起是哪位老师上课了,总之不是文老师。我使劲儿想睁大眼睛,但就是不听话,最后我趴在桌上睡熟了。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文老师正在拍我的肩膀,她手里拿着我的“自制”课本。我一下子慌了,我知道自己又错了,脸上又涨了起来,慌慌张张站起身,一看,教室里一个同学也没有。文老师想必在我身边已站了一会儿了,她仔细地翻阅我的课本,我更是羞得大气都不敢出。因为家里没有钱买课本,这是我三哥借别人的书为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又由妈妈用纳鞋底的粗线缝制起来的。文老师把教科书手抄本还给了我,摸摸我的头顶,轻轻叹了口气,一点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说了句,“快跟你哥哥回家去吧。”我这才看见,四哥已经站她身后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记得第一天上学的经历,它们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这真是我万分丢脸的一天。我不知道那天文老师站我身边看着我睡觉的样子,她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有人此时对她说,瞧,这个营养不良四肢如芦柴棒的小鸡秧子,这个上课又撒尿又睡觉衣着寒酸的小瘦猴儿,将来会成为中国某知名学府的教授,他写的书会被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图书馆里供人们阅读,那她一定认为这个人神经不正常。可她永远也不会想到,正是从那一刻起,她已把我推向迈上美国“常春藤”大学讲堂上做学术报告的第一层台阶;她那怀抱送爱的暖流,更一直传递到了我其后五十多年所教的贫苦学子的心中,让他们同样感受到文老师的体温;也正是她那关爱的眼光,已经为我这颗萎缩的小草,注进了一股永久的生命力,这股生命力一直在我的体内涌动,它陪着我闯过生命中无数极其艰难的时刻,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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