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潮时期赴澳华人社群中的鸦片烟馆和赌场番摊

淘金潮时期赴澳华人社群中的鸦片烟馆和赌场番摊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澳大利亚淘金潮开始后，与大批中国淘金工一起到达澳洲并立即展开生意的，是鸦片烟馆和赌场番摊。换言之，鸦片和赌博是那个时期华人社会的一大特征。只要是有华人聚居之处，鸦片烟馆和赌馆番摊等店铺就必不可少，甚至是那些搭船前来澳洲的淘金工随身就带着鸦片和赌具，随时抽吸和开赌。亨利·简斯顿在其所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一书中，就对一八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南澳圭琴湾(Guichen Bay)中国淘金工船只抵达时的情形有生动描述，并特别提到这些抵岸的中国人很多人随身都携带了大量的鸦片烟土。[1]由是，在牧师杨威廉(Rev. William Young)一八六八年提交给维多利亚政府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个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充斥着数量不等的鸦片烟馆和赌馆番摊。[2]

不仅仅是早期抵达维多利亚的满怀发财致富梦想的中国淘金人，即便是二十年后去到昆士兰的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寻梦群体，矿场开到哪里，只要那些中国人闻讯赶到，烟馆和赌场番摊就跟到那里。[3]

在淘金潮消退之后，这些怀揣着寻金美梦希求发财致富的华人，就陆续进入澳洲的几大都市及各殖民地正在形成中的主要市镇维生及营商，这些鸦片烟馆和赌场番摊等馆场也如影随形跟进。据当时西人的观察，吸食鸦片和赌博已经成了这些中国人的习性之一，以致他们成批乘船而来时，也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4]在一八六八年牧师杨威廉提供给维多利亚议会的报告中，就特别指出，仅在巴拉瑞特(Ballarat)，赌馆番摊和鸦片烟馆就分别有13家和34间；在本迪戈(Bendigo)，也分别有7家和10间；在卡索曼(Castlemaine)，分别有6家和11间；在亚拉腊(Ararat)，分别是2家和6间；玛利伯勒(Maryborough)分别是3家和5间，戴尔斯福德(Daylesford)是13家和8间，阿沃卡(Avoca)为2家和2间，比奇沃思(Beechworth)则分别有10家和15间。[5]

而据一八八三年对新南威尔士金矿区五个中国营地总计942名华人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在纳兰德拉埠(Narrandera)有40人参与烟馆和赌博经营，获架获架埠(Wagga Wagga)有19人，德尼利昆埠(Deniliquin)、希埠(Hay)和奥尔伯里埠(Albury)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皆记录每埠都有超过10人以上属于无职业，三地总计47人。在当时生活需要必须要有所保障的情况下，不难想象这些无职业人员实际上在暗地里从事烟赌生计的可能性。[6]当淘金采矿业消停之后，这些鸦片烟馆和赌场又都向主要城镇和都市聚拢。一八七四年和一八七五年，昆士兰北部白马河(Palmer River)金矿的发现，就有40000中国人在昆士兰北部的谷当埠(Cooktown)登陆。他们大量涌现，谷当埠上到处充斥着脑后带着一条猪尾巴辫子的中国人，而各种各样的中国店铺、客栈和鸦片烟馆也已经成行成市。[7]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谷当埠的华人番摊赌场大白天都开到了街上(如下图)。

作为一门生意，烟馆赌场经营商大有所获，而大部分梦碎淘金场的华人，也把辛苦所赚的金钱都给卷了进去。但亦因为这个习性，中国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被主流社会排斥的对象。也就是说，吸食鸦片和赌博陋习被视为当时华人形象的一个标志，亦成为当地排华的一个诱因。例如，一八六一年兰滨坪(Lambing Flat)暴乱，中国人死伤200多人，金钱被抢，无论是商家抑或顾客，财产都受到较大损失。[8]此后，澳洲政府虽然没有禁止鸦片吸食，但予以了管制[9]，这些场所也时常受到官方警察的突袭检查和罚款，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由各州陆续立法[10]，予以取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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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简斯顿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杨于军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第二章。

[2] Rev. William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pp.5-15.

[3] “Chinese Invasion at Cooktown”, in The Argus (Melbourne, Vic.: 1848 - 1957), Friday 14 May 1875, p.7.

[4] 亨利·简斯顿著:《四邑淘金工在澳洲》，杨于军译，第一章。

[5] Rev. William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6] Vot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during the session of 1883-1884, with the various document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 11. Sydney: Thomas Richards, Government Printer, Phillip Street, 1884, pp.659-666.

[7] Ivan Glenville, “Chinese hordes swept down on the North”, World’s News (Sydney, NSW: 1901-1955), Saturday, 27 June 1953, page 12.

[8] Juanita Kwok, "The Lambing Flat riots and the Chinese quest for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Australasian Mining History, 20 (2022): 86-107.

[9] Hamilton M, King T., Ritter A., Drug Use in Australia: Preventing Harm, 2nd ed. South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 “禁卖洋烟”，《广益华报》，1898年2月4日，第3页。

[11] D Manderson, “Symbolism and racism in drug history and policy,” Drug and alcohol review, 1999 Jan 1; 18(2):1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