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转基因安全证书获批 引发消费者质疑 如果我们陷在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的争议里，争论就永远没有完结。在这个纠结中真正重要的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否得到个纠结中真正重要的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否得到了尊重。
在一些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转基因的专家往往被看成是英雄，那里的农户感激这项技术带来的增产，帮助他们离脱离贫穷的梦想更近了一步；在温饱早已不成为问题的一些发达国家，转基因专家和他们手里的技术则没有了被夸大的光环，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是关乎几代人健康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这些专家们难以准确回答的，因为他们谁都不是“占卜大师”。
这些国际转基因技术专家们最希望在中国市场能够游说成功，可以说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是他们最具说服力的成绩单。在转基因棉花在中国大面积推广后，他们又看到了新的“机遇”。 2009年11月27日，我国农业部批准了“华恢1号”、“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BVLA430101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两个产品分别限在湖北省和山东省生产应用。这是全球首次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安全证书的获批意味着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转基因大米和玉米向商业化生产的大门迈出了最实质性的一步。
转基因水稻推广借道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专家们推广转基因主粮时自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说辞，但实际上，在2007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就已突破1万亿斤，根本不存在所谓粮食紧缺问题。目前，我国还是大米的出口国。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2月份中国大米出口量为68638 吨，环比增加1.4%；2009年1~12月份中国大米出口量累计为136906吨。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认为，我国现在的水稻、玉米、土豆等主粮在目前的技术下，至少10~20年内根本不会短缺，而且还有很大的增产潜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急于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生产。
我国是一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转基因大米关系到每位中国人的健康。据统计，每个中国人每年平均消费大米约97公斤左右，中国整体的消费量则有1.7亿吨之多，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35.7%。
虽然美国基因技术发达，但作为美国人主粮的小麦至今没有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大规模种植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但其中大部分大豆用于出口，剩下的大豆和玉米则主要用于制作动物饲料和生物燃料。
绿色和平组织经过调查指出，种植转基因作物，受益最大的不是农民，而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转基因技术具有专利权，科学家和转基因种子公司掌握着专利，将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指出，“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在“研发费用国家掏，商业利益个人拿”的发展模式下，转基因水稻的强大推动力就不难理解了。
早在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得农业部批准前，转基因水稻开始了半公开的商业化种植。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就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这些转基因大米连种植的农民都不愿尝一口。记者曾听说，转基因水稻的种植甚至影响到了当地水稻的销量。
我国的非转基因主粮其实是有一定市场优势的，中国其实可以利用自己非转基因的品牌向世界进行推广,对非转基因食品和粮食价格比转基因高一些,获得更多的收益，来弥补我们的产量比国外低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考虑，盲目地搞转基因粮食而丧失我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优势是得不偿失的短视行为。
公众参与不应被屏蔽
中国于2000年8月8日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国务院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该议定书，中国正式成为缔约方。议定书的目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可对他国试图入境的转基因生物及产品采取严格的限制与禁入措施。该公约的第23条规定，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向公众通报结果。
在我国，有关部门将批准转基因商业化搞得很神秘，没有向公众征求意见，忽视了公众了解转基因的权利。咀嚼在口中的美味――番木瓜、圣女果，有多少人确切地知道转基因技术对它们的改造。如果说这些转基因食品，只是偶尔吃吃，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的话，将每天都要吃的主食全换成转基因食品，人们的态度则会完全不同。
转基因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以使该物种具备某种特殊品质。转基因农作物往往会具备抗虫害等特性，这些特性也加深了人们的怀疑，“能够杀死虫子的转基因作物对人安全吗？”
1999年，一位英国研究人员的实验表明，用含有转基因的马铃薯饲养大鼠，引起了大鼠器官生长异常、体重减轻、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这一实验结果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怀疑。目前世界范围内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与否一直存在着争议，各个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都显得慎之又慎。
2005年，俄罗斯生物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博士着手研究小白鼠在食用转基因食品后的健康状况，发现转基因食品影响了小白鼠以及它们后代的健康。这一研究结果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活体动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对于这些围绕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转基因技术专家缺少相应的回应，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困惑难以得到科学的解答。同时，相关政府部门组织对转基因食品进行食品安全评估和环境风险评估时，忽略了公众的知情权。对于“以食为天”的民众来说，建立一个具有公众参与的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体系与程序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监管部门政府采取了哪些风险管理措施，公众同样需要知道答案。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方面，市场和农民亟须政府相关法律的引导和规范。政府应及早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防止非法作物种植的泛滥。
质疑转基因水稻并不是怀疑转基因技术本身
今年国际生物技术组织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遇到了一个尴尬问题，中国南方的转基因抗虫棉受到病虫害的影响，一些危害次于棉铃虫的小害虫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与会的转基因技术专家们并没有给出正面的解释，更加增添了人们的怀疑。
据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
转基因抗虫棉因虫害而减产，恐怕是很多转基因专家们始料未及的。几年的实验室阶段种植得出的结论，在现实面前显得“书生气”了些。转基因抗虫棉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转基因技术在商业运用上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在没有充分论证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的前提下，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更要慎之又慎，毕竟这涉及每一个人的健康和安全，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
有农业专家认为，转基因仅在“种”一方面上做文章。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等8个方面。除了转基因这个技术手段，包括生态农业、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多种技术手段和途径都可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这并不是弱化了转基因技术的重要性。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进步，加强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是必须的。但一项好的技术只有放对了地方才会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应该看到，转基因技术应用范围广泛，日本在去年批准了转基因技术在鲜花上的应用，一些国家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了植物的抗旱性和高产出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者们并不是反对转基因技术研究本身，而是希望在技术不成熟和安全性不能保证的情况下，积极推广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专家们能够眼光更开阔些，也更长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