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第六章 最后的遣返(续5)
四 回到广州
再见，亚包；再见，卡拉维雅湾营地；再见了，这个于战后被解救的中国官兵又居住了近二年的南太平洋海岛。
1947年8月2日，在亚包的中国官兵，包括49名准尉以上的军官，其他各级士兵377名，以及2名平民，共418人，登上了罗门河号轮，于当天下午2时15分，告别了爱恨交加的亚包，以及长眠在太平洋这个由热带雨林覆盖之海岛上的700多名死难战友，踏上了盼望已久的返国航程。在这批返国的中国官兵中，还有7位身患结核病的军人，以及1位精神出现异常的士兵，他们原本曾被出于好心而未列入遣返名单，但经中国驻澳公使馆和澳军方的努力，最终还是能够与曾经生死患难的战友同行，一起登船，返回他们几年前还在为之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而如今已赢得抗战胜利近二年的祖国。
至此，自1942年底被日军押送到新不列颠岛的中国战俘幸存者，在澳、中两国相关部门的努力下，除了前述陈国樑报告中的一位出逃失踪之外，全部被遣返回国。
在亚包等待近二年的中国官兵终于能够船运回国，中国外交部自然非常高兴。当郑康祺公使明确告知船期及与澳方已经商定的目的港是广州之后，外交部就开始为这些官兵返国后的安排忙开了。鉴于年初时这些官兵无论来源，皆已被承认军籍，理应由军方善后，故外交部于6月16日分别通知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和国防部，希望他们“于该轮到达时妥为照料”。[1]如果运输轮能按计划抵达广州，交接完毕，那外交部的这项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但到7月份，事情发生了变化，因罗门河号轮装载太重，不能直驶广州，仅泊香港。无论是郑康祺公使提出来的改换小轮驶往广州，还是后来的太古洋行的就地下船立即转乘火车的方案，都需要外交部继续履行职责，派人前往香港，与香港政府方面联络接洽，协助办理。因此，外交部不得不在7月20日电令其驻两广特派员，协同这些官兵的主管部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兵役局所派遣之赴港人员，前往香港处理此事。[2]此后，一直到8月2日罗门河号轮已启碇离开了亚包，驶向香港，虽尚未得到港府的确切回复，中国驻澳公使馆仍对在港改换小轮的方案抱有极大希望，频频致电国内，敦促外交部转请两广特派员及相关各部门，与港方切实联络，以确定换船事宜以及抵达广州的具体日期与时间。[3]可见，外交部此时因在香港的安排未有着落，心情焦急，除了由驻澳公使馆在澳大利亚催促之外，也已经是尽可能地动员了国内的资源，希望能落实中国官兵抵达香港后的安排。
然而，香港政府并没有对中国官兵的遣返转运给予通融。8月4日，就在太古洋行通知澳航政局有关港府的决定时，中国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郭德华也赶到了香港，经与香港辅政司署接洽联络后，得到的结果是，“该轮于八月十一日可到香港，经指定泊靠九龙车站码头，该批官兵拟由广九铁路迳运广州，路局方面已代预洽，惟港粤一程，费用应由贵方支付等语。”[4]也许郭德华尚未与太古洋行联络上，也许对改换小轮方案也还抱有一线希望，他在电告外交部上述港府安排时，还将希望寄托在太古洋行那里，准备去与后者接洽换船事宜。可是此后郭德华也无力改变现实，只得按照港府的方案处置。对此，外交部无奈，也只有接受这一方案，遂与军方联络沟通，于8月8日定下来，中国官兵港粤之间的这一程费用，由联勤总部负担，便立即将此结果电告郭德华转达港府知照。[5]
1947年8月12日上午9时，罗门河号轮抵达香港九龙车站码头，在大队长陈国樑少校的率领下，中国官兵418人(包括2名平民)于10时登岸，进入九龙火车站，随即转乘10时30分广九快车前赴深圳再转广州。外交部两广特派员郭德华派遣该办事处的2名得力干员，会同香港政府派出的警察队，在现场维持秩序，一切进展顺利，秩序亦称良好。当时因时间短促，官兵的辎重行李未及由船上卸下，而大批官兵又要赶乘快车，故留下58人，等船上的行李全部卸下之后，担任押运，赶乘当天下午3点钟的快车赴穗。当天所有官兵都安全离港。次日，所有官兵顺利抵达广州。[6]为使这些官兵从深圳转车后能安全抵穗，广州行辕方面还分派大批宪兵，在广九线沿途予以监视和保护。[7]
从操作层面上说，中国驻澳公使馆对亚包获救中国官兵长达近二年的遣返工作就此结束。
在香港处理中国官兵转乘火车的接洽中，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郭德华也还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港期间，他对港府提出的一些不利条件和要求据理力争，以维护中方的利益。8月11日，香港政府辅政司致函郭德华办事处，拟在中国官兵登上火车后，将全部车厢关闭锁上，并在火车驶出九龙车站加速前沿线的一段距离里满布警察监视，以防中国官兵跳车逃跑。郭德华接到这封有损国格的信后，立即回复，对其要求提出反对；并表示，如果港方执意如此，则后果自负。由于郭德华的强硬态度，香港方面只好作罢。[8]
澳大利亚档案记载的亚包中国官兵资料，只到1947年8月遣返成行之前，因为在此之后，有关他们回国后如何安置等方面的记载，应查找中国的档案文件。遗憾的是，这些中国官兵回到中国后的情形如何，却找不到相应的记录。作为军人，他们应属军籍，且都是历经英勇抗战而致被俘，即便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并非来自正规部队，而是不同类型的地方游击团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但都同样是出生入死，为国献身，忠勇可嘉。早在1945年9月被澳军解救出来时，他们就获得澳军部正式承认为盟国的被释战俘，亦即与日军交战而被俘的盟国军人。而且，他们这最后一批待遣返的官兵，还经澳、中两国的军方予以正式承认军籍，既是再次表明承认他们的军人身份。由是，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理应受到中国政府的褒扬嘉奖。正如中国外交部1946年8月23日致国防部和财政部的电文中所提出的，“该官兵等皆卫国壮士，忠贞毅然，应否特予表扬之处？”[9]然而，国防部对此没有回应。到9月3日，外交部再次向国防部提出这一问题，[10]仍然没有得到国防部的只言片语回复。而他们被俘获救，历尽艰辛，辗转回国，也理应受到政府的接待并安置，但也未见记载。在他们抵达广州后，陈国樑少校曾代表被遣返的中国官兵，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表示，他们回到国内的愿望，就是能再次为国效劳。[11]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没有受到很好的安置。也许，首批从亚包回国的四行孤军士兵田际钿，对于政府涉及他们这些遣返官兵善后措施的叙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46年12月底，我们经香港回到上海，我们向国民政府呈述了“八百壮士”后来的悲惨遭遇，希望政府能支持我们重上前线。谁知呈辞递上去，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在上海住了一些时间，国民政府对我们这些在抗日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态度逐渐冷漠，既不安排工作，也没有什么优待。这时我心灰意冷。不多久，国民党当局又以升官为诱饵，诱使我们上东北战场参加反共内战，但我等人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由，坚决要求解甲归田。[12]
上述外交部向国防部提出的褒扬建议，从档案中一直未能找到回应。但从田际钿上面的表述中，我们显然可以找到部分答案。2009年，笔者在台湾高雄对李维恂少校进行访谈，他提起当年千辛万苦从亚包回到广州，所碰到的也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从亚包遣返回来的，第一批的待遇是好的，特别是孤军的待遇很好。比如说，彭南亭就去了铁路警察局当警员。但我们第二批遣返回来的，那就很苦了。
我们抵达广州后，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可能是那时各分面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谣言满天飞，当时我们住在广州的光孝寺，就有传言说把我们给卖了。有一天，我们这400多人，集队离开光孝寺，要讨说法。当局很快就将我们打发回来了，就地发放遣散费，队伍就在这里这样散了。[13]
李维恂少校的这段回忆可以很容易令人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来看。因为从目前披露出来的中国档案资料，我们尚未发现涉及到政府对这些官兵回国后的安置和待遇，但却有一则史料，与他们的命运密切相关。1947年8月18日，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外交部长王世杰，内云：“查由澳回国官兵418名未文抵港，经由宪兵监护抵穗，并准陈总长未佳铣两电饬交粤中师管区接收，并会同广东供应局依规处理矣。”[14]鉴于师管区的性质是为军队提供兵员，对照李维恂少校的上述回忆，那么，张发奎的电文就很容易地被解读：这些从亚包回国的官兵并未得到政府优抚，而参谋总长陈诚对他们的安置，显然早有预案，即由当地师管区接收，再将他们编训，然后便送上内战的战场。
当然，这样的结果一定不是这些回国官兵所期待的。由是，上述李维恂少校所提到的，归国官兵集体去讨说法，将事情闹大，最后在广州散掉，就是顺理成章，可以理解的了。
[1] 《外交部电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为澳政府派River Norman轮运送我国官兵返国请妥为照料》(民国36年6月16日)；《外交部电国防部为澳政府派River Norman轮运送我国官兵返国事》(民国36年6月16日)。
[2] 《外交部电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River Norman载运我国留澳官兵抵达香港时希派员照料》(民国36年7月20日)。
[3] 详见：《驻澳公使郑康祺电陈外交部River Norman于8月10日抵达香港》(民国36年7月31日)；《外交部电返国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为我国留澳官兵返国事》(民国36年8月2日)；《外交部电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River Norman轮8月10日抵达香港》(民国36年8月2日)；《驻澳公使郑康祺电请外交部于River Norman轮抵达香港时派员前往照料》(民国36年8月4日)。
[4] 《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电陈外交部River Norman轮抵达香港时办理接洽返国情形》(民国36年8月4日)。
[5] 《外交部电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River Norman轮运费由我方负担》(民国36年8月8日)。
[6]
[7] 《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电陈外交部关于留澳官兵回国情形》(民国36年8月13日)。
[8] 《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电陈外交部关于由澳返国抵港转穗经过情形》(民国36年8月22日)。
[9] 《外交部电国防部及财政部请拨发澳政府代运我国官兵回国旅费并请派员照料》(民国35年8月23日)。
[10] 《外交部电国防部为澳政府派船运送我国官兵返国抵沪时请派员照料》(民国35年9月3日)。
[11] Chinese Veterans from N. Guinea En Route Here,
[12]余玮、吴志菲：《“八百壮士”幸存者回忆：从战士到战俘从未屈服》。
[13] 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14] 《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电告外交部关于留澳官兵返国情形》(民国36年8月18日)。
可是，郑氏并没有籍着与乔的这层关系受到照顾，命运多舛。郑的太太郑念所著《上海生与死》就是记录郑回国后的命运。
解放上海的时候，由于郑康琪曾是乔冠华的同学，所以他也做了一点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