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毕福剑的尴尬想起美国人骂总统

     从毕福剑的尴尬想起美国人骂总统

                    高翔

一九九七年赴美探亲，正赶上美国总统和女实习生的婚外情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之际。在商店购物，会看到以总统头像作衣架的招牌，并且还给这头像衣架上披上一花围巾，恶心总统好色。卖明信片的柜台，竟然有一种以总统和夫人合照的明信片，更为恶搞的是将两人的都做成了和尚式的光头。到华盛顿旅游，又看到有十几个人围着白宫呐喊示威，大骂总统“你背叛了我们！”“克**下台！让人失望的总统滚下台！”大街上更是随处可见用硬纸片做的总统与夫人的肖像，游人可以揽着他（她）俩的肩头与其合影。这种情景让我大惑不解，便问在美亲友，在咱国内个人肖像都受法律保护，堂堂美国总统怎么可以任人作践呢？他们这样回答道：因为总统是被全民选出的令人信赖的公众人物。他赚着高薪，换句话说就是纳税人聘用了他为人民办事，他就该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心迹双清。美国人骂他，还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婚外情，更为气愤的是调查他时他没说真话。美国人最讨厌说谎。他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不诚实，在其它事情上就失去了信誉。所以对他失望，叫他下台。纳税人有权监督自己的总统，而揭发出问题的记者还可以获奖。他们甚至印刷了儿童版的简易读物，告知小学生总统犯了错误，以尊重小“公民”的知情权。

在如潮的唾沫声中，我们以为克氏被撵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不料他却平安着陆，一直坐满八年任期。原来在民意调查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公民投了同意其完成任期的票。他们认为总统虽然失去了道德说教的讲坛，但在其就职期间美国经济一直持上升趋势，给国民带来了好处，没必要撵他中途下课。

这不禁又让人感叹，美国公民怎么会这样地有理性呢？他们的公民素质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最近，我看到在美国长大的外孙做一道历史作业题，让我猛然醒悟：原来美国人的公民理性是建立在尊重人性和良知的基础之上。这道历史题很有趣，这里不妨赘述一二。在华盛顿指挥的独立战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敌我力量悬殊，天寒地冻，粮食紧缺，死伤无数。华盛顿虽然做了非常感人的宣言，同时也提出同意坚守或回家都可以自行方便。给学生的题目是假如你是当时的士兵，你选择什么？请说出理由。我的外孙毫不思索地选择他要回家。他的理由是他身体不好，属于过敏体质，一遇节令变化就犯鼻炎，呼吸不畅。他不能忍受那缺吃少穿、天寒地冻的考验。与其病卧疆场，不如回家帮爸妈干干家务。当然，他还阐述了家中有年幼的两个弟弟等具体情况。

按照国内的思维定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牺牲我一个。幸福全中国……。我以为外孙的作业成绩堪忧，不料老师很是赞赏，说坦诚。言之有理，生命当然是最可宝贵的。

得知美国老师的评价，让我这个做过高级中学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的所谓灵魂工程师自惭。美国老师把诚实，敢说真话，当作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第一要务，而我们则无时不把革命理想、大公无私、奉献及牺牲等假大空的东西充塞在孩子耳边。

我的假大空教育模式是来之于我所受的教育。回顾我上中学的年代，正是国家提倡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的时代。我们考上高中的学生，内心的目标都是上大学继续深造，但嘴上却无一不喊着炼就一颗红心，时刻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在学雷锋的日子里，班班建立好人好事登记簿。同学们嘴里喊着是要当无名英雄，其实是做了好事特想让人知晓，只惦记着好人好事簿上登记了没有。在这种氛围和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心口不一已成为习惯。记得在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年头，我的一位女友曾说她感觉她爷爷是“南霸天”，她要和富农爷爷划清界限。可当我到她家看到她的爷爷时，那老人朴实和蔼，一点儿都没有南霸天的影子。她和爷爷很亲。人前一面、背后一面、讲话违背良心，这并不是某人品质有问题，我这位女友谦和善良，待人热忱。但她必须这样做，否则她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更要命的是当我们做了家长时，恰逢“文革”极左时期，我们的子女从我们这里接受的熏陶更是要谨小慎微，人前一面背后一面。比如有的孩子把报纸拿反了，我们会立即警告他（她）们千万不敢把毛主席像头朝下！与同学们合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一定要面带笑容露出真亲……

我们的国家机器其实就是刻印“变脸人”的模子，从这个模子里出来的人怎会是一个表里如一的真人呢？

最近在文学城网站看到一篇文章，题为“非毛化的起源：四千老干部历数毛泽东罪行”。正是毛泽东时代开了不敢说真话的先河。被法学界称为“法制三老”之一的郭道晖先生在2010年第四期的《炎黄春秋》上撰文“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草案）》大讨论记略”披露，1981年6月27日——29日在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就出台了草案，曾召集四千多名高干讨论（其中不少是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大家历数毛泽东罪行，从历次运动的种种事实得出结论：毛“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出尔反尔、诿过于人”，“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方毅元老直言不讳说“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其结果是最后出台的决议并未采纳众人的建议，没能重新评价毛泽东。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的邓小平，亦未能走出旧日的窠臼。

伟人邓小平几起几落，不也是采取了“变脸”的招数才得以重返政坛么？那时上至中央高干，下至平民百姓，哪一个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曾闻我县一个街头卖兔子的老头，因推销兔子时说漏了嘴，他说“我这只兔子从不生病，真正是身体健康，那一只更是万寿无疆……”立刻被公安局的人抓走，成了现行反革命。

过去如此，现在出事的贪官，又哪一个不是表里不一，人格分裂呢？

既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已成了中国人的国民共性，又何苦苛求毕福剑非心迹双清呢？北大教授贺卫方说，处分毕福剑是鼓励无耻的背信弃义和告密，破坏人际的基本信赖。本人认为处分毕福剑是践踏公民说真话的权利，国家机器的操纵者在打自己的脸。允许公民不爱毛泽东、坦言毛的错误和罪行，才是一个文明国度应有的明亮底色。美国人连台上的总统都敢骂敢抗议，中国人连逝去近四十年的死人都老虎屁股摸不得，到底是哪个国家更有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