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遣返人数——《南太平洋祭》(51)

第六章           最后的遣返(续2)

三        遣返安排

1、遣返人数

        1946年12月30日，第8地方军区在首批中国遣返军民1141人(平民802人，官兵339人)离开之后，清点人数，遂向澳军部报告，此时滞留亚包等待续运的中国军民人数是420名官兵，加上2名因病住院无法遣返的平民，总共为422人。可以说，按照澳军部的平民优先遣返计划，被留下来续运的基本上都是军人。

        可是，从一开始，这一数字就引起了歧义。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首批遣返总数1141人因轮船舱位限制不能改变，但在平民优先遣返计划下，官兵人数却是个变数。直到1946年12月21日登上Reynella轮之前，中国官兵的人数都在不断变化。因此，中国外交部的人员面对这些不同日期报上来的官兵数字，也在犯糊涂，不知道首批中国军民遣返之后留在亚包待运的官兵人数到底有多少。为此，他们将原先在亚包被解救出来等待遣返的中国官兵总人数762人，对照着计算。但很快发现，无论如何比照，留在亚包等待续运的官兵人数都与总数相差5人，只好在1947年4月11日致电驻澳公使馆查询。[1]6天后，郑康祺公使根据陈国樑少校的报告回复，此时仍留在亚包的官兵是418人，并解释说，“总数相距5人，系逃亡之故”。[2]林炳成中尉前往亚包视察之后，给出了上述数字出现差距的原因，“现留亚包官兵共计418人，其中包括光复后编入军队内之俘虏10名。”“自光复后迄至三十六年五月七日，我官兵共死亡10名”。[3]此后，中国各方来电，都称亚包续运官兵为418人。但到8月2日罗门河号轮启碇的那天，外交部在给两广特派员的电文中，因是根据澳国驻华公使馆提供的数字，原先的418人就变成了411人。[4]最后，郑康祺于8月7日回复，总人数又变成417人。[5]

        由此看出，澳方提供的中国官兵数字也在不停地变化。到1947年2月3日，澳方还是根据第8地方军区的数字，确认此时在亚包的中国官兵为413人，平民8人，总数421人，此时的总数较此前的422人减少1人。据澳军部的通知，原因是中国军人中的一位结核病患者，于3月22日不治身亡，因此，澳军部此时统计的中国官兵人数降到419人。到4月18日，澳军部的统计是，官兵417人，平民1人。到了7月7日，第8地方军区将在当地的平民人数增加了1人，此时的总人数为419人。增加的这位中国平民是从马努斯岛上新近找到的战时劳工，名叫丁四苏。他在战时被日本人从广东强征到马努斯岛做苦工，与他同去的20名中国劳工，就只剩下他一人幸存下来，这还是因为1944年盟军登陆该岛时，他趁乱从日本人的营地遁入热带密林中逃生，直到最近才走出丛林，被当地澳大利亚驻军发现，经审讯后由澳军转送到亚包，准备与其他中国官兵一道遣返回国。到中国官兵最后上船时，根据鄂文准将9月5日给澳军部的报告，中国军民总数还是417名官兵，1名平民。但丁四苏是被列入这次遣返的中国官兵名单之中，而非平民名单里。如此一来，则官兵人数实际上只剩下了416人，较之以前的417人，缺少了一位。亚包中国官兵大队长陈国樑少校在8月2日登船前，曾邮寄一信给中国驻澳公使馆，信中报告称，该队列兵王书生潜逃，至船开行时尚未归队。由是观之，则丁四苏的名字是补上了王书生在暂编第一大队的缺。[6]

1947年5月2日，鄂文准将提供给澳军部的亚包中国官兵及平民名单。(图片来源：A6059, 23/441/38)

        澳军部提供的中国官兵最终登船数字与中方所获得的是一致的。前述的411人遣返数字也是有原因的，在7月份时，澳方曾一度将中国官兵中的6位仍在住院的结核病人排除在遣返人员之外，因此，中方此时得到的信息就变成411人了。[7]

---

[1] 《外交部电饬驻澳公使馆查明我国留澳返国官兵确实人数》(民国36年4月11日)。

[2]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复外交部关于调查我国留澳官兵人数事》(民国36年4月17日)。
[3]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外交部为澳政府同意派River Norman轮运送我国官兵返国》(民国36年6月8日)。

[4] 《外交部电返国驻广东广西特派员郭德华为我国留澳官兵返国事》(民国36年8月2日)；《外交部电饬驻澳公使馆查明我国留澳官兵返国确实人数及轮船运费事》(民国36年8月6日)。

[5]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外交部River Norman轮共载我国官兵417人》(民国36年8月7日)。

[6] 《驻澳公使馆电复外交部调查由澳返国官兵人数及运费详情》(民国36年8月21日)。

[7]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