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杨红看见的不是别人，正是她在飞机上的邻座，那位坐在18B的中年妇女。杨红跟她
从H市坐到汉城，差不多没讲什么话，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转机
后，杨红没有看见她。现在一个人呆在机场，看见了她就象一个与组织失散多年的
地下党员看到了党派来的接头人一样，份外亲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妇女的激动也不亚于杨红，两个人互问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妇女
叫周刚，是Z大的，去D大做访问学者。说起来，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
过Z大比H大名气大，周教授比杨副教授高一级，D 大也比杨红要去的A大多颗星。若
是在平时，杨红对这样的人就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别人样样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
压力。不过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国，只要是中国人，看见了就很亲切，学术方面谁
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后再计较。
两个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战争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说，
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女人，那就夸她的丈夫，比夸丈夫还管用的，就是夸她的孩子。
千万不要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即使她自己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你也不要接
碴，因为她那样说，一是图个嘴巴快活，二是想听到相反的意见。
不知道杨红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反正她就是这么做的，从来不说别人丈夫孩子的坏
话，能恭维时恭维，实在觉得没什么可恭维了，就不啃声。今天把这政策照搬，一
下子就跟周刚成了好朋友。
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
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
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
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
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
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
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
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
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
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
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
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
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
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
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
“你在中国也不算胖吧？”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
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
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
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
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
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
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
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
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
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杨红又端详了一会，
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
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
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
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
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
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
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
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
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
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
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
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
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
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
“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
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
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 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
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
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
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
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
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
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
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
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
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吧。”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
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
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
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
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
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
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
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 的人在国外。其实我
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
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
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
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
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
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
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
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
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
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 如
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
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
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
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
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
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
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
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
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
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
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
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
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
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
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
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
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
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
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
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
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
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
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
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
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
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
里COUNT 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
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
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
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
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
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
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
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
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
大意是，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
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
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
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因为那
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
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
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 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
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
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
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
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
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
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
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
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
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她最先要打
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
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
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
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
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
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
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
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
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
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
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
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
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
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
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
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
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
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
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
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
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
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
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
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
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
“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
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
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
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
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
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
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
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
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
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
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
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
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
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
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
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
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
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
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
他能不嫌脏？
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
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
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
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
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
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 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
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
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
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
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
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
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
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过到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
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
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
痛哭；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
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
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就打住，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象一部小说，写到两个
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
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
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
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
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
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
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
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
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扣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扣磁带出来玩，把
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
象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
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
只能锁住君子，象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
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
字。问了一次， 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
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周宁自己在中专教书，也不是没收过学生的礼物。实际上，中专学生比大学学生更
爱送礼。可能大学学生有点自视甚高，毕竟是自己考进来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比较
有信心，知道以后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师。中专生呢，好像还有点中学生的味
道，把个老师看得很重，连家长都喜欢提点东西来孝敬一下，总觉得如果老师好好
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会有更好的前途。周宁从来都是照收不误，能帮忙的，就尽
力帮了；帮不上的，也交个朋友。送礼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
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
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
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提成讲师，
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
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 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
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
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
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
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
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
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
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
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
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
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
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
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的下落：在派出所里。周宁在
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
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
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
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
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 超过1000块就是聚赌，超过3000就
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3000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
的。借到手 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揣着3000元的
日子，对周宁来说也没几次，所以先放在那里，热热身，过过瘾。
钱当然被搜了出来，一下就把整个赌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赌的档次。周宁有口难辩，
幸好平日打麻将时，广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风格，对那些
身居要职的、手中有权的，益发上心，尽力呵护。所以这一次抓赌的人中居然有一
个是跟他打过麻将的哥们，可见周宁交友之广泛。牌桌上结下的朋友，有时比战场
上的战友还管用。那小子虽然是执行公务，但也良心未泯，听了周宁的陈述，允许
他回去跟老婆告个别，且把钱送回给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听候处罚。
周宁一路小跑地回家报丧，心里却冒出一个富有诗意的句子：成也麻将，败也麻将。
诗得兴起，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两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宁被关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对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得出的结论是：
打麻将一定要认准时机、认准对象、认准手气。节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
手气不好不 要打。有了这三个“认准”、三个“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
安全感来。一同抓去的还有两个年纪小点的朋友，平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周宁的。
这时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闭室里，周宁就把他们几个好一番训：
“打牌这个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像我，一旦被抓了，还有你嫂子来
取人；你们这两个，连个老婆都没有，谁来取你们出去？”
只说得两个小弟点头称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宁合该倒酶。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个包青天，最好是一个过往的牌友兼包
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让杨红知道。哪知这第二天审他的是个
小白脸一般的警察，说他看琼瑶小说还有人信，说他打麻将那就只有鬼才信了。 周
宁挖遍了记忆也想不出在哪里跟这个人有过任何交情。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叫杨
红带罚款1500元来取人。
杨红接到电话之后那一个恨！差点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但思前想后，杨红还是带
了1500元钱，骑车到了那个派出所，去把周宁取回来。你不取他，派出所会找到学
校去，你在H大还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听周宁供过杨红是H大的老师，对她还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是目光远
大的人，谁知道哪天自己的儿女不会转到H大杨红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杨
红交了罚款，又低三下四地请求派出所不要把这事捅到自己系里或周宁学校里，就
很顺利地把周宁的事了结了。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不过是想一棍子
打出钱来，并在打出钱的同时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疯了的夥计们。
临走时，派出所的小白脸把玩着手里的一支笔，盯着周宁，有一会没说话。周宁一
看，谄媚地说：“那支笔，您喜欢就留着用吧。”那个劲头，让杨红庆幸小白脸方
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宁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真的？那就谢谢了。”小白脸笑笑，很欣赏周宁的冰雪聪明。
出得门来，周宁谢过杨红，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那支笔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他今天录口供的时候，手里没笔，我就把那支借给他了。看得出，他挺喜欢那笔，
不想还我了。”
杨红这才意识到那就是陈大龄送她的那支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能把那
支笔送他？”
“不就是学生送的一支笔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杨红有苦难言，只在心里想，日后遇见陈大龄，如果他问起这支笔，自己千万不能
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她几乎绝望地想，大概这层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遇见陈
大龄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杨红绝对没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岛遇见了陈大龄。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杨红合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全国性大会录用，两个人都拿到经
费去青岛开会。会议借用的是青岛计生办的招待所，当时有好几个会在那里召开，
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的会议是有关计划生育的。看到一大帮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
年纪轻轻的女孩在那里进进出出，想到这些人都是研究计划生育的，杨红觉得很滑
稽。
杨红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会，心情很激动，态度很谦恭，但亲眼看到一些从
前只在期刊上课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辈，跟他们在同一个餐厅用餐，有时还坐在一
桌，发现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维，又有一点如梦初醒
的感觉，原来写书的、做大学问的也是寻常人哪，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的。这样想
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说不定我也能做出学问、写出书来。
杨红住的是一个四人间，同房间的有一位是广东一个大学来的，姓张，比杨红大几
岁，但还没结婚，跟杨红很谈得来。另两个不是一个会议的，又多半时间不在房间
里，所以没说什么话。
在外开会这种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你讲我讲大家讲。讲到后来，大家的注
意力都放到参观景点、逛街购物上面去了。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杨红的那个会组织
去崂山玩了一天，回来后已是精疲力尽，所以杨红一到房间就洗了澡，只穿着棉毛
衣裤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在敲门。张老师去开了门，杨红就听到有人问：“请问H大来的
杨老师在不在？”
“在。请进来吧。”张老师说着，就把来人让了进来。
杨红没戴眼睛，但恍惚听见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责怪张老师不跟她打个招呼就把
男人放进来了，让来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等她戴上眼镜，看清来者是谁，差不多晕
倒了。
来人正是陈大龄！
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梦见但从来没梦见过的人，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忘记
但从来没忘记过的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她是日间思他思得还不够？还
是梦过又忘了？多少次想象过再会的场景，有悲有欢，有笑有泪，但绝对不是象现
在这样，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站在他面前，旁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两个人就那样望着，不知道有多久，真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只不过泪都流到
心里去了。
“坐，坐。别站着。”张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大龄坐下。
杨红蓦地清醒过来，忙不迭地说：“我去换衣服。”她找了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
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仍可以听见张老师在跟陈大龄谈话。杨红换好衣服，觉得有
点心慌气短一样，完全没有力量走出去。她背靠在洗手间的门上，闭上眼，倾听那
个四年没听见的声音。声音没什么变化，人也没什么变化，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
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懈可击，也许那段情也没在他心上
留下什么痕迹？
那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是平淡之极。陈大龄找到杨红的经过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
每个会议的与会代表名单都贴在一楼的墙上。陈大龄看见了杨红的名字，就到招待
所的服务处查到了她的房间号码。
张老师说：“这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他们岂不是助
纣为虐？”
杨红觉得张老师有点卖弄幽默，故意说些惊人之语。又有点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
她指望张老师自觉地避开，让她跟陈大龄说会话。
张老师好像不但没有避开的意思，反而表现出比杨红更大的兴趣。谈话的重心很快
就被她扯走了，虽然陈大龄仍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两句，杨红自己也心急火燎地想加
入到谈话里去，但每次都被张老师喧宾夺主地扯了回去。最后，还是张老师快刀斩
乱麻地敲定 ：明天大家一起去栈桥玩。
同房间另外两个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陈大龄看看表，说：“不早了，快十二点了，
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见。”他没邀请杨红出去走走，杨红也没敢自告奋勇地送
送他。现在这么晚了，出去走走也显得太出格了。又都在一栋楼里，送也显得没道
理，好在还有明天。
那个夜晚，杨红水到渠成地失眠了。回想四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些在心里反复咀嚼
过的细节，今天反而觉得特别不真实。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自己爱疯了想
象出来的？原以为两人重逢会象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地燃尽彼此，或者会
如山间小溪一般，绵绵情话，潺潺不绝。等到真的重逢却是这样不尽人意！
不过杨红很快就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陈大龄。还能怎么样呢？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
妇，陈大龄会放肆地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说不定是有妇之夫了，我又能张扬自己
的感情吗？他能找到这里来，已经是很念旧情的了。如果象自己这样不善于观察，
贴在墙上的名单都注意不到，那根本不会有这次重逢了。
想到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错过这种机会，杨红觉得心痛难忍，以后走到哪里我都要留
意各种蛛丝马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
杨红知道张老师也没睡着，因为能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看来张老师是对陈大龄
动了心了。这可真是一见钟情。杨红想，有人这样被陈大龄吸引，我应该感到骄傲
和自豪，至少说明我当时为他动心是正常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张老师怎么可以在
这样短的时间里爱上陈大龄呢？只能说是冲着他的外在来的，这不是很肤浅很靠不
住的吗？我希望陈大龄能想到这一点，我不希望陈大龄为之动心。我这样想，是为
了陈大龄好。但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讥讽地说：你无非是怕别人把陈大龄抢走罢了。
你自己说过要放开他的，你自己还是一个有夫之妇，你有什么资格吃醋？
我这不是吃醋，我吃什么醋呢？杨红一边对自己辩解，一边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张
老师好像根本没看出我跟陈大龄是有过一段情的。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有丈夫；也许
是我跟陈大龄都隐藏得太好，她看不出；也许是陈大龄早已放开了那段情，不用隐
藏了，脸上的情色二字已经从心里连根拔掉了。
想到第二天会跟陈大龄一起出去玩，杨红不知道自己是悲还是喜。四年过去了，自己
看到这个人，仍然是恨不得分分秒秒跟他在一起，就算是一言不发，都是甜蜜的。
但明天一起出去的，不仅有张老师，可能还有陈大龄的两个女研究生。五个人在一
起，又能怎样？张老师这样明目张胆地对陈大龄示爱，说不定那两个研究生也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象我这样既是已婚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要想拉住陈大龄的心，
只有靠他念旧情了。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自己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到最初的起跑线
上去了，要跟其他人平起平坐，从新争取陈大龄的爱。
想到这些，杨红就觉得周宁当初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我要是跟了陈大龄，我会一
辈子提心吊胆的，因为总会有女孩来向他示爱，我也会时时担心别人抢走他。虽然
从道义上讲，应该为陈大龄有人爱而高兴，但从情感上讲，真的是恨不得全天下的
女人都对陈大龄视而不见才好。
最好陈大龄有点什么可以吓退其他人的东西就好了，比如下肢瘫痪了，坐在轮椅上，
那别的女人就不会爱他了，只有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他。但她马上想到这样不好，
陈大龄如果瘫痪了，那不管我怎么爱他，他的一生也是不幸福的。也许仅仅是脸上
有一道伤疤就行了，那样的话，那些看重他外在的女人就不会要他了，只有我还会
照样爱他。
杨红开始在心里试穿自己带来的几套衣服，看哪一套最能显示自己的优点。她不知道
陈大龄的那两个研究生长得怎么样，但估计她们的年龄应该不会比自己小多少，因
为自己也是毕业了一年就开始读硕士的。张老师还大几岁，三十了。不过她们可能
都有一个优点，就是还没结婚。想到这一点，杨红就泄气了。别人对陈大龄有份心
是正常的，倒是自己，已经结婚了，还想着陈大龄，真是无聊。
杨红把自己骂了一通，又为过早结婚后悔了一通，甚至想过明天不跟他们一起去，
但终究没能下这个决心，反而焦急地想早点入眠，免得明天眼睛肿肿的难看
从H市坐到汉城，差不多没讲什么话，因为飞机上实在是很安静，没有人讲话。转机
后，杨红没有看见她。现在一个人呆在机场，看见了她就象一个与组织失散多年的
地下党员看到了党派来的接头人一样，份外亲切，立即就走上前去打招呼。
那位妇女的激动也不亚于杨红，两个人互问了姓名，一下就成了好朋友。那位妇女
叫周刚，是Z大的，去D大做访问学者。说起来，两个人的研究方向居然很相近，不
过Z大比H大名气大，周教授比杨副教授高一级，D 大也比杨红要去的A大多颗星。若
是在平时，杨红对这样的人就有点敬而远之，因为别人样样比自己高一等，自己有
压力。不过今天不同了，到了美国，只要是中国人，看见了就很亲切，学术方面谁
坐第一把交椅的事以后再计较。
两个女人碰上，很少有侃伊拉克战争或者世界杯的，都是聊彼此的家庭。有人说，
如果你要讨好一个女人，那就夸她的丈夫，比夸丈夫还管用的，就是夸她的孩子。
千万不要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即使她自己说她丈夫和孩子的坏话，你也不要接
碴，因为她那样说，一是图个嘴巴快活，二是想听到相反的意见。
不知道杨红知不知道这个真理，反正她就是这么做的，从来不说别人丈夫孩子的坏
话，能恭维时恭维，实在觉得没什么可恭维了，就不啃声。今天把这政策照搬，一
下子就跟周刚成了好朋友。
杨红开心地说：“我们还是家门呢，我丈夫也姓周。你比我丈夫大几岁，我们周怡
应该叫你大姑妈。正好他家没女儿，周怡没姑妈，就认你这个大姑妈了。”
两个女人就把座次排排好，把关系摆摆正，一个姑妈，一个舅妈，如果不是周刚的
女儿比杨红的儿子大得离了谱，差不多就要违反婚姻法，定个娃娃亲了。
大姑妈因为口语不太好，磨磨蹭蹭地掉在后面，才刚刚过了那几关，还没吃东西，
杨红就自告奋勇地带她去吃麦当劳。大姑妈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去买，杨红就勇敢
地做起翻译来，问了她想吃什么，就上去为她点了，跟什么SAUSE，配什么DRINK，
都是一顺溜地听懂了，答对了，很为自己的英语自豪，顺便也有点感谢朱PETER训
练有方，上了口语班跟没上口语班就是不一样。
大姑妈吃的时候，杨红就陪在旁边跟她聊天。大姑妈跟她的名字倒还有点相配，性
子挺刚的，说话直爽，当即就许诺说如果她那边有好的机会，就想办法为杨红在那
边找个位置，毕竟学校好一些，今后前途也大一些。再说，姑妈舅妈地住在一起，
等两个人都把孩子办来了，还可以有个伴。
“我来了这么短的时间，就有点喜欢这里了。”大姑妈坦率地说。“这里胖人多，
而且个个活得很坦然。你看那个卖麦当劳的胖大嫂，比我胖三倍，人家那叫活得！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在美国，像我这样的，只能算中等偏瘦，比在中国时感觉好多
了。”
杨红打量一下大姑妈，其实她也不算胖，不过比较壮，脖子和四肢都显得结实粗壮，
属于那种即使是不吃不喝而且猛跑步也减不了多少磅的人。杨红想不到一个堂堂Z大
的教授，还会为自己的胖烦恼。
“你在中国也不算胖吧？”杨红安慰说。
“你不知道，教书呢，倒是没谁管这个，你胖也好，瘦也好，没有人会为这个不评
你职称。但我先生在公司工作，经常有应酬，常常有带家属出席的晚会什么的。刚
开始我还去去，后来就觉得那种场合瘦女如云，一瘦遮千丑，我在那种地方感到压
力太大了，去了丢脸，所以也懒得去了。”
大姑妈用餐巾纸擦擦手，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杨红：“你看，我年轻时也
满不错的呢，一百来斤。生了小孩后，就象吹汽球一样，一下子就吹了这么大，收
都收不回去了。听别人说，生前越瘦的人，生后越胖。”
那是一张质量不怎么好的彩照，照片上的大姑妈的确很漂亮，瘦瘦的，五官生得很
端正。大姑父倒显得一般，有点偏老，两个人看上去象父女。
大姑妈又递过一张照片，是她全家三口刚照的，大姑妈就是现在这模样，大姑父反
倒显得比以前有了些风度，两人看上去有点“女大三，抱金砖”的包办婚姻味道。
女儿呢，活脱脱是年轻大姑妈的翻版，就越发衬得大姑妈老了。杨红又端详了一会，
就还给了大姑妈，心里有一点优越感，因为自己虽然也生了小孩，但还没有吹汽球。
“谈恋爱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丈夫配不上我，我父亲是Z大教授，我自己也是第一名
考进来的，人又生得漂亮，他那时只是班上一个很普通的学生，才貌都不出众。不
过他追得很紧，女人怕追，一追就追上了。”大姑妈似乎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都有点
事过境迁、好景不再的感叹，“现在你看看，他反而显得比我年轻、比我出众了。
哎，女人不经老啊。”
杨红也有同样感叹：“不然怎么说女人三十豆腐渣，男人三十一朵花呢？”
“男人到了三、四十的时候，有了成熟男人的风度、地位和金钱，而女人到了三、
四十的时候，人也老了，体也胖了，浪漫也被磨损了，就是不磨损，配着一个气球
一样的身材，也不可爱了，这个时候，婚姻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女人，活得最难。”大姑妈坦率地说，“以前是我丈夫紧张我，现在是我紧张他。
他在外面做生意，经常要接触各种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头出去，别人到什么地方，
他也得到什么地方，难免会碰点荤腥。”
杨红不敢相信大姑妈这样的人，对丈夫在外拈花惹草会持这样开明的态度，就安慰
说：“也许他在外面挺规矩的。”
“你不用安慰我了，他自己都承认的，他说这是为工作所迫，没办法的。你的客户、
你的顶头上司都开了房间，叫了三陪，你不开？你不叫？那他们就会以为你要去揭
发他，你还想在那个公司干？现在这个年代，洁身自好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的。你
出污泥而不染？那污泥就要怀恨在心，往你头上泼污水，让你比污泥还污。”
这是杨红第一次听到如此悲壮、如此高尚的嫖妓宣言，感觉大姑父为了工作，忍辱
负重，牺牲色相，肉体肯定被摧残得不成体统，内心肯定是泪流成河。
“你相信他？”杨红忍不住问。
“相信什么？相信他是为了工作才这样的？”大姑妈撇撇嘴，“一半一半啦，形势
所迫也有一点，自己想换个口味也有一点。不过他还算有良心，他说为了保护我，
他都是用套子的，我们也有很久都坚持用套子了，不想染上病。”
杨红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姑妈， 心想，Z大的教授，都要忍受这样的婚姻，中国女人
的地位可想而知了。
杨红昧着良心，才找出一句恭维的话：“你心胸真宽广，如果是别的人，怕是早离婚
了。”
“你当我没想过离婚？怎么会没想过呢？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连旧社会都不如。但
是有很多实际问题不好解决，小孩的事啦，房子的事啦，还有这些年的感情，也不
是说放下就放得下的。关键是跟他离了婚，我又能找谁呢？像我现在这把年纪，再
找也是离过婚、丧过偶的了，两个人带着这么深重的过去，要过得好也很不容易。
再说，除非不找在公司干的，否则很可能比我现在的丈夫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
姑妈看看杨红，说，“你丈夫跟你在一所大学，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杨红不知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女人感谢对方信任自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隐秘
也透露出来。杨红虽然被大姑妈感动加带动，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毕竟是多年的
习惯，觉得家丑是不可外扬的，于是只含混地说：“差不多吧。”
大姑妈把食物打扫完毕，喘口气，说：“所以我对这次出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我准
备一到学校就开始为我丈夫和小孩办探亲，如果快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内就可以到
美国来。我几个朋友帮我打听过，像我这种专业的，在这边还比较好找工作，找到
工作就可以在美国安定下来了。”
杨红没有听懂留在美国跟刚才讲的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只觉得大姑妈也是跳跃性
思维的人，一跳就从中国男人的不轨跳到中国女人在美国找工作的问题上去了。
大姑妈继续构想着她的宏伟蓝图：“呆在这边呢，我的丈夫就不用跟着他的老板到
处应酬了，他可以老老实实地呆在大学里做研究。听我那些在美国的同学讲，他们
夫妻之间都过得挺好的，最起码是安安稳稳，绝对没有我在国内所遇到的那些麻烦。
你知道的，我们这个专业，出国的多，我那个班，至少有90% 的人在国外。其实我
年轻时要出国也很容易，但是我丈夫不肯出来，所以就没动那个心，不然早就在美
国扎根了。”
杨红有点心不甘：“但是人并没有改变啊。他出过轨，就是出过轨，到了美国他不
出轨是因为他没有机会出轨了，但他骨子里不还是个出轨的人吗？”
大姑妈笑起来：“你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棍子把人打死。我要这么严格，早就离婚
了。你想想，他在中国那种环境当中，他也是没法。说实话，他当初从Z大跳出去从
商，还是我的主意，因为两个人都守在大学里，经济上也不那么宽裕。那时候，凡
是家里有一个人在公司的，都买了三室一厅了，只有我们，还住在学校分的两室一
厅里，想给小孩买个钢琴也买不起。所以有时候我也不怪他，一个人，最好不要遇
到这种考验，不然的话，就很可能背叛。出污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杨红突然想起朱PETER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谈阔论，那话当时听了，只觉得是朱PETER又
一个哗众取宠的包袱，但现在想来，却有几分道理。
朱PETER说，那些夸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要么是吓了眼，要么是睁着眼说瞎话。荷
花出污泥而不染，其实是因为它有一根长长的茎在那里托着，离污泥还远着呢， 如
果你把一朵荷花塞到污泥里去，踩两脚，再拉出来，你看它染不染。更准确的说法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变黑，就别到墨身边去。
那时有人笑他，说我们现在近了你这个朱，为什么反而变黑了？朱PETER笑着解释说，
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朱墨”，你们近了我，是既近朱又近墨，你们要变得黑里
透红了。
看来大姑妈是治病治根，把大姑父连根从中国拔起，再把他种到美国来，想以这样
的方式来挽救她的婚姻。不让大姑父近墨了，他就不会变黑了。不知道美国到底是
朱是墨还是朱墨并存，不过她有点象大姑妈批评她的那样认死理。她觉得真正清白
的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都是清白的，如果不是，那就不是真的清白。一个人一旦
不清白过了，那他就永远是不清白的了。
杨红问：“那你丈夫他现在愿意到美国来？”
“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大姑妈坚定地说，“这个我想好了，如果他不
肯来，我们就离，但我的女儿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听说美国这边对离婚的女人比中
国那边宽容，有些美国人找了拖油瓶的女人还觉得赚了一个。吃起饭来一大桌，问
起姓来各姓各的家庭很多，大家见怪不怪，这样小孩就没压力。在中国不敢离婚，
怕的就是别人瞧不起，说闲话，孩子在外受欺负。如果没这几个担心了，离婚有什
么可怕？女人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这点你说得很有道理，没有男人，女人也养得活自己，但是感情上的空白还是没
法填补的。”
“我丈夫他还是不愿意离婚的，他也很念往日的情分，对外面那些应酬，他是能躲
就躲，能溜就溜，对女儿也照顾得很好。他也知道，外面那些女人，有几个是真心
跟他好呢？不都是为了几个钱，逢场作戏吗？男人虽说四十还是一枝花，但到了六
十、七十的，反而不如女人了，生的生病，中的中风，还得靠女人来照顾。风月场
中的女人是靠不住的。”
“那他过来能做什么呢？”
“我丈夫有硕士学位，在这边找个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杨红想到TRACY，又想想眼前的大姑妈，突然想到人们出不出国，留不留在美国，完
全不能用爱国不爱国来丈量。这两个女人，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末，一个出生于六
十年代中，一个到美国来寻找好男人，另一个到美国来培养一个好男人，动机都是
很女人的。
大姑妈的飞机在三小时内就起飞了，杨红恋恋不舍地把她送走，一个人找了个僻静
的位置坐下，回想她们两个人的话。TRACY跑社会新闻的，她看见的都是社会的阴暗
面，但杨红也知道，那些阴的暗的，正在冠冕堂皇地变成阳的明的，人们已经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了。这股风正在强劲地吹向大学，杨红自己就参与处理过院里一个
在外叫鸡被派出所抓住的老师。
不论是TRACY采访过的那些女囚的反抗办法，还是TRACY自己的反抗办法，都是杨红
不赞成的。杀人也好，杀己也好，都不能把一个变了心的男人杀回来，都不能解决
问题。杨红也不赞成女人以花对花，在她看来，女人胡乱地跟男人上床，只能是自
取其辱；而且女人青春短暂，以花对花的阶段也是短暂的；况且，等到夫妻两在那
里COUNT NUMBER决定谁花得更多的时候，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
现在的社会的确象个大染缸，男人越来越放纵自己，女人也越来越放纵自己。男人
越放纵，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女人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本钱，就越放纵自己。
杨红想，像我这样“奔四”的女人，既没有本钱放纵，也不愿放纵，又不甘心自己
的丈夫放纵，哪能活得不累？
TRACY和大姑妈对付这些阴暗面的办法就是跑到美国来，企图找到在中国找不到的好
男人，或者拯救一个被污染的好男人。难道美国是女人的天堂？
杨红无精打彩地看着机场的乘客，有行色匆匆的，有步履沉重的，也有像她一样，坐
在那里，无所事事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也没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百无聊赖之
中，就想起朱PETER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打发候机的时光，就把过往那些痛
苦的记忆搜罗出来，打成包，丢弃在机场。
那好像是他写的或引用的一首英文诗，他先念了英文，然后随口把它译成了中文，
大意是，机场是一个丢弃痛苦记忆的好地方。不想污染你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
就不要将你的痛苦丢弃在生你的故乡。不想被漂浮在空中的忧愁擒获，就不要将你
的痛苦丢弃在你常住的故乡。也不要把你痛苦的记忆丢弃在你乘坐的飞机上，那小
小的银燕，载不动这许多哀伤。把那些痛苦的记忆打成包，丢弃在机场吧，因为那
里每个人都是过客，没有谁会注意到陌生人的惆怅。这样当你再上飞机的时候，你
已经与往日的阴影告别，等着你的，将是新的篇章。
朱PETER说他就是这样打发候机时间的。这可能是他说过的最一本正经的话，一说完，
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杨红想象不出，象朱PETER 这样的人，会坐在机场的一隅，
神色凝重地把自己痛苦的记忆打包。痛苦是一种沉重的感觉，痛苦是一种深刻的体
验，像他那样即使不算浅薄至少也算得上轻浮的人，能有什么称得上沉重而深刻的
体验吗？
杨红现在愿意相信，一个人能把过往的不愉快打成一个包，丢弃在机场。坐在一个
陌生的机场里，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好像思维都跟着大胆起来了。在熟悉的环境
中，仿佛思维都是有声的一样，想一想，都会被人听见，都会被人察觉，都会变成
笑柄。这里是美国，就算思维被人听见了，因为语言不通，可能都没人能懂。
候机的时间，也是难得的清闲时光，平日里忙忙碌碌，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都没
有时间去咀嚼、去提炼、去归档。
人在异国他乡，与故时故日故地的生活拉开了一段距离，你的心境更平和，你的眼
光更敏锐，使你能够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过去。
杨红想象着自己正摊开一块块布，然后把从前那些痛苦的记忆，分门别类，一点一
点地放在布的中央，凑足一个包裹了，就包起来，扎紧，丢弃在这里。她最先要打
包的，是有关陈大龄的记忆。不管那是痛苦还是幸福，那都是她一生中最沉重的记
忆。
陈大龄自下乡后，就象一个随风飘舞的风筝，从杨红的生活中飘出去了。开始杨红
还期盼着，以为陈大龄会从乡下寄一封信给她，告诉他的通信地址，那她就可以写
信到他下乡的地方去。那时她每天从楼下门卫那里过，都希望刘伯会叫一声：有你
的信！每次到系里去，也要满怀希望地伸手到信箱里去摸一摸，希望能摸出一封陈
大龄的信来。常常是摸出了一把信，但都不是自己急等的那封，有时只好拿那无辜
的信出气，把它撕个粉碎。
杨红知道自己可以去数学系打听到陈大龄在乡下的地址，或者去找他弟弟打听。但
她都没有做。如果他想跟我通信，他会写给我的。他既然没有写，就说明他不想写。
他不想写了，我又为什么还要写呢？我不是想好要放开他的吗？
一直到了第二年了，过完新年到系里去时，杨红才收到陈大龄的一张明信片。明信
片是年前就寄到了的，但她没想到有人会寄信来，所以根本没去系里取信。
陈大龄的明信片上写着：“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她心情很激动，拿在手里把玩
良久，翻过来翻过去地想找到点什么，又把那卡的图案研究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
陈大龄要么花了心血选了这张绝对不带任何特殊情义的明信片，要么命中注定，他
随手一拿，就拿了这么一张干干净净的。明信片图案是一幅风景画，有山有水，但
没有蝴蝶，没有鸳鸯，没有相依相偎的小猫，更没有相拥相抱的情侣。
杨红觉得自己应该回一张给陈大龄，虽然新年已经过了，但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
她也到学校书店里，精心挑选了一张同样干干净净的明信片，象应声虫一般，恭恭
敬敬地写上“祝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她不知道陈大龄乡下的地址，只好也寄到他
系里。也不知他什么时候能收到，估计他每次回H市都会去系里拿信的。
自那以后，两个人都形成了规律，一年两张明信片，新年一张，生日一张。新年的那
张两人差不多是同时寄出，生日的那张总能在生日到来之前的一两天到达。明信片
上面，除了应景的问候祝愿，也会有一两个报告生活中重大转折的句子。就是从这
些报告中，杨红得知陈大龄从乡下回来后，很快就调到上海去了，然后读起了在职
博士。
这两张明信片就象维系风筝的那根线，一头拴在风筝上，一头握在杨红的手里。每
年拉一拉，就知道风筝还在那好好的飘着，但风筝什么时候飘回来，就没人知道了。
如果有朝一日这根线断了，陈大龄就会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也找不到了。想
到这一点，杨红就不寒而栗。
杨红刚开始还怕周宁会抓住陈大龄这事，跟她没完没了，但后来发现周宁比她想象
的要“汉子”得多。周宁没怎么提陈大龄的事，提到也只是一笑了之，说：
“你那还不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人家陈大龄会看上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说你爱他，
我信；说他爱你？我才不信呢。了不起也就是找个女人玩玩。虽然俗话说的是‘会
玩的玩媳妇，不会玩的玩姑娘’，但那是说结了婚的男人。象陈大龄那样没结过婚
的男人，不会玩媳妇的，他嫌脏，怕坏了他的名声。他要找个人玩，也会找个没结
婚的姑娘玩。玩得好，结婚；玩得不好，两人拜拜，不欠良心，不留手尾。你看他
下乡了，就不理你了吧？”
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扩大到整个女人：女人嘛，不切实
际地动动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不对身边的陈大龄们动心，也会对书上电视上
的某个小白脸动心。女人的春心，总是对那些得不到的男人萌动的嘛，丈夫算个X。
再然后，周宁就把自己的理论波及到整个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啦，她看一个电视剧，
就可以爱上一个男主角，看一本书，就可以臆造出一个生死恋，你要跟女人心中那
些无穷无尽、不着边际的意中人竞争，那你还不累死？你只要盯紧她，不让她给你
戴有形绿帽子就行了。无形绿帽子嘛，嘿嘿，每个男人头上都有几顶的啦。
杨红没想到自己刻骨铭心的恋情，到了周宁嘴里就变成了闹剧，有好几次，她都想
证明给他看，她和陈大龄之间绝不是儿戏，绝不是周宁所说的剃头匠的挑子。她想
说，现在我就跟你离了婚，去跟他过。但她有点底气不足，陈大龄的确是下了乡，
就没理她了。虽然一年寄两张明信片，也象是一口忽忽悠悠的气，一根若即若离的
丝，如果不是自己也紧紧拉着，每年寄明信片回去，恐怕早就断了。
杨红不相信陈大龄只是“找个人玩玩”，但“嫌脏”两个字，却深深地印在了她脑
子里。这个概念其实是早已存在在她的心底的，只不过她从来没舍得用这么一个粗
俗的词。当初她觉就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配不上陈大龄。为什么结过婚的人就配
不上他？不就是一个“脏”字么？一个跟别的男人上过床的女人，在另一个男人心
中，不就是被玷污了么？不然男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那个处女膜？陈大龄也是男人，
他能不嫌脏？
杨红觉得自己能理解陈大龄，也不怪他一去无踪影，只怪自己跟他没缘分。
工作繁忙是杨红唯一的救星。她本来就是一个好胜的人，读书时想得第一，工作了
想做最好。而且她发现自己只要一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就忘了那些个人的烦恼。她
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推测，学校里所有工作积极的老师，都是因为个人生
活不幸福。再推而广之，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个人生活不幸福的人。个人生活太
幸福了，就会被幸福淹没了。幸福使人慵懒，幸福使人呆滞，幸福使人不思上进，
幸福使人沉醉目前，太幸福的人，就没有心思干工作搞研究， 也就做不出成果了。
工作了一年后，杨红发现自己可以读在职研究生了，就努一把力，很顺利地考上了
系里梁教授的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又工作又读书的日子，就更繁忙更充实了。
慢慢地，杨红觉得自己深刻领会了那句歌词：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你并没有刻意地去想这个人，甚至可以说你是在刻意地忘记这个人。但这个人的一
切，都象烙在你记忆里一样，随时随地都会为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蛛丝马迹突然跳到
你的心中。杨红听到一个“陈”字，都会立即想到陈大龄。听说谁要去上海，都要
羡慕她一通，好像一去上海就是走近陈大龄了。<<梁祝>>的音乐那更不用说，什么
时候听到，杨红的眼就止不住被泪水溢满了。
杨红觉得那场舞会应该是自己生命之曲的华彩段落，生活过到那场舞会，就应该打住。
那时候打住，自己的一生，虽然大多数时光是平淡无奇的，至少还在结尾处浪漫了
一下。当然那一段浪漫在当时也只觉得痛苦：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他爱不爱你的
痛哭；知道他爱你，却无法走到一起的痛苦；想跟一个人走，却又怕另一个人痛苦
的痛苦。总而言之，当时是只有痛苦，甜蜜的浪漫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有的感觉。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身处其中的时候，感到的多半是痛苦，只有到事过之后，回忆
起来，才想到那时我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那时我身处爱中，应该是幸福的。
既然生活没有在那场舞会就打住，再往下过，就变味了。就象一部小说，写到两个
恋人相爱了，互诉衷肠了，就该结束了。如果故事还没完，你就知道下面有麻烦了，
不是外界干预，就是生死相隔，或者因误会分手，或者因了解分手，如果不幸没走
这几条路，那就剩下最后一条：平平淡淡，吵吵闹闹，时不时地，就蜕变到滑稽可
笑的地步。
最先走了滑稽可笑路子的，是陈大龄留下的两件信物。
那盘磁带因为写着陈大龄的名字，当然是不能放在家里的。杨红就把它拿回老家，
放在自己住过的那间房里，藏在一个小盒子里，想象着当自己年老了的时候，拿出
来，听一听，回味那美好的时光。
有一天，杨红回了老家，想把磁带找出来听一听，结果发现小盒子里是一堆乱七八
糟的带子，不知是谁，把磁盘里面的带子掏了出来，揉在一起，象一堆暗褐色的刨
花一样。杨红带着哭腔，问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妈妈也不知道，说是不是你侄女在
这屋里玩的时候，看见了这盒子，把磁带扣出来了？她老是喜欢扣磁带出来玩，把
手都弄伤了好几回。
杨红流着泪，想把带子再绕回去，但绕了半天，也没有成功。很多地方都已经扭得
象麻花一样了，绕回去也是没有用了的。
海的女儿没有化成泡沫，化成了刨花。
杨红吸取了教训，把那支笔收在自家写字桌的抽屉里，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以
放。夫妻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如果锁在箱子里，反而引起周宁的好奇。锁，
只能锁住君子，象周宁这样的汉子，是锁不住的。也许大大方方地放在抽屉里，他
反倒没什么兴趣了。
周宁也曾注意到那支笔，因为盒子很精巧，很漂亮，但他没有注意到那上面的两个
字。问了一次， 杨红说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就没在意，因为那一段时间，学生
确实送了一些小礼物，感谢杨红教学有方。
周宁自己在中专教书，也不是没收过学生的礼物。实际上，中专学生比大学学生更
爱送礼。可能大学学生有点自视甚高，毕竟是自己考进来的，对自己的前途也比较
有信心，知道以后分配找工作，都不是靠老师。中专生呢，好像还有点中学生的味
道，把个老师看得很重，连家长都喜欢提点东西来孝敬一下，总觉得如果老师好好
教他的小孩，小孩子就会有更好的前途。周宁从来都是照收不误，能帮忙的，就尽
力帮了；帮不上的，也交个朋友。送礼你不收，反而得罪人。
既然是学生送的礼物，周宁也没多问，杨红也就暗自舒了口气。虽然觉得夫妻之间，
已经到了撒谎的地步，实在是有点悲哀，有点讽刺，但杨红那时只有地下党员成功
瞒过了国民党特务搜查的成就感，别的都顾不上了。
后来工作一忙，杨红也就没再去查看这支笔。直到有一天，周宁再次提起这支笔时，
杨红才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它。
杨红已经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总之，是某一年的某一天，那时杨红已经提成讲师，
分到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轮到她点房的时候，她看见可以选择的房屋中还有一套是
五区的，而且就在陈大龄住过的那栋， 就鬼使神差地点了那套。开始还怕周宁起疑，
想了一套答案在那里，结果周宁问都没问。
那一天周宁的兄嫂来H市办事，住在杨红那里。周宁从E市回来，也在家。但他好像
为了显示对兄嫂对老婆都是一视同仁一样，那天照例出去打牌了，把兄嫂丢在家里，
让杨红与他们六目相对，无话可讲。杨红自然是在那里生着闷气，觉得自己在周宁
的兄嫂面前丢了面子。但兄嫂不在乎，大概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或者只要有个地
方落脚就行，就当是旅馆，你还指望旅馆老板留下来陪你？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杨红被敲门声惊醒了。她那晚是做好了准备把周宁关在外面的，
所以也懒得起来去开门。但周宁的兄嫂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就起来开了门。杨红只
听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说话声，听不清究竟在说什么。她坚持着，让他们去鬼去祟。
后来就听见一切复归安静。周宁那一晚都没有回家。当然，那不是他第一次整晚不
回家了，打牌的人嘛，谁不是昼伏夜出，日夜颠倒的？杨红哭也哭了，吵也吵了，
还是不能改变周宁那一颗麻将心，也就不庸人自扰了。
不过那一次就有点不同，第二天起床后，周宁的兄嫂叽哩咕噜地在那里议论了一阵，
好像欺负杨红听不懂他们的家乡话一样。最后两个人就告辞了，杨红也没挽留。对
周宁的家人，杨红一直是这样，你来了，请坐请坐；你走了，不送不送。
那天一直到中午周宁打来一个电话，杨红才知道周宁的下落：在派出所里。周宁在
电话里请求杨红到派出所一趟，把他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周宁那桌麻将被派出所一锅端了。据说派出所的人阴险毒辣得很，
蹲在楼道里听哪家有麻将牌的声音，那时正是年前，天气也冷得可以，派出所的同
志能这样蹲在楼道里抓赌，第一说明他们为工作吃苦耐劳，品格高尚；第二，也说
明那年的创收工作到那刻为止，还进行得不尽人意，必须赶在年前，狠狠抓一把。
那些蹲点的片警，听见了谁家有打牌洗牌的声音，就冲进去，一阵吆喝，镇住那些
牌迷们，再数一数牌桌上和每个人口袋里的钱， 超过1000块就是聚赌，超过3000就
是豪赌，格抓勿论。
周宁那天正好随身带着3000元钱，是他从几个朋友那里借来准备给他的兄嫂做生意
的。借到手 后，没及时给兄嫂，就被邀请到牌桌上来了。再说，腰里揣着3000元的
日子，对周宁来说也没几次，所以先放在那里，热热身，过过瘾。
钱当然被搜了出来，一下就把整个赌博的格局提高到了豪赌的档次。周宁有口难辩，
幸好平日打麻将时，广交朋友，是人就跟他打，打就打出感情，打出风格，对那些
身居要职的、手中有权的，益发上心，尽力呵护。所以这一次抓赌的人中居然有一
个是跟他打过麻将的哥们，可见周宁交友之广泛。牌桌上结下的朋友，有时比战场
上的战友还管用。那小子虽然是执行公务，但也良心未泯，听了周宁的陈述，允许
他回去跟老婆告个别，且把钱送回给他兄嫂做生意，再到派出所听候处罚。
周宁一路小跑地回家报丧，心里却冒出一个富有诗意的句子：成也麻将，败也麻将。
诗得兴起，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两句：抓也麻将，放也麻将。
周宁被关在派出所的那半夜，对自己的麻将生涯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得出的结论是：
打麻将一定要认准时机、认准对象、认准手气。节前年前不要打，卑鄙小人不要打，
手气不好不 要打。有了这三个“认准”、三个“不要”，麻将就能打出水平、打出
安全感来。一同抓去的还有两个年纪小点的朋友，平时一口一个大哥地叫周宁的。
这时呆在派出所的小禁闭室里，周宁就把他们几个好一番训：
“打牌这个东西，一定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像我，一旦被抓了，还有你嫂子来
取人；你们这两个，连个老婆都没有，谁来取你们出去？”
只说得两个小弟点头称是，佩服不已。
也是周宁合该倒酶。他原指望第二天遇到一个包青天，最好是一个过往的牌友兼包
青天，那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不让杨红知道。哪知这第二天审他的是个
小白脸一般的警察，说他看琼瑶小说还有人信，说他打麻将那就只有鬼才信了。 周
宁挖遍了记忆也想不出在哪里跟这个人有过任何交情。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叫杨
红带罚款1500元来取人。
杨红接到电话之后那一个恨！差点就要叫他死在派出所。但思前想后，杨红还是带
了1500元钱，骑车到了那个派出所，去把周宁取回来。你不取他，派出所会找到学
校去，你在H大还活不活？
派出所的人早听周宁供过杨红是H大的老师，对她还是毕恭毕敬的，大家都是目光远
大的人，谁知道哪天自己的儿女不会转到H大杨红的手下呢？所以事事得留一手。杨
红交了罚款，又低三下四地请求派出所不要把这事捅到自己系里或周宁学校里，就
很顺利地把周宁的事了结了。派出所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不过是想一棍子
打出钱来，并在打出钱的同时也警告一下打麻将打疯了的夥计们。
临走时，派出所的小白脸把玩着手里的一支笔，盯着周宁，有一会没说话。周宁一
看，谄媚地说：“那支笔，您喜欢就留着用吧。”那个劲头，让杨红庆幸小白脸方
才不是一往情深地望着自己，不然周宁肯定讨好地把老婆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真的？那就谢谢了。”小白脸笑笑，很欣赏周宁的冰雪聪明。
出得门来，周宁谢过杨红，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那支笔送给那个小白脸了。
他今天录口供的时候，手里没笔，我就把那支借给他了。看得出，他挺喜欢那笔，
不想还我了。”
杨红这才意识到那就是陈大龄送她的那支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能把那
支笔送他？”
“不就是学生送的一支笔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杨红有苦难言，只在心里想，日后遇见陈大龄，如果他问起这支笔，自己千万不能
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不过她几乎绝望地想，大概这层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遇见陈
大龄的可能似乎是微乎其微的。
杨红绝对没有料到，94年的五月，她居然在青岛遇见了陈大龄。
94年的五月，梁教授和杨红合写的一篇文章被一个全国性大会录用，两个人都拿到经
费去青岛开会。会议借用的是青岛计生办的招待所，当时有好几个会在那里召开，
每个人都以为别人的会议是有关计划生育的。看到一大帮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大群
年纪轻轻的女孩在那里进进出出，想到这些人都是研究计划生育的，杨红觉得很滑
稽。
杨红第一次参加这种全国性的大会，心情很激动，态度很谦恭，但亲眼看到一些从
前只在期刊上课本上看到过名字的前辈，跟他们在同一个餐厅用餐，有时还坐在一
桌，发现他们也都是活生生的人，有些人的吃相很不令人恭维，又有一点如梦初醒
的感觉，原来写书的、做大学问的也是寻常人哪，并没有三头六臂什么的。这样想
着，就生出一些自信，说不定我也能做出学问、写出书来。
杨红住的是一个四人间，同房间的有一位是广东一个大学来的，姓张，比杨红大几
岁，但还没结婚，跟杨红很谈得来。另两个不是一个会议的，又多半时间不在房间
里，所以没说什么话。
在外开会这种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无非是你讲我讲大家讲。讲到后来，大家的注
意力都放到参观景点、逛街购物上面去了。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杨红的那个会组织
去崂山玩了一天，回来后已是精疲力尽，所以杨红一到房间就洗了澡，只穿着棉毛
衣裤躺在床上，很快就昏昏欲睡了。
朦胧之中，听到有人在敲门。张老师去开了门，杨红就听到有人问：“请问H大来的
杨老师在不在？”
“在。请进来吧。”张老师说着，就把来人让了进来。
杨红没戴眼睛，但恍惚听见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责怪张老师不跟她打个招呼就把
男人放进来了，让来人看到她这个样子。等她戴上眼镜，看清来者是谁，差不多晕
倒了。
来人正是陈大龄！
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梦见但从来没梦见过的人，那个她四年来每天都希望忘记
但从来没忘记过的人。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她是日间思他思得还不够？还
是梦过又忘了？多少次想象过再会的场景，有悲有欢，有笑有泪，但绝对不是象现
在这样，自己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地站在他面前，旁边还有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两个人就那样望着，不知道有多久，真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只不过泪都流到
心里去了。
“坐，坐。别站着。”张老师拉过一把椅子，让陈大龄坐下。
杨红蓦地清醒过来，忙不迭地说：“我去换衣服。”她找了一套可以见人的衣服，
冲进洗手间，关上门，仍可以听见张老师在跟陈大龄谈话。杨红换好衣服，觉得有
点心慌气短一样，完全没有力量走出去。她背靠在洗手间的门上，闭上眼，倾听那
个四年没听见的声音。声音没什么变化，人也没什么变化，岁月好像没有在他脸上
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泰然自若，无懈可击，也许那段情也没在他心上
留下什么痕迹？
那晚上的谈话可以说是平淡之极。陈大龄找到杨红的经过也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
每个会议的与会代表名单都贴在一楼的墙上。陈大龄看见了杨红的名字，就到招待
所的服务处查到了她的房间号码。
张老师说：“这里的保密工作做得可不怎么样，如果你是个坏人，那他们岂不是助
纣为虐？”
杨红觉得张老师有点卖弄幽默，故意说些惊人之语。又有点恨自己缺乏幽默细胞。
她指望张老师自觉地避开，让她跟陈大龄说会话。
张老师好像不但没有避开的意思，反而表现出比杨红更大的兴趣。谈话的重心很快
就被她扯走了，虽然陈大龄仍时不时地跟杨红说两句，杨红自己也心急火燎地想加
入到谈话里去，但每次都被张老师喧宾夺主地扯了回去。最后，还是张老师快刀斩
乱麻地敲定 ：明天大家一起去栈桥玩。
同房间另外两个人不合时宜地回来了，陈大龄看看表，说：“不早了，快十二点了，
你们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见。”他没邀请杨红出去走走，杨红也没敢自告奋勇地送
送他。现在这么晚了，出去走走也显得太出格了。又都在一栋楼里，送也显得没道
理，好在还有明天。
那个夜晚，杨红水到渠成地失眠了。回想四年前的那一幕幕，那些在心里反复咀嚼
过的细节，今天反而觉得特别不真实。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还是我自己爱疯了想
象出来的？原以为两人重逢会象干柴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地燃尽彼此，或者会
如山间小溪一般，绵绵情话，潺潺不绝。等到真的重逢却是这样不尽人意！
不过杨红很快就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陈大龄。还能怎么样呢？明明知道我是有夫之
妇，陈大龄会放肆地张扬自己的感情吗？他说不定是有妇之夫了，我又能张扬自己
的感情吗？他能找到这里来，已经是很念旧情的了。如果象自己这样不善于观察，
贴在墙上的名单都注意不到，那根本不会有这次重逢了。
想到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错过这种机会，杨红觉得心痛难忍，以后走到哪里我都要留
意各种蛛丝马迹，不能再错过这样的机会。
杨红知道张老师也没睡着，因为能听见她在床上辗转反侧。看来张老师是对陈大龄
动了心了。这可真是一见钟情。杨红想，有人这样被陈大龄吸引，我应该感到骄傲
和自豪，至少说明我当时为他动心是正常的，是有道理的。但是张老师怎么可以在
这样短的时间里爱上陈大龄呢？只能说是冲着他的外在来的，这不是很肤浅很靠不
住的吗？我希望陈大龄能想到这一点，我不希望陈大龄为之动心。我这样想，是为
了陈大龄好。但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讥讽地说：你无非是怕别人把陈大龄抢走罢了。
你自己说过要放开他的，你自己还是一个有夫之妇，你有什么资格吃醋？
我这不是吃醋，我吃什么醋呢？杨红一边对自己辩解，一边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张
老师好像根本没看出我跟陈大龄是有过一段情的。也许是因为知道我有丈夫；也许
是我跟陈大龄都隐藏得太好，她看不出；也许是陈大龄早已放开了那段情，不用隐
藏了，脸上的情色二字已经从心里连根拔掉了。
想到第二天会跟陈大龄一起出去玩，杨红不知道自己是悲还是喜。四年过去了，自己
看到这个人，仍然是恨不得分分秒秒跟他在一起，就算是一言不发，都是甜蜜的。
但明天一起出去的，不仅有张老师，可能还有陈大龄的两个女研究生。五个人在一
起，又能怎样？张老师这样明目张胆地对陈大龄示爱，说不定那两个研究生也是有
过之而无不及。象我这样既是已婚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要想拉住陈大龄的心，
只有靠他念旧情了。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自己好像一下子被打回到最初的起跑线
上去了，要跟其他人平起平坐，从新争取陈大龄的爱。
想到这些，杨红就觉得周宁当初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我要是跟了陈大龄，我会一
辈子提心吊胆的，因为总会有女孩来向他示爱，我也会时时担心别人抢走他。虽然
从道义上讲，应该为陈大龄有人爱而高兴，但从情感上讲，真的是恨不得全天下的
女人都对陈大龄视而不见才好。
最好陈大龄有点什么可以吓退其他人的东西就好了，比如下肢瘫痪了，坐在轮椅上，
那别的女人就不会爱他了，只有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爱他。但她马上想到这样不好，
陈大龄如果瘫痪了，那不管我怎么爱他，他的一生也是不幸福的。也许仅仅是脸上
有一道伤疤就行了，那样的话，那些看重他外在的女人就不会要他了，只有我还会
照样爱他。
杨红开始在心里试穿自己带来的几套衣服，看哪一套最能显示自己的优点。她不知道
陈大龄的那两个研究生长得怎么样，但估计她们的年龄应该不会比自己小多少，因
为自己也是毕业了一年就开始读硕士的。张老师还大几岁，三十了。不过她们可能
都有一个优点，就是还没结婚。想到这一点，杨红就泄气了。别人对陈大龄有份心
是正常的，倒是自己，已经结婚了，还想着陈大龄，真是无聊。
杨红把自己骂了一通，又为过早结婚后悔了一通，甚至想过明天不跟他们一起去，
但终究没能下这个决心，反而焦急地想早点入眠，免得明天眼睛肿肿的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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