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却的历史——战时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四)

不可忘却的历史

——战时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四)

(续上期[三])

四、战后获救与遣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以盟军全面胜利告终。但因新不列颠岛日军需要等待东京的指示以及处理相关投降的谈判，直到9月10日，澳军才登陆亚包进行接收并解救盟军战俘。7天之后，即 9月17日，澳军才正式报告在亚包找到并解救了幸存的748名中国战俘，[1]并由外交部正式通报中国驻澳机构。[2]

  1945年9月17日这一天是远在这个西南太平洋海岛上的中国官兵值得纪念和高兴的日子：经过二年多被日本人奴役的战俘苦工生涯，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胜利的一天。因此，当这一天澳军代表前往中国战俘的Kumuia Yama营地慰问时，刚刚接近其驻地，就看到有20-30名左右的中国军人，精神抖擞地整齐列队站在营地门前等候，并且在营门口插上了他们保存已久的中国国旗，还变戏法似地拉上了一大条横幅，以表达他们对战胜日本的庆贺以及对盟军解救的感激之情。条幅上面用英文写着：“胜利之路，成功抵达；恭迎胜利来访的友邦澳大利亚帝国军队袍泽！”[3]

  解放了，在亚包的中国官兵之盟军战俘身份得到确认，待清点其总人数之后，他们就被从原来各自的营地迅速地集中到位于亚包和科科坡之间卡拉维雅湾(Karavia Bay)的营地里。这里距离亚包市区不远，原来也是日本人羁押中国战俘的其中一个营地，只是现在则成为所有被解救的中国官兵集中等待遣返回国的新营区。澳军在9月17日正式报道中国官兵获救并走访他们的营地时，就已任命了麦添强先生为翻译。据张荣煦先生说，与麦先生同时被任命为中国军人营地翻译的，还有一位担任随军牧师的澳大利亚人James Ferguson先生，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孙信生，战前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工作多年，会讲很好的中国话，因在上海多年，可能也能说些上海话。2009年，李维恂少校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到，他仍然记得这位当翻译的孙牧师，并说他的国语很好。[4]

  集中起来的中国官兵，实际上被分为两部分。最初在亚包解救出来的中国官兵总人数为746人，其中于衢州战役中被俘的504人，幸存下来330名；而从南京来的1000名战俘，则只剩下416名。[5]以后又从亚包附近海岛上陆续解救出来10几人，最后的总数为762人。[6]于是，以南京来者幸存下来的官兵为主，编为中国留澳属新不列颠岛官兵暂编第一大队，由李维恂少校担任大队长；而以浙江来者幸存下来的官兵为主，编为中国留澳属新不列颠岛官兵暂编第二大队，由吴棪中校担任大队长。[7]另外，二部分的中国官兵总管即大队长则为吴棪中校，李维恂少校为大队附。[8]至于那些中国广东来的平民劳工，则编为“广东民众大队”，由罗汝初担任大队长，何永担任副大队长。鉴于中国官兵和平民此时之集结和分营而居，旨在甄别和待命，皆有待于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国政府协商待机被遣返回国，且皆由澳军提供生活等各方面援助接济，因吴棪中校为当地中国军民中军阶最高者，故广东民众大队亦交由其节制，以便于管理。[9]

  实际上，中国驻澳公使馆自获悉新不列颠岛有中国战俘获救后，就已经开始采取积极措施，与国内相关机构如军政部和外交部等联络，并商洽澳大利亚军方和航运部门，寻找船只，推动遣返工作的进行。但在亚包的获释中国官兵并没有如同盟国其他的被释战俘一样，于该年年底前被各自祖籍国政府派船从亚包接运回国，而是一直等到1946年底，第一批中国官兵339人，与广东民众大队的800名幸存者一道，才乘坐澳大利亚运输舰瑞奈拉(Reynella)号，于1946年12月21日离开亚包，次年1月9日抵达上海。[10]

  导致这些中国官兵遣返迟滞一拖再拖的原因是中国当时无船可派，因为战时中国海军已经全军覆没，根本没有了舰艇。虽然战后中国政府在中国战区接收了日军支那方面舰队的舰艇，但因战时日军早已将大型舰艇抽调南洋与盟军作战并损失殆尽，此时连一艘像样的驱逐舰都没有留下，只剩下一些小型不堪使用的浅海船舰，根本没有远洋航行的能力。[11]另一个原因是盟军之相互推诿。中国外交当局曾多方联络美军和英军，希望利用其强大的海运能力，将这些历尽艰辛的中国官兵运载回国，但奔走大半年无果。最终是得到澳大利亚的相助与配合，才得以成行。而澳军方之出手相助，实因其急于摆脱由于获释中国官兵与平民在新不列颠岛滞留太久而导致的财务和防务等方面的负担，才极力促成了首批中国官兵的遣返。[12]

  在首批被遣返中国官兵离开亚包之后，尚留下约420名被释中国官兵等待第二批的遣返。但这些剩余下来的中国军人，又在亚包滞留了7个多月，才于1947年8月2日，乘坐澳大利亚军方所雇佣的的另一艘商船罗门河号轮(River Norman)，离开亚包，10天之后抵达香港；他们随即在九龙转乘广九线火车，回到广州。[13]

  至此，自1945年9月澳军重新占领亚包，将762名幸存下来的中国战俘解救出来，再经过将近二年在这个西南太平洋的海岛的焦急与漫长的等待，并以等待遣返期间10人死亡的代价，于1947年8月全部回到了中国。

  以上的阐述表明，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不仅有大批被俘的抗日官兵被强运到日本做苦工，即便是在日军铁蹄肆虐东南亚及南太平洋的过程中，还有一批人数高达1500多的中国抗日战俘被强运到西南太平洋的热带海岛上，强制为日军服苦役，死伤惨重。只是因为日本的军事侵略机器在盟国的强大打击之下，最终难以运转，而不得不无条件投降，那些幸免于难的中国战俘才获得澳军解救并最终返回中国。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也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虽然他们的这段史实以前不为人知，但他们却实在是中国抗日战争这部波澜壮阔伟大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中国战俘尽管是战败被俘，但他们是中国人民抵御外强侵略的钢铁长城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同样也是英雄，中国人民不应该忘记他们。而他们，也和所有抗击过凶残日军的中国军队及盟军将士一样，应该得到所有中国人民的尊敬。

 

上：1945年9月17日，亚包中国战俘营的官兵得知日军投降、盟军到来解救他们之后，在营区门口列队相迎。下：被解救的中国战俘手持中国国旗特写。他们是因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而闻名的国军第88师“孤军营”的三名官兵。

粟明鲜

2010年5月9日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

[1] “Chinese troops among Japs on Gazelle peninsula, The Canberra Times”, 19 September 1945, p. 1。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实际上。澳军在此前并不完全了解新不列颠岛上除了美、英、澳及荷印军等盟军战俘之外，还有中国战俘，尽管当时中国也是盟国。当澳军于 9月10日登陆亚包接收时，已经知晓当地有中国战俘，并第一时间通过军部知照了中国驻澳军事代表机构。只是因为要核对幸存中国战俘人数并将其集中起来，才于一个星期之后，将此信息正式知照中国外交当局。

[3] 横幅上原文为：”The road to victory was success. Welcome victory for our friends of the Australian Imperial Forces”。见”Chinese troops among Japs on Gazelle peninsula”, The Canberra Times, 19 September 1945, p. 1。

[4] 李维恂先生访谈。访谈人：粟明鲜；访谈日期：2009年8月7-8日；访谈地点：台湾高雄。

[5] 《前军政部兰嘉师管区步兵中校吴棪电呈外交部在澳被俘我国军民名册并请尽速派员运送回国》(民国34年12月24日)。

[6]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请外交部拨还澳政府代垫制作我国留澳官兵服装费及生活费》(民国35年7月10日)。

[7] 《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呈请外交部设法将留澳四行孤军接运回国》(民国34年8月9日)。

[8]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电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请设法救济留澳改变并尽速接运回国》(民国35年9月11日)。

[9] 《驻澳公使郑亦同电外交部为澳政府接收之我国军民急需救济及遣返》(民国34年10月30日)。

[10]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the Territory of Papua and New Guinea, A518, MX112/1。

[11] 张晓言：“美国海军与国民政府中央海军训练团”，青岛档案信息网，链接：http://www.qdda.gov.cn/front/zizhengcankao/preview.jsp?ArticleID=12593123412961197001&subjectid=12259375799211842001，查阅日期，2010年4月12日。另见中国军舰博物馆：《接收日本在中国战区投降的舰艇》。链接：http://60.250.180.26/war/3101.html，查阅日期，2010年4月12日。

[1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4144, 387/1947。

[13] 《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电陈外交部关于留澳官兵回国情形》(民国36年8月13日)；《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电陈外交部关于由澳返国抵港转穗经过情形》(民国36年8月22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