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铃铛阁（五）历史课内外
上初三时，新来的阎广耀先生给我们讲世界历史。阎先生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这所由北美基督教会举办的，司徒雷登担任过校长的著名大学1952年被撤消。校址燕园由北京大学迁入占用。
阎先生那时年轻，第一次上讲台还有些不自然，讲话略带冀东口音。开口就称“诸位”。我们只觉得怪怪的，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几节课后，渐入佳境。阎先生 清晰流畅的讲解，把我们引入诱人的历史领域。他讲课从不照搬课本。一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随口道来如数家珍。再不时地穿插些名人逸事，社会风 貌。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记得讲到法国大革命后期拿破仑当政，一节两节，竟刹不住了。一连讲了两三周（每周两节），同学们听得过瘾，要求继续讲下去。还是 阎先生清醒，说已经拉下进度，不能再逗留在这一个题目上了。好在新的课题同样精彩。历史连带地理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课程，从不为记忆发愁，考试没下过九十 分。
升入高中后的历史课，越来越枯燥，最莫名其妙的是大一时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是必修的政治课教材。学了一年，也不知道究竟在讲什么。其时，历史已被政治侮弄，逐渐吞噬得血肉全无，只剩下冰冷的意识形态框架。
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我宁愿接受简单的说法：历史是往事和对往事的表述。我感兴趣的首先是历史事件的真相。
但这恰恰反映了我的无知。不仅在知识层面上，还在更深的认识层面：历史的真相是最难认识的。首先，你不可能不遇到阻碍。
铃铛阁图书馆藏书三万多册，我从书目卡片上查到一本名为“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颇感兴趣。随即填写了借书单，但图书馆的老师说，这书已经封存，不允许看 了。于是我只能从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攻克柏林”去接受说教：二次大战史即苏军胜利史。同样，中国的八年抗战只有平型关大捷才值得一提。
1967年7月我曾借串联之机，去瞻仰当年的平型关战场。
铁路还未修通，长途汽车只通到繁峙县的大营，步行十几里到平型关堡，在小学校过夜。访问了当地的老农。次日出长城、穿关沟，至蔡家峪，沿河谷东行，在东河 南镇供销社花了四两粮票一角六分钱吃了两碗葱花汤面，下午到达灵丘县城，参观了原为旧庙宇（有宝塔一座）的平型关战役展览馆。全天步行六十余里。
实话说，我是怀着朝圣的虔诚去的，是为着瞻仰“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的丰功伟绩去的。然而结果却令我惊异，使我迷惑。
老农满带自豪，讲：这地方历来是一有风声就打仗。三十年前，中国军队和日本兵，在长城开战，咱“副统帅”抄了日本人的后路，打了他的支援部队。我问守长城 的是什么中国军队，老农略迟疑，还是说了：是二战区的。我知道，“二战区”是指阎锡山部队。我从未听说过他们在此抗击日军，历史课本，所有我能见到的资料 都是说阎军“望风而逃”，我一直以为平型关大捷是完全孤立的一次伏击战。
长城已成废墟（那张广为流传的115师骑兵出平型关的照片，拍摄的是关堡的北门，并非几里之外的长城上的关门）。沿小路下山至老爷庙，此处有新立的纪念 碑，山坡较缓，高处的庙宇已毁于战火。一条大路西通关左是当时激烈开战的前线，北入狭窄的关沟就是史料记载的伏击战场了。这沟长达8里，宽只有10—— 20米，左侧靠着陡峭的山崖，右侧上面是高达十几米的带状平地，沟内不见行人车辆。我徒然地想寻找战争遗迹，毫无所得，只拣了两枚红石子，聊作纪念。这地 方使人联想到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火烧葫芦谷的传奇，可作为三十年前双方万人交战的场所却有点小儿科了。依展览所示，日军在此被歼灭一个旅团多达三千人，如此 大规模的部队行军不可能不派出侦察小队，至少也得在沟顶上有分支部队作掩护。115师数千人的兵力在如此近距离的崖上守侯，也很难不漏出一点痕迹。我在想 象中无法复原当时的战斗情景。
这疑问在心底留存了四十年，直到在网上看了王石先生的文章，才解除了疑惑。
王石先生综合了各方面的资料，最后认定，平型关伏击战是在两处发生的，一处在蔡家峪，由687团截住了由灵丘开来的日军辎重大队（运送物资的后勤部队）另 一处是685、686团在老爷庙附近伏击了日军从前线返回的汽车大队。两处共击毙日军547人（详见王石文：“八路军在平型关的战果到底有多大”）。狭窄 的关沟并不是战场所在。
赵正楷老先生（《徐永昌传》的作者）曾说过：自己常以文献二分法衡量论文。一是‘历史文献’，二是‘时代文献’。历史文献，是盖棺后久久才能定位之真实史料；时代文献则取便一时需要之文宣材料，不一定真实。
要认识真相，就必须把历史文献和时代文献区分开。这样做，并不是否定文宣材料在特定时期的作用。
在四十年前那个时代，即使是些微的置疑，都可能带来没顶之灾。更不用说讲真话了。揭示真相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一个历史事件发生时，能真正了解的人本来就不多。在时间的长河中，经受过涂抹和消解，流传给后人的真相能有几许？
如果对历史的真相弄不清楚，还能奢谈什么总结历史的经验，研究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
幸好现今资讯发达，言论相对放宽。靠着少数学者的严肃负责的发掘整理，也靠着来自民间的越来越自觉的回忆。我依然可以在阅读和思考中满足我对历史的兴趣。
最后再说说阎广耀先生，我们从铃铛阁毕业后，听说阎先生也去了北京读研究生。写此文时，我在Google网上查得一条信息。阎广耀与人合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的阎老师，他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