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心涣散的中国官兵——《南太平洋祭》(50)

第六章           最后的遣返(续1)

二        军心涣散的中国官兵

        如果说首批遣返官兵未曾离开前，即使中国军营内部有争斗，甚至内讧，对外还能维持整体的军纪，用鄂文准将的话说，是因为有吴棪中校。在此一时期，吴棪作为中国军营总管，尚可掌控局面，即使是出了前述土著兵射杀中国兵那样的惨案，还能与当地军政当局沟通联络，以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可是，待首批遣返官兵一走，吴棪也离开亚包之后，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

        从前面提到的在Reynella轮头等舱入住的11名军官名单来看，首批遣返的军官来自原暂编第一和第二大队两个部分。换言之，尚有原暂编第二大队的一些军官亦留了下来，等待第二批的遣返。因为首批遣返的官兵主要是暂编第二大队的人员，加上原属暂编第一大队的四行孤军官兵，留下少量原第二大队的官兵，与第一大队的官兵等待续运回国。[1]比如说，在第二批遣返名单的军官中，有一名杨中立少尉，他便是以吴棪为首的原暂编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军官。如果说，在决定首批遣返人员去留时，这些原第一和第二大队的官兵留下来，是公平分配的结果，那么，留下来的人就面临着一个权威问题，即谁能继吴棪之后掌控整个军营？

        在前一章曾经提到，1946年9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李维恂少校因故已被赶下台，由陈国樑少校接任暂编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表面上看来，吴棪走后，陈国樑少校就应该是滞留下来之中国部队的总管，那些留下来的官兵，无论原来是属于第一大队抑或第二大队，自然也应该由他领导，具体负责军营的事务，而他本人也确实想负起这个责任来。但他当时却至少面临着二个直接问题。其一，那些原暂编第二大队的官兵，尽管人数不多，是否能听他的，愿意与他配合？这需要时间来磨合与证明。其二，他上台接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本身就是内部争斗的结果。如果吴棪还在，这些自然可由吴棪来兜着，无需他直接出面。可是现在吴棪走了，他就得直接面对这个由内斗而形成的局面。当然，如果他此前能获得中国政府或其派遣机构的直接任命以掌控全局，则他的权威就具有了合法性，不会受到挑战。但从一开始，亚包中国军营的状况就令他非常失望。自首批遣返官兵离开后，整个中国军营军心涣散，事故频发，内斗暗涌，打架成风，局面几乎无法控制，令他难以招架。

        这个局面持续了二个多月。 1947年2月底，在获悉军营中的一些帮派小团体之间准备动武的消息之后，陈国樑少校不得已，将中国军营的状况以及他目前的处境，向亚包的第8地方军区司令官鄂文准将据实以告。后者实际上对中国军营一直密切关注，对此亦有同感。1947年1月27日，鄂文准将在给澳军部战俘管理处处长顾瑞芳上校的电文中就透露出，他早已感觉和了解到中国军营事务较之吴棪时期难以管理和沟通，士气军纪都大不如前；而陈国樑少校所面临的，是内部帮派分立，暗斗汹涌，而能为其分担责任的军官少之又少。与此同时，他最为忧虑的是，中国军营事态的发展将会严重影响到自己辖区内的防务与治安。

        事实上，澳军部也一直都对这支滞留在亚包的中国部队密切关注，不愿意看到在他们等待遣返期间再发生像上一年末土著兵射杀中国兵那样的大事故，或者因为部队军纪等问题引起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1947年1月20日，顾瑞芳上校就曾以非正式形式密电鄂文准将，鉴于现在滞留于亚包的中国官兵皆为被释之盟国战俘，必须小心应对，以免一件小事就会酿成国际纠纷。他告诫鄂文，对于中国军营的事情，应尽可能地善待之，并尽可能地为其遣返创造条件。他强调说，这不仅仅是澳洲军方的想法，也是外交部的愿望。因为此前中国公使郑康祺已于1月17日致函澳外交部，对亚包中国官兵的状况表示担忧，尤其是对他们在一些小冲突和摩擦上所受到澳方的不公对待，表示关注，澳外交部非常不愿意因小事而引起外交上的交涉。

        从澳大利亚保存的遣返档案文件来看，从陈国樑那里获知其现实窘境后，鄂文便在1947年2月28日将此间中国军营的管理现状密电告知澳军部，并建议将此实情转告中国驻澳武官署，由其正式授予陈国樑少校中国军营总管实权，树立权威，俾能在中国官兵于等待续送归国之前的这段时间，收切实管理之实效。澳军部对此深有同感，随将此事立即商告中国驻澳武官署及转达鄂文准将的建议。3月5日，澳军部致电鄂文，已商准中国武官署以书面形式正式委任陈国樑少校为亚包中国军营总管。[2]

        1947年3月26日，陈国樑少校获得了由中国驻澳武官署寄来的委任状，正式授权他来管理中国军营。但这个正式委任显然来得晚了些，军营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看起来是积习已久，已逐渐脱离掌控。下面就是在此期间发生的几件事。

        首批中国遣返官兵刚刚离开亚包，就发生了中国军营澳军联络官毛法脱(A. G. Moffatt)中尉开枪事件。当时，毛法脱中尉命令一队中国兵，将已随Reynella轮遣返的官兵住处清理打扫一下。但是，毛法脱的命令无人理睬。他在半小时内接连发出三次命令，都无人遵令。气急败坏的毛法脱随即拔出左轮手枪，朝空地开了一枪，以示警告。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群情激愤。当时的情形只能说，吴棪一走，没有了权威，部队已无法控制。陈国樑少校后来将此事投诉到鄂文准将那里，但毛法脱并没有为此受到训诫，只是过了几个星期后，将他调走，换上一位名叫欧东迺(O’Donnell)的中尉取代其职。因欧东迺是鄂文的亲信，由他来担任中国军营联络，可秉承后者的意志，减少中国官兵给当地军政当局造成的麻烦。但上述事件发生时，只有一名中国上尉在场，陈国樑少校并未亲到现场及时处理此事。关键时刻他不在场而致事态扩大，这无疑对他的权威是一个打击。

        也是在Reynella轮走后不久，中国官兵组织起一清理队，奉命驶往前广东民众大队的营地进行清理扫除工作。因从卡拉维雅湾到位于纳棠莪的中国平民营地有一段距离，清理队便乘坐澳军的卡车前往。可是在路上，这部卡车却翻车了，造成三人重伤，其中一人生命危险，此外还有四名士兵不同程度地轻伤。事故发生后，陈国樑少校将此归咎于澳军司机开车大意违规造成。但陈国樑的投诉并未被当局接受。地方军区司令部认为，此纯系一宗因路况太差而导致意外翻车的正常交通事故。投诉没有成功，这无疑也影响了陈国樑的威信。

        此外，中国军营缺乏翻译，常常出现很多与外界交往而致误解的事情。尤其是在出外做工时，这种误解常常造成很大麻烦甚至爆发冲突，更无法在出事时能有翻译在场，而使做工的中国官兵得到及时有效的协助。由此，1947年1月9日，陈国樑少校致函鄂文准将，通告以后将不再组织中国官兵到军营外做工。如果当地军政机构确实因紧急情况需要中国官兵担负某项特别的工作时，请他们先直接跟堪培拉中国驻澳公使馆联络，待中国军营获得授权，方可组织进行此类工作。[3]

        但陈国樑这一不做工的决定，也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澳财政部秘书助理纽曼(H. C. Newman)在6月10日给澳军部秘书的备忘录中透露，他从巴布亚新几内亚行政当局辗转传上来的消息中了解到，亚包的中国官兵因无需做工，即便是中国军营里的许多杂务事，都是由在此服役的日军俘虏和战犯来做，而许多技术性的活还都是政府雇请当地专业人士完成，中国政府似乎也极少关心他们的生活和福利，遣返措施拖沓，以致官兵无所事事，军心涣散，事端频出。为减少因中国官兵给当地造成的麻烦，鄂文准将此前已经为这些官兵预先垫支发放了部分生活费，希望能由此安定一下军心。纽曼更关注的是，中国军营中此时已俨然分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二个阵营，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纷扰不已。如果他们的纷争与冲突仅仅是局限于营内，尚还可说是窝里斗，但他们之间有的事端甚至已经闹到了营外，影响所及，令人侧目。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当地治安与秩序，需予以高度重视。纽曼希望，在此种状况所能导致的事件闹到外交部之前，军部就应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比如在7月底之前，设法将他们遣返，以根除后患与影响。[4]

        对于上述纽曼提到的亚包中国官兵情况，中国驻澳武官署实际上早已知情。驻澳武官朱雨农少校3月5日就向中国国防部报告，中国官兵“思归心切，常有越轨行动”；他担忧遣返行动“若拖延日久，难免发生意外事件，伤及国体”。因在当时澳方尚未落实运送船只的情况下，他甚至恳求由国内派船接运这些官兵回国，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在此致军心涣散事端时生，被外人歧视，且近竟有异党潜入活动，恐今后事故更多”。[5]

        涉及国共两股势力在亚包中国军营中碰撞的资料，除了上述澳、中档案资料所提到者之外，目前还没有发现其它相关的描述。在当时亚包等待遣返的中国官兵中，的确是有8人属于新四军，其中一名是少尉军官。如果那段时间里确有这类事情发生，李维恂少校应该知情。但当笔者于2009年8月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以求证时，李维恂轻描淡写地说，他们都是年轻人，思想有点偏激在所难免。下面是引用李维恂少校接受访谈时对此问题的答复，希望对澄清亚包中国军营内国共势力是否有过交锋或冲突有所助益：

        问：档案资料上说，当年在亚包等待遣返回国期间，中国官兵营区内国共思潮冲突极为严重。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们的官兵中是有几位来自新四军，但他们都是普通士兵，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冲突，只是觉得这些年轻人比较气盛一些。比如说，他们会走过来问，你是哪个部分的？待回答后，他们就说，哦，顽固派啊。也就这样，他们就是一些兵嘛。平时也没什么冲突。

        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于澳洲海员工会曾有人来亚包拜访过我们，也许这个时候有些共产主义思潮传了进来。当时是刘震亚上尉接待他们。姚天谅少校与刘震亚上尉是死对头，虽然他们都是忠义救国军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冲突是可能的。新四军的汪友勇(？注：档案中的名字是“汪友璋”)当年回国后就是被刘、姚二人送往教训所了。[6]

        如此看来，当时在亚包中国军营里，国共思潮的冲突应该是存在的。只是与当时军营里其它的内部冲突及军纪不振等问题比较起来，显然不够突出。或者说，因新四军官兵本身人数不多，势力不大，没有引发令人震动的事件。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发现上述国共思潮的激荡，也包括因官兵久留思归及无事可做而导致的军心涣散及军纪荡存的情况之后，澳军方与中国驻澳武官署及时采取了措施，以舒缓中国官兵的情绪。再加之5月份之后，遣返船期确定，从而将上述冲突和内斗暗涌逐渐平息下来。

        3月5日，就亚包中国军营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澳军部战俘管理处处长顾瑞芳上校与中国驻澳武官朱雨农少校在墨尔本举行了一次会谈，除了确认前述由武官署以书面形式正式委任陈国樑为中国军营主管一事之外，他们达成的最重要一项共识，就是正式承认这些中国官兵的中国军籍，然后尽快发放津贴，以稳定军心。[7]之所以要尽快发放津贴，在于此时亚包中国官兵的状况实在令人担忧。比如说，近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中国官兵在附近的澳军兵站和加油站等处，不断地盗窃汽油等物资变卖，以换取零钱，购买一些如香烟之类的消费品。不仅如此，中国官兵还在当地偷窃澳军或其它部门的物品以自用，并为此和追踪而来的澳洲人及当地土著警察发生多次打斗。例如，1947年4月中旬，亚包海关因发现二个蒸馏器丢失，派人寻找，追踪到中国军营，赫然发现其厨房内就摆着其中一个丢失的蒸馏器。为要回这个被中国官兵偷走的物器，澳洲海关人员和当地土著警察与中国官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中国军营里大打出手。[8]鄂文准将早就接获过这方面的报告，对此也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向军部报告，希望总部能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改变现状。[9]因此，在年初陈国樑少校就已经提出要求发放津贴的建议以及此后澳、中军方对此问题分别核准达成的共识基础上，顾瑞芳上校与朱雨农少校在这次会谈中，也对中国官兵的津贴亦即日用费按最低需要议定如下：少校每日澳币3先令、上尉2先令、中尉1先令9便士、少尉1先令6便士、准尉1先令、上士9便士、中士8便士、下士7便士、兵6便士。该项日用费由澳军先行垫发，事后由中国政府一并归垫。[10]澳军总部有鉴于亚包中国官兵军纪已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立即会同财务部门核准此议，责令由第8军区备齐现金，尽可能快地于3月25日开始，交由陈国樑少校负责发放并签署收据，以期稳定军心，维护秩序。[11]此外，他们还在会谈中商定，中国驻澳武官署近期内应由武官本人或派人前往亚包军营视察，代表政府对中国军人进行宣慰，并现场代其解决一些问题。

        4月21日，根据与顾瑞芳上校达成的协议，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军营的状况，朱雨农武官在征得中国国防部的同意之后，奉准特派中国驻澳武官署的语言武官林炳成中尉前往亚包视察。[12]为此，武官署通过澳战俘管理处通知第8地方军区，安排林中尉在此后的二个星期内，与亚包中国军营的官兵及当地军政部门广泛见面沟通，以协商处置相关的问题。[13]4月25日，林炳成抵达亚包，首先就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处理上述中国官兵因偷窃蒸馏器而与当地澳人及土著警察打架斗殴之事。[14]5月7日，林炳成中尉离开亚包。在返回墨尔本中国驻澳武官署之后，他向武官朱雨农少校汇报了军营的状况，并向澳方提出下列建议：一、为官兵增加肉食与蔬菜供应；二、换发夏装，拨发冬装；三、向军官们提供必要的文具用品；四、整修官兵们所住之茅棚屋舍，改善其居住环境。同时，鉴于中国官兵与澳军及土著兵之间不时发生的一些冲突和摩擦，大都是因沟通时语言障碍导致误解而发生，因此，林中尉建议中国军营主管陈国樑少校与新到任之驻营澳军联络官帕克(Park)中尉每周举行一次例会，每次例会由二名翻译参加，以增加沟通与了解。此外，他还建议，军营中无论官兵，凡有事诉求，皆需先报告给主管陈国樑少校，由他与帕克中尉协商并解决。此议获得鄂文准将的赞赏与支持，也由此加强了陈国樑少校的权威地位。[15]

        林炳成中尉的亚包之行显然是有成效的，此后有关亚包中国官兵问题的投诉有所减少。这也可能是在此之后，遣返前景明朗，运送船只和船期都已确定，加上当地军政部门对他们的最后遣返各项措施比较配合，用中国外交部的话说，是“澳政府多方友谊协助”，[16]中国官兵在亚包的躁动与混乱逐渐平息下来。不久，他们就束装启程回国了。

        原本预定的启碇日期是8月2日，但澳军部有鉴于在墨尔本为遣返中国官兵所增添的设施可以提前完成，曾建议将启碇日期提前到7月31日，这也是他们决定裁撤位于亚包的第8地方军区的日子。但因最后需要安排住院的中国官兵一起遣返，则仍按原定8月2日的启碇日期进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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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2]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3] 同上。

[4] Members of the Chinese army forces - Rabaul area, A549, 88/600/7。

[5]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电外交部为我国留澳官兵返国事》(民国36年4月6日)；《国防部电外交部据报我国留澳官兵时生事端请派船接回免沾汙国誉》(民国36年5月10日)。

[6] 李维恂先生访谈，2009年8月7-8日，台湾高雄。

[7]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电外交部为我国留澳官兵返国事》(民国36年4月6日)。

[8] Chinese troops at Rabau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6 April 1947, p. 4。
[9] Payment to Chinese army, MP742/1, 247/1/1534。

[10] 《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电外交部为运送我国留澳官兵船只及澳军部垫发日用费事》(民国36年4月25日)。

[11] Payment to Chinese army, MP742/1, 247/1/1534。

[12] 《驻澳公使郑康祺电复外交部关于调查我国留澳返国官兵人数事》(民国36年4月17日)。

[13]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14] Chinese troops at Rabau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6 April 1947, p. 4。
[15]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

[16] 《外交部函行政院秘书处为国防部呈请拨汇偿还澳军部代垫我国战俘及军队粮食等费用事》(民国36年5月9日)。

[17] Repatriation of Chinese from Rabaul, A6059, 23/44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