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兰原创
天生夜游神，小半生从事中文。敝姓王，但从未登基，只是沾了些先祖灵气而已；生于午夜，着歌而来……
正文
【人物】王朔专访
●惠兰
一、关于传媒
惠兰：金庸之争后，有人说王朔已江郎才尽。
王朔：我不想再解释，因为五花八门的话题都是传媒复制和歪曲的。
惠兰：作为公众人物，除了写作，你还不时在一些电视节目中露面。有没有让自己名声更大的想法？
王朔：出名也不能说到哪儿完。以前喜欢这样，这对自己有利，很快这种想法就被这个过程中的难受劲儿打消了。这就是一种广告，让你知道这个人，慢慢地，吸引力降低了，就有一种招摇感觉。现在我一般只有两种情况才去，一是受朋友之托帮忙，二是该节目收视率极高。但综艺节目我不会去的。
惠兰：这么说，上电视有一种当道具的感觉？
王朔：的确，这种感受不光我一人有。电视上的话题其实没劲儿。电视这种无孔不入把方方面面都拉平了。
惠兰：但许多人还是不拒绝电视。
王朔：这是没办法的事。比如演员，他如果老上电视，大伙儿对他熟了，再演什么也更容易成名，所以尽管难受还得上。
惠兰：作为传媒热点人物，你对传媒的总体印象如何？
王朔：传媒常搞得人很难受。现在一天来三四个媒体要求采访是常有的事。你一旦答应了这家媒体就得答应那家媒体采访，其实都一个采访，而且往往是同样的话来回说。
惠兰：你在写影视剧和进行小说创作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王朔：我写小说和写影视剧的心态很不一样。写小说要真实一点儿，甚至可以犯傻，张扬一种痞子的姿态，不会为意义而意义。但在面对传媒时，有表演性。
惠兰：这么说，你对传媒的姿态是在表演？
王朔：可以这么说。哪一种姿态对自己好处大就是哪一种姿态。这是中国的国情，人不能按照个性和自己痛快来行事，特别是在影视圈，有时就是胡说。
惠兰：那你认为在写作时，真实和大众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朔：谁也逃不出大众文化的掌心。要说谁的东西就代表人文精神的话，那是瞎扯。其实追求真善美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要想表现真善美就胡编。实际上在生活中谁没有这种经验，人越要真实，大众文化就越不允许。
惠兰：你对人生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朔：人生欢乐不常在，我对人生是乐观的。自欺欺人的事、我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我不会去干。对人生有一种责任感。
二、关于文学
惠兰：许多人都认为，王朔的出现，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从中国当代生活中，提炼出了另一种文学语言，你对自己的语言或其他作家的语言有什么看法？
王朔：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涉及到情感，在作品中表达一种热爱和信心，这个语言在这时能用。我当时对陆文夫的语言特别看好，但现在没法看了。他当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不使用夸张的语调。后来刘震云、池莉出来，有人批评他（她）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但我觉得刘震云的不白，他的文字是一种感情外露的非常的激情。你能说王安逸的文字就不强调感性吗？有的东西不能一概而论。50年代的作家王蒙、张洁，包括刘心武、李国文的好一些。好多作家都是有劲儿使不上，好像文字帮不了他的忙。
惠兰：文学是一种苦难。当一场灾难降临，你认为文学创作的功能在哪里？
王朔：给人的感觉是能看到一些真相。个人在灾难出现时保持自己的尊严，张扬人格中的某种东西。当他在追问别人、或是追问历史时，他可以通过苦难来回答。文学创作真有这种功能：通过苦难得到升华变得纯粹，也就是说人在苦难中得到了锻炼。可最后给我造成的印象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惠兰：那是不是说明文学作品有“美化、抒情”或“教育人民”的作用？
王朔：这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歌颂人民，获得一种创造性，从苦难中看到美好、看到社会的脊梁，并把其变成发现真理的过程。有好多这样的作品，自己以此获得了，不管别人，好像就变得值得了。其实，人民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充当灾难的促进者。许多作家只是通过人民达到对自己的肯定。
三、关于语言
惠兰：你的写作开始了另一种语言方式，你怎样看待语言在生活中的渗透力？
王朔：许多很有价值的语言都没渗透到小说。20年代有一些小女人、大男人的文章都是青春寄语类的，那种语言不是小说，而是随笔。这种语言比较软，爱滥用形容词，强调个人寂寞和青春期不适应。
惠兰：现在港台语言流传比较广。
王朔：有的演员说一口港台腔，互相做一些打情骂俏给他的观众看，不惜将肉麻进行到底。有的比较好的媒体也港台化了。以前北京音乐台非常有它自己的特点，现在11点以后，全是港台的东西，而且天色越黑港台味儿越浓（笑）。
惠兰：港台语言有可能在大陆壮大吗？
王朔：北京使用这腔调不自然。不过也许真过十年就这样，本来中国人就接受这种东西，这种语言适合诉说哀怨，不是外来的，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有可能会扎下根。
惠兰：这种语言的确适合诉说哀怨，有一种抒情的功能。
王朔：它能给人提供一种抒情方式，能表达一种抒情需要。像《心太软》这样的流行歌，传达的情绪真能打动你。在深夜寂寞的时候，听了很舒服，它对人有一种朴素的吸引。
四、关于理想
惠兰：现在，一些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许多事情上也没有自己的立场，这相对到做人没有一个标准。
王朔：这并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传统价值观。弄到底，没有标准是很可怕的事。我想文化建设也好、道德品质也好，老的标准，即强制的标准大家都不承认，许多人就没有标准和理想了。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有没有理想，有没有不能实现却很美丽的理想——我说的实质是谁来建立这个标准。
我不喜欢这种态度：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才去想建立标准，我感到确实需要一个标准，而不能用我认为的那个原则去当标准。
惠兰：理想和实用主义相距很远。理想是一种心灵的东西，我想，再高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许多实用的成份。
王朔：为了不使我和其他人合为一体，我在许多时候是就事论事的。我有时也糊涂，就像帖标签，胡乱帖一些，怎样评价更中肯，我也懒得费心去明白，此情此景下，我不能被所有理想拴住。
惠兰：在文学上怎样才能完成一种理想？
王朔：有技术上的影响，比如借鉴他人的写法。传统小说在结构和说话方式上都千人一面，包括明清的小说，在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可借鉴的。相反，外来的东西多样化，很开阔人的眼界，值得借鉴。小说能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观，被观点控制住的写作很难受，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快感。我觉得哪种文体适合自己就用哪种文体，所有的生活都可以写。
惠兰：这是不是说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应该有一种始终坚持的东西？
王朔：我对很多东西抱有幻想，我干了什么一定厌恶什么，这是我很操蛋的地方。说得高点，我的背叛是我的一种性格。选择以后，往往失意，然后再离开这儿。其实除了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东西。当你深入其中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假象，我应该发言。
惠兰：你不属于那种趟混水的角色，好像总是比较清醒？
王朔：趟混水有人行，有人不行。对我来说，不能说有多么清醒，但好好生活需要很大的职业道德和为人，我不会也不属于那种非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否则就混不下去的人。
惠兰：靠写作成名的人应有一种健全的人格，不该人云亦云。可有的作家写不出来之后，就开始重复自己或不惜制造垃圾。在这点上读者对你很感兴趣，你有一天会不会也面临写不下去却要硬撑着写下去的情况？
王朔：我会以我自己为标准，别人的话不能听。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肯定是：如果我在重复自己，那我一定不干，哪怕改行蹬三轮、开饭店都行。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本来只想活50岁，到了那天你就一定不活了，这种大话我不敢说，也没准儿到时我也会赖的，也会麻木地硬撑着混到德高望重，这很有可能，但至少我现在还很清醒。
五、关于情感和欲望
惠兰：很久以来，性描写一直是写作中的敏感话题，在今后的写作中，你会不会回避这个问题？
王朔：中国作家的大部份性描写都不干净。林白的文字，包括顾城的《英儿》对性的描写都特别好，不那么萎琐，而像《废都》那样的文字就很萎琐，就不好。男女关系很重要，没有性，很多更厚实的东西就出不来，因此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不会回避性的写作。真实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但不要写得脏、写得落俗。有的性描写暴露了不健康的想法，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性的作用，我个人觉得也很正常。
惠兰：这就是说，要把性上升到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王朔：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性描写上没什么创意，都是一味地美化，包括《金瓶梅》都是程式化的。我想，要写好没什么窍门，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写。
惠兰：“老老实实地写”是什么意思？是写现实吗？
王朔：这个东西现在很难说，这好像是一个要批判的东西，可你又很难批判。这东西要批，全是道德谴责。在前些年中国连第三者都不承认，社会要你提供的也不是现实。要提供社会现实，除非有人写三陪的纪实，写其中“暧昧、悲愤、同情”的情绪，可这又跟过去写杜十娘差不多，没多大意思。
惠兰：有作家把自己真实的性经历毫无保留地交给读者，你怎样看这类作家？
王朔：我觉得这事儿，怎么说呢？我不愿想也不愿看，我对别人的事提不起兴趣来，这应该是私人的事。把这种事拿出来说，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没劲儿了吧？！
惠兰：看得出来，你并不赞同这种做法。
王朔：“男人无耻、女人无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肉体不是情，有人彼此都不要原则，但特没原则的人其实是跟生活不沾边的。
六、关于道德
惠兰：这好像说到道德的话题上来了?
王朔：恢复过去的一些道德原则相对来说也是一种进步。有人把这种东西看得不这么重要，就像一边说烟酒对自己有害一边又需要它一样。但我想拒绝这种事很容易。
说到道德，我没什么道德。只要是合理的、非暴力的、双赢的，就可以充分选择（笑）。
惠兰：没道德是指无耻还是指伪善？
王朔：人可无耻，但不能伪善。我可以接受无耻，但不能接受伪善。但有的伪善的人，道德文章却很厉害。我的底线是，你别给我惹事。
惠兰：这么说，无耻并不意味着无道德？
王朔：政治的无耻、金钱的无耻、老婆老公互相揭发的无耻，并不是这些年才有的事，这种无耻早就开始了。在这个世上，我很难找到不无耻的人，包括我自己（笑）。这些年道德崩溃，风气有时也有一种无耻的需要，但总的来说，无耻的人比过去少了，特别是我那个圈子的人，他不喜欢的事不办就是不办（笑）。
惠兰：经济发达之后，或者说富裕之后，人会不会比过去更无耻？
王朔：我不这么看。咱更大的无耻早就干过，现在并不比那个时候走得更远。经济富裕只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收敛。人还是应多挣点钱，有了钱之后，道德不会降低而会顾虑多了，这样多少会让人有所节制。过去对私生活的指责太多了，这不利于道德复苏。
●惠兰
一、关于传媒
惠兰：金庸之争后，有人说王朔已江郎才尽。
王朔：我不想再解释，因为五花八门的话题都是传媒复制和歪曲的。
惠兰：作为公众人物，除了写作，你还不时在一些电视节目中露面。有没有让自己名声更大的想法？
王朔：出名也不能说到哪儿完。以前喜欢这样，这对自己有利，很快这种想法就被这个过程中的难受劲儿打消了。这就是一种广告，让你知道这个人，慢慢地，吸引力降低了，就有一种招摇感觉。现在我一般只有两种情况才去，一是受朋友之托帮忙，二是该节目收视率极高。但综艺节目我不会去的。
惠兰：这么说，上电视有一种当道具的感觉？
王朔：的确，这种感受不光我一人有。电视上的话题其实没劲儿。电视这种无孔不入把方方面面都拉平了。
惠兰：但许多人还是不拒绝电视。
王朔：这是没办法的事。比如演员，他如果老上电视，大伙儿对他熟了，再演什么也更容易成名，所以尽管难受还得上。
惠兰：作为传媒热点人物，你对传媒的总体印象如何？
王朔：传媒常搞得人很难受。现在一天来三四个媒体要求采访是常有的事。你一旦答应了这家媒体就得答应那家媒体采访，其实都一个采访，而且往往是同样的话来回说。
惠兰：你在写影视剧和进行小说创作时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王朔：我写小说和写影视剧的心态很不一样。写小说要真实一点儿，甚至可以犯傻，张扬一种痞子的姿态，不会为意义而意义。但在面对传媒时，有表演性。
惠兰：这么说，你对传媒的姿态是在表演？
王朔：可以这么说。哪一种姿态对自己好处大就是哪一种姿态。这是中国的国情，人不能按照个性和自己痛快来行事，特别是在影视圈，有时就是胡说。
惠兰：那你认为在写作时，真实和大众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朔：谁也逃不出大众文化的掌心。要说谁的东西就代表人文精神的话，那是瞎扯。其实追求真善美不是人文精神，而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要想表现真善美就胡编。实际上在生活中谁没有这种经验，人越要真实，大众文化就越不允许。
惠兰：你对人生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朔：人生欢乐不常在，我对人生是乐观的。自欺欺人的事、我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我不会去干。对人生有一种责任感。
二、关于文学
惠兰：许多人都认为，王朔的出现，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从中国当代生活中，提炼出了另一种文学语言，你对自己的语言或其他作家的语言有什么看法？
王朔：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涉及到情感，在作品中表达一种热爱和信心，这个语言在这时能用。我当时对陆文夫的语言特别看好，但现在没法看了。他当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不使用夸张的语调。后来刘震云、池莉出来，有人批评他（她）们的语言像白开水，但我觉得刘震云的不白，他的文字是一种感情外露的非常的激情。你能说王安逸的文字就不强调感性吗？有的东西不能一概而论。50年代的作家王蒙、张洁，包括刘心武、李国文的好一些。好多作家都是有劲儿使不上，好像文字帮不了他的忙。
惠兰：文学是一种苦难。当一场灾难降临，你认为文学创作的功能在哪里？
王朔：给人的感觉是能看到一些真相。个人在灾难出现时保持自己的尊严，张扬人格中的某种东西。当他在追问别人、或是追问历史时，他可以通过苦难来回答。文学创作真有这种功能：通过苦难得到升华变得纯粹，也就是说人在苦难中得到了锻炼。可最后给我造成的印象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惠兰：那是不是说明文学作品有“美化、抒情”或“教育人民”的作用？
王朔：这正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歌颂人民，获得一种创造性，从苦难中看到美好、看到社会的脊梁，并把其变成发现真理的过程。有好多这样的作品，自己以此获得了，不管别人，好像就变得值得了。其实，人民大多数情况下还可以充当灾难的促进者。许多作家只是通过人民达到对自己的肯定。
三、关于语言
惠兰：你的写作开始了另一种语言方式，你怎样看待语言在生活中的渗透力？
王朔：许多很有价值的语言都没渗透到小说。20年代有一些小女人、大男人的文章都是青春寄语类的，那种语言不是小说，而是随笔。这种语言比较软，爱滥用形容词，强调个人寂寞和青春期不适应。
惠兰：现在港台语言流传比较广。
王朔：有的演员说一口港台腔，互相做一些打情骂俏给他的观众看，不惜将肉麻进行到底。有的比较好的媒体也港台化了。以前北京音乐台非常有它自己的特点，现在11点以后，全是港台的东西，而且天色越黑港台味儿越浓（笑）。
惠兰：港台语言有可能在大陆壮大吗？
王朔：北京使用这腔调不自然。不过也许真过十年就这样，本来中国人就接受这种东西，这种语言适合诉说哀怨，不是外来的，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有可能会扎下根。
惠兰：这种语言的确适合诉说哀怨，有一种抒情的功能。
王朔：它能给人提供一种抒情方式，能表达一种抒情需要。像《心太软》这样的流行歌，传达的情绪真能打动你。在深夜寂寞的时候，听了很舒服，它对人有一种朴素的吸引。
四、关于理想
惠兰：现在，一些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许多事情上也没有自己的立场，这相对到做人没有一个标准。
王朔：这并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传统价值观。弄到底，没有标准是很可怕的事。我想文化建设也好、道德品质也好，老的标准，即强制的标准大家都不承认，许多人就没有标准和理想了。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有没有理想，有没有不能实现却很美丽的理想——我说的实质是谁来建立这个标准。
我不喜欢这种态度：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需要，才去想建立标准，我感到确实需要一个标准，而不能用我认为的那个原则去当标准。
惠兰：理想和实用主义相距很远。理想是一种心灵的东西，我想，再高尚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会有许多实用的成份。
王朔：为了不使我和其他人合为一体，我在许多时候是就事论事的。我有时也糊涂，就像帖标签，胡乱帖一些，怎样评价更中肯，我也懒得费心去明白，此情此景下，我不能被所有理想拴住。
惠兰：在文学上怎样才能完成一种理想？
王朔：有技术上的影响，比如借鉴他人的写法。传统小说在结构和说话方式上都千人一面，包括明清的小说，在技术上都没有什么可借鉴的。相反，外来的东西多样化，很开阔人的眼界，值得借鉴。小说能表达自己的一种人生观，被观点控制住的写作很难受，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快感。我觉得哪种文体适合自己就用哪种文体，所有的生活都可以写。
惠兰：这是不是说在这个写作过程中，应该有一种始终坚持的东西？
王朔：我对很多东西抱有幻想，我干了什么一定厌恶什么，这是我很操蛋的地方。说得高点，我的背叛是我的一种性格。选择以后，往往失意，然后再离开这儿。其实除了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坚持的东西。当你深入其中以后，你会发现很多假象，我应该发言。
惠兰：你不属于那种趟混水的角色，好像总是比较清醒？
王朔：趟混水有人行，有人不行。对我来说，不能说有多么清醒，但好好生活需要很大的职业道德和为人，我不会也不属于那种非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否则就混不下去的人。
惠兰：靠写作成名的人应有一种健全的人格，不该人云亦云。可有的作家写不出来之后，就开始重复自己或不惜制造垃圾。在这点上读者对你很感兴趣，你有一天会不会也面临写不下去却要硬撑着写下去的情况？
王朔：我会以我自己为标准，别人的话不能听。有一条很重要的标准肯定是：如果我在重复自己，那我一定不干，哪怕改行蹬三轮、开饭店都行。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本来只想活50岁，到了那天你就一定不活了，这种大话我不敢说，也没准儿到时我也会赖的，也会麻木地硬撑着混到德高望重，这很有可能，但至少我现在还很清醒。
五、关于情感和欲望
惠兰：很久以来，性描写一直是写作中的敏感话题，在今后的写作中，你会不会回避这个问题？
王朔：中国作家的大部份性描写都不干净。林白的文字，包括顾城的《英儿》对性的描写都特别好，不那么萎琐，而像《废都》那样的文字就很萎琐，就不好。男女关系很重要，没有性，很多更厚实的东西就出不来，因此在今后的写作中，我不会回避性的写作。真实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但不要写得脏、写得落俗。有的性描写暴露了不健康的想法，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性的作用，我个人觉得也很正常。
惠兰：这就是说，要把性上升到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王朔：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性描写上没什么创意，都是一味地美化，包括《金瓶梅》都是程式化的。我想，要写好没什么窍门，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写。
惠兰：“老老实实地写”是什么意思？是写现实吗？
王朔：这个东西现在很难说，这好像是一个要批判的东西，可你又很难批判。这东西要批，全是道德谴责。在前些年中国连第三者都不承认，社会要你提供的也不是现实。要提供社会现实，除非有人写三陪的纪实，写其中“暧昧、悲愤、同情”的情绪，可这又跟过去写杜十娘差不多，没多大意思。
惠兰：有作家把自己真实的性经历毫无保留地交给读者，你怎样看这类作家？
王朔：我觉得这事儿，怎么说呢？我不愿想也不愿看，我对别人的事提不起兴趣来，这应该是私人的事。把这种事拿出来说，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没劲儿了吧？！
惠兰：看得出来，你并不赞同这种做法。
王朔：“男人无耻、女人无赖”，一个人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过什么样的日子。肉体不是情，有人彼此都不要原则，但特没原则的人其实是跟生活不沾边的。
六、关于道德
惠兰：这好像说到道德的话题上来了?
王朔：恢复过去的一些道德原则相对来说也是一种进步。有人把这种东西看得不这么重要，就像一边说烟酒对自己有害一边又需要它一样。但我想拒绝这种事很容易。
说到道德，我没什么道德。只要是合理的、非暴力的、双赢的，就可以充分选择（笑）。
惠兰：没道德是指无耻还是指伪善？
王朔：人可无耻，但不能伪善。我可以接受无耻，但不能接受伪善。但有的伪善的人，道德文章却很厉害。我的底线是，你别给我惹事。
惠兰：这么说，无耻并不意味着无道德？
王朔：政治的无耻、金钱的无耻、老婆老公互相揭发的无耻，并不是这些年才有的事，这种无耻早就开始了。在这个世上，我很难找到不无耻的人，包括我自己（笑）。这些年道德崩溃，风气有时也有一种无耻的需要，但总的来说，无耻的人比过去少了，特别是我那个圈子的人，他不喜欢的事不办就是不办（笑）。
惠兰：经济发达之后，或者说富裕之后，人会不会比过去更无耻？
王朔：我不这么看。咱更大的无耻早就干过，现在并不比那个时候走得更远。经济富裕只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收敛。人还是应多挣点钱，有了钱之后，道德不会降低而会顾虑多了，这样多少会让人有所节制。过去对私生活的指责太多了，这不利于道德复苏。
评论
见异思迁
2007-07-25 2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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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看过凤凰台采访过王朔的视频,觉得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他很难能沉的下心来写东西.可他还真写了那么多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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