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者已随风而去——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48)

历史见证者已随风而去
——流放在热带丛林的中国抗日将士(续48)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俘被日军强运到南太平洋的新不列颠岛做苦工之史实，于2008年底披露出来之后，除了大陆报道的已经在此前去世的施方舟先生之外，2009年初，在台湾，有关方面还找到了三位幸存者，即李维恂少校，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上海混城队队附(江苏无锡人)；李焕文上等兵，江苏保安第四支队士兵(江苏武进人)；以及卢新芳上等兵，86军67师210团士兵(浙江宁波人)。此外，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之前笔者还找到了二位老华侨——张荣煦先生和麦添强先生，他们战后曾与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共同生活过，即分别担任过被澳军解救并等待遣返回国的中国官兵营地的官委翻译及义务翻译，是这些幸存的中国抗日官兵的见证者和知情人。

上述台湾的三位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幸存者，在媒体曝光找到他们时，均已年龄高达80多岁以上，已处于风烛残年之际。所幸的是，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及时地对他们进行了口述访谈，并做了记录；宝岛的相关媒体，也刊登了他们回忆的当年在新不列颠岛之惨痛经历。而在该年8月，笔者亦从澳大利亚奔赴台湾，分别对居住于高雄的李维恂先生和卢新芳先生进行了访谈，获取了许多他们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可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中相关的文献相印证。而居住于台北的李焕文先生，则因身体原因以及不愿再次触及那无法抹去之伤痛等缘故，最终婉拒了笔者提出的访谈。

对上述中国战俘幸存者的及时访谈，实际上就是对那段历史事实与资料的抢救，因为他们揭示的，实在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尘封历史。对此，笔者本人，显然也应该包括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和台湾的媒体，深感这项访谈工作进行得及时，很有价值。因为就在2009年8月的访谈之后不久，笔者就得知，这一年的11月，88岁高龄的卢新芳先生，于高雄凤山的荣民服务处住宅中，溘然仙逝。而一年之后的11月，已经93岁的李维恂先生，也带着对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新不列颠岛的刻骨铭心之记忆，撒手西去，与长眠于南太平洋群岛上的中国抗日英灵及幸存返国的中国军队弟兄的魂灵长厢厮守。当然，没有在对李维恂先生首次访谈之后，再找机会，就澳大利亚档案资料中显示出来的一些问题，在其仍然健在之时，对其进行深入的访谈与解疑，成为笔者的一大遗憾。

而笔者对居住于布里斯本的知情者张荣煦先生和麦添强先生的访谈记录，更对寻找和确认新不列颠岛上这个战俘墓园，有着重要的意义。麦添强先生因年事高，对当年的事情记忆已经模糊，但张荣煦先生则以其惊人的记忆力，将我们带进了那个特殊艰难的年代，并能不断地印证一些档案资料的说法。可以说，笔者开始关注太平洋战争期间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问题，与先期对他的访谈不无关系。

相对于上述三位台湾的幸存者及麦添强先生，张荣煦先生实际上要年轻一些。当2007年笔者首次就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问题对他进行访谈时，他当时还刚刚届78岁之龄，且显得身体状况良好，精力充沛。因此，当时我曾相信，他多活许多年当不成问题，尽管我也认识到已至耋耋之年的长者，随时都会有意外，应该尽可能多地找时间多方面对他访谈，将其记忆中的那段历史的资料与见闻留存下来；而且搜狐网的梁春元先生也曾在2010年初，提出希望将对张荣煦先生的访谈，能用录像机记录下来。为此，在整理档案资料和访谈记录之同时，我确实是在寻找一位帮手，并与张荣煦先生约定，在这一年方便的时候，与他和麦添强先生一起坐下来，就新不列颠岛中国战俘被解救后的相关问题，做一个全面深入的访谈，并用录像带形式记录下来，成为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但事情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2010年8月，张荣煦先生偶感不适，住进医院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与他相去的，还有他对那段历史的满腹记忆。而笔者与他老人家的相约，也就再也无法实现。每念及此，内心深感遗憾。

显然，这不仅仅是笔者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但可以告慰的是，根据中英文档案及对上述幸存者和知情者的访谈记录等第一手资料，笔者所整理的这一段反映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战俘在新不列颠岛的残酷经历及战后漫长的遣返遭遇的尘封的历史，已经编写完成，并以《南太平洋祭——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始末》之书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本月出版发行。

虽然上述中国战俘幸存者和知情者已渐次随风而逝，但他们所留下的对那段历史的见证，则随着《南太平洋祭》一书的出版，展示给了世人。因此，该书的出版，正如扉页上所说的，是献给所有中国抗战军人的，也是献给为我们留下历史见证的中国战俘幸存者和知情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