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飞虎队在桂林的前进基地岩洞指挥部

二战时飞虎队在桂林的前进基地岩洞指挥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12)

前面介绍美军在桂林的情形，所贴出的照片，主要是反映美军第14航空队主力飞虎队(第23战斗机大队)在桂林临桂秧塘机场的情形(详情请参阅：桂柳会战前盟军在桂林剪影)。实际上，在1943年初，第14航空队取代了美国航空志愿队(飞虎队)之后，其主力23大队便由原飞虎队改编而成，该大队驻守昆明和桂林等地。飞虎队在桂林的几个基地(二塘、李家村和秧塘)中，秧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盟军的前进基地。前面的照片中，已经有一幅是反映美军在此建有山中秘密机库。飞虎队自1942年进驻秧塘起，从这个前进基地机场起飞的飞机就曾远征滇缅、保卫昆明、覆盖华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成为打击日寇在华南战区和海上交通运输线的重要空军基地。该机场与其它机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该基地指挥所是位于机场边的一座约二三百米高的山腰中的一个山洞里。这个基地指挥所，由中国军队担任警卫。

下面，我们用几张照片，反映1942年之后到1944年以前盟军在桂林秧塘机场岩洞指挥所的情形。

秧塘机场岩洞指挥部入口，戒备森严，由中国警卫部队防守，生人不得靠近。

左边的牌子上，是以桂林的前进基地司令芬逊准将(Brig Gen. C.D. Vincent)的名义的公告：本岩洞非躲避空袭之掩体也！换言之，这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靠近。这位站岗值勤的中国士兵，显然是很忠于职守的，也很精神。

从洞中向洞口拍摄的逆光照。前面的二位美国飞行员正在进入岩洞指挥部。

在指挥部里，研判日机敌情。第23战斗机大队，有12名中国航空学校第十期首批在美国受训归来的中国飞行员，与飞虎队成员并肩战斗。右边的那位，显然是中国飞行员。

指挥部人员在各司其职。

研判敌情，制定自己的战术方案。

芬逊准将是第14航空队最年轻的将军，当时刚刚30岁左右。这是芬逊准将跨上飞机前的英姿。

[鬼谷雄风]

第14航空队轰炸台湾新竹战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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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航空队轰炸台湾新竹战史研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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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陆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对台湾发动了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军对台湾的首次空袭。这一场空袭号称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成功的一场空袭，而且此空袭显示出了盟军对台湾的重视。陈纳德认为，他可以利用在中国基地内的飞机，由台湾海峡阻断从南洋经由台湾运往日本的海运（注一）。而台湾岛上各处的日本飞行基地，也是对盟军的一大威胁，因此陈纳德主导了这一次的空袭，对当时准备南下支持太平洋战争的新竹海军航空队飞行基地实行了空袭，来阻绝日本在台湾的空中武力，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经由这一次的空袭之后，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消耗大批物资对台湾海峡的空袭（注二），也使得日本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注三），也因此原因，日本支那派遣军的冈村宁次发动了“一号作战”来打通中国的铁路线以及消灭美军驻华的空军基地，保障台湾海峡的空中安全。由此可见，当时台湾海峡的战略地位对大日本帝国的生存是何等的重要。不过，台湾最后还是饱受了美军的轰炸，而且还遭到了美国陆军驻华第二十轰炸指挥部，美国海军第三十八特遣队与美国陆军驻菲第五航空队各方面的夹击，虽然盟军有遇到来自台湾的神风特攻队的阻扰（注四），不过，最后还是在盟军沉重打击下，逐渐崩溃了。这些都证明了，台湾自古以来，经过西班牙，荷兰，明郑，清朝，日据与今天都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对新竹的空袭，正是美军对台湾的首次空中行动，对台湾的未来拥有重大的引响，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段精采的空战历史吧。

新竹基地介绍

　　新竹在日据时代是日军位于台湾的重要地带，驻有日本陆军第九师，海军航空队，还有燃料场与新竹基地等设施。通往新竹的铁路支线是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开始通车的，因此新竹基地据判断应该是由一九三六年开始启用。日军建立新竹基地，可以说是完全为了侵略中国的领空，尤其是其邻近中国大陆的战略地位。基地早期建立的时候，形状为八角型，跑道长度约由十五号机堡到二十七号机堡之间。基地的总机房，红瓦房，红砖造水沟等等都是由日据时期沿用到今天的（注五）。新竹基地当时主要驻守的是日本海军新竹航空队，但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新竹空军基地并未担任对华空袭的主要任务（注六）。因此当中华民国空军苏联志愿大队于一九三八年空袭台湾台北松山基地的时候，新竹基地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直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空袭以后，才开始成为盟军的目标。此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空袭，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以后，新竹基地开始为国民党空军使用。一九四九年初期，中华民国第八轰炸机大队驻防，开始实行对大陆地区的轰炸，直到一九五八年终止。随后，空军第二十空运大队驻防（注七），然后再成为第十一大队的主要基地。现在由中华民国空军第四四九联队驻防，以幻象-2000-5为主力，继续捍卫台海空优。新竹基地战略地位重要，邻近中国大陆，也经历了太平洋战争与冷战时期的各大空战场面。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介绍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陈纳德在中国成立了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也就是俗称的“飞虎队”，开始在云南，缅甸，暹罗，法属印度支那与广西等地区缔造战绩（注八）。一九四二年七月四日，“飞虎队”被并入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驻华空军特遣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注九），继续在中国各地奋勇作战，最后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被编入第十四航空队。第十四航空队成立后，陈纳德认为必须夺回中国的制空权，才能以强大的优势火力空袭日军位于中国的设施与补给线，给予日军巨大的压力使其崩溃瓦解。第十四航空队一九四三年的任务还有空袭日本的海上运输线，因此由法属印度支那到台湾海峡周边的海运，都成了第十四航空队的主要攻击目标，造成了日军重大的损失。然而，第十四航空队的资源来自于驼峰航线（注十），有所限制（注十一），但仍能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已经算是相当优秀的单位了。接着，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消灭第十四航空队（注十二），在夺取第十四航空队的前进基地后，十四航空队虽然沉默了一段时间，但是仍然在国军反攻缅甸与日军在江西战线败退时，给予了致命的打击。第十四航空队永远被戴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当中，成为了中美人民友好的象征。

第二十一侦照大队对台湾的侦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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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对日作战以外，还担任了侦查任务，十四航空队的第二十一侦照大队就是执行此任务的单位，以地利之便，向东南亚，台湾，中国沦陷区，冲绳以及日本九州岛实行战略性的侦查任务与空中照象，获得军事情报以后，作为美军对日本占领区的轰炸依据，使用机种为F-4A与F-5E两款闪电式侦察机（注十三）。一九四二年九月以来，驻华空军特遣队的第二十一侦照大队开始执行侦照任务，经过第十四航空队的时代以后，共执行了一千六百余次任务，其中百分之四十是侦照台湾，而且除此之外，原子弹轰炸广岛与长崎的空照照片也是由他们提供的。当初侦察机为了避免被日军雷达侦测到，航路大多由衡阳出发，经由浙江省丽水，再由衡州转场出海，低空飞至台湾东海外，再升高到三千呎的照相高度进行拍摄，每隔反复一两天就侦照，使美军得到了珍贵的数据，包括高雄港的空照图，使得美军了解日本船只在高雄的航运纪录以及码头装卸物的吞吐量。除此之外，台湾各地的日本军事飞行基地也在他们的侦照范围内，以新竹和台南飞行基地为主，照片清楚的将基地内的塔台，宿舍，电机房，通讯中心，盛至飞机机种显示了出来（注十四）。一九四三年夏天开始，中美空军开始研拟空袭台湾的方案。　　

空袭拟定方案

　　空袭的目标选项有三个，分别是高雄港，台南飞行基地与新竹飞行基地。高雄港是日本位于台湾的重要港口地区，又邻近于寿山与高雄警备府所在，高雄要塞防空火力强大。台南是日本重要南进基地，糖厂与工业设施林立。所以台南飞行基地驻守大批日本海军台南航空队的新锐零式战斗机以防止盟军轰炸时得到便宜。由于零式战斗机驻防，第十四航空队若盲目轰炸，将有可能损失惨重，尤其是难得由驼峰航线的有限物资将会白白失去（注十五）。因此，无拦截防空力量，防空火力缺乏的新竹海军航空队飞行基地成为了陈纳德指定的攻击目标。陈纳德认为新竹是战损最轻的基地，第二顺位则是高雄港。

逐川前进基地

　　一九四三年八月，位于江西省的逐川前进基地辟建完成，并开始为了这次远征台湾的行动储存燃料与弹药，同时为了防范江西南昌的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逐川基地动员了民众成立了对空间哨站（注十六），一但发现日本军机来袭，中美空军的军机便立刻起飞疏散。地面设施则实行伪装，屡次欺敌成功，让日机无功而返。到了十一月三日，第二十一大队的侦照图显示了新竹基地拥有日本海军旧式九六式攻击机八十八架，将成为太平洋盟军的重要威胁，因此盟军断然决定出击，但因气候问题而一延再延了。

第十四航空队参与空袭新竹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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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八混合联队（The 68th Composite Wing）
　　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The 23rd Fighters Group）
　　第七十六战斗机中队（The 76th Fighters Group）
　　第四四九战斗机中队（The 449th Fighters Group）
　　第十一轰炸机中队（The 11th Bombers Group）
　　中美空军混合团（The 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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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轰炸机大队（The 1st Bombers Group）
　　第二轰炸机中队（The 2nd Bombers Group）

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介绍

　　第二十三大队是拥有飞虎队队传统的一支劲旅，由陈纳德的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第一中队（亚当夏娲），第二中队（熊猫）与第三中队（地狱天使）改编过来，变成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第十航空队驻华空军特遣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下辖第七十四，七十五与七十六三个中队，外加一个“借来”的第十六中队（注十七），主要与飞虎队时期一样飞P-40系列的战斗机。一九四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被改编成为了第十四航空队中由上校柯林顿文生（Lt. Col. Clinton Vincent）指挥的第六十八混合联队的单位，开始接收了P-51，然后又加入了飞P-38的四四九战斗机中队（注十八）。整个作战期间立下了无数战功，还在豫湘桂战役参了一脚，后来的一一八战术大队也加入了战局，第二十三大队与第十四航空队的命运始终相连在一起直到战争结束，此单位到今天都仍然存在，飞A-10攻击机，还参与了一九九一年的波湾战争。这次空袭台湾的行动，是由第七十六中队与调来中国不久的第四四九中队执行。

第十一轰炸机中队简介

　　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当时名称为“第十一航空中队”，驻守于德州凯利基地，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时派驻海外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一九二一年，被改编为了第十一中队，到了一九二二年又变成了第十一轰炸机中队，隶属于第七轰炸机大队。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被调离美国到澳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又飞往爪哇。一九四二年三月正式进驻于印度卡拉蚩，主要飞北美B-25米歇尔轻轰炸机，并且准备前往中国昆明参战，活跃于中缅印战区，空袭过香港与汉口等地。后来又被分配到三四一轰炸机大队里面，是一支强火力的轰炸单位，共派出八架B-25参与空袭台湾新竹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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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二中队

　　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在陈纳德将军的指定下（注十九），中美双方为谋求更积极的合作，在印度卡拉蚩成立了中美空军混合团（Chinese American Composite Wing），中美双方共同提供优秀的空地勤人员加入，下辖中国空军的第一，第三与第五三个大队，其中，只有第一大队是飞轰炸机的单位，拥有第一，第二，第三与第四中队。这可以说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一场任务，共计派出了六架B-25轰炸机参与.本任务。

野马机助阵

　　第十四航空队成立后，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并不在希望升级的老式P-40战斗机，而是期望得到新型的战斗机，也就是北美公司生产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这种平坦流线型的战斗机本来是为了外援英国而设计的，但是当美国陆军航空队发现这款战斗机的潜能以后，开始装备在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各大单位里面。第七十六中队于一九四三年开始接收了P-51A的地勤维修人员，十月十七日开始正式在昆明接收了P-51A野马式战斗机。然后，他们开始往零林前进，并且在新接收的P-51型战斗机上画上有名的“鲨鱼牙”（注二十）。然后，第七十六大队的飞行员由衡阳与逐川赶来试飞新机种。新的机种供应稀少，他们当时并保证还能接收新机。由于衡阳是战争前线，为了避免损失，刚从华盛顿返回中国的文生命令第七十六中队与第七十五中队交换基地，于是第七十六中队与第七十四中队改派驻到了桂林，然后第七十六中队的P-40大部分由第十六中队接手。

　　拥有更远航程的P-51野马机的抵达，确实助了第十四航空队一背之力。此时，返回美国一年多的戴维“德克斯”希尔回来了，希尔是美国志愿大队与驻华空军特遣队时代的空战英雄，他曾经飞P-40B（C）／Hawk-81A战斧式与P-40E小鹰式战斗机在缅甸与中国的十一个月内击落了十三又四分之一架日本军机。希尔观察了P-51A野马式战斗机的性能以后，决定以性能优异航程远的P-51A来参与这次空袭台湾的任务。

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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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尔认为，日本方面一定会加强对台湾的空防，因此航程短的老式P-40战斗机相当不适合参与此次任务。而为了护卫轰炸中的轰炸机，P-51将无法腾出一只手来发挥对日军的攻击力，因此决定派出P-38G闪电式战斗机来发动进攻，P-51则采取护航，这样，P-51就可以掩护B-25对新竹基地内设施进行轰炸，而对新竹飞行基地内的日本军机创造毁灭性打击能力的任务则交给了P-38。共有八架P-51A与八架P-38G将参与此次任务，另外有十四架分别来自第十一中队与中美混合团的B-25，规模相当庞大（注二十一），由此可以证明美军相当重视此次攻击行动。为了防止日军怀疑，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的P-40将于任务展开之前向北飞行实行欺敌任务，以促成这次轰炸的顺利。

闪电机护航

　　双引擎的P-38战斗机交在这次战斗中发挥护航作用，P-38是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战斗机（注二十二），最有名的行动大概就是击落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的历史纪录。P-38在中国隶属于第十四航空队的四四九战斗机中队，击落山本五十六的空战英雄雷克斯巴伯（Rex Barber）也曾在此单位服役（注二十三）。这次，P-38的任务就是护航B-25的“护花使者”。次外，P-38也被中国人民称之为“双身子”，这是由于它奇特的照型。其实，P-38在欧洲，太平洋，中国等第，都有创下过精采的战绩。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性能属一属二的军用机种了。

米歇尔投弹

　　这次投弹的计划由B-25执行，B-25轻轰炸机是由北美公司生产的，最有名的任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由杜立德领导轰炸东京的“杜立德”行动，最后也是迫降于中国（注二十四）。B-25在中国战区也被广泛的使用，算是很有名的一种轰炸机。由第三四一大队与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一大队使用，后来，中华民国空军也有接受，这次任务担任的是主要的轰炸任务。当天，十四架B-25轰炸机每架各携带二十磅炸弹七十二枚，一百磅炸弹七枚与一百六十八枚二十五磅通用炸弹。

攻击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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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文生与希尔的协调后，八架P-51A野马机，八架P-38G闪电机与十四架B-25米歇尔式轰炸机开始准装待发了，不过，其中一架P-51A突然因为起飞后不久，发现液压系漏油而返回基地放弃了任务。担任先投攻击的P-38闪电式战斗机的领队为山姆帕默尔（Sam Palmer），编成两个分队，一队四架战斗机，成员有雷恩蒙（Ryan Moon），肯代杜威尔（Kendal B. Dowis），罗伯舒兹（Robert B. Schultz），亚佛利约斯顿（Alfred Yorston Jr），华特罗斯（Walter L. Rose），以及曾当过飞虎队空战英雄的中队长乔治麦米伦（George Mcmmillin）。由侦查得知，日军将大批的军用飞机分别停在跑道，滑行道与停机棚上面。

　　第十一轰炸机大队的B-25轰炸机部队由第六十一号机领队，组员为领队约瑟夫“波瑞契”韦尔斯（Joseph “Preacher” Wells） ，还有克里夫宾汉（Cleve L. Bingham），雷蒙马扎诺斯基（Raymond J. Mazanowski），以及约瑟夫奥康诺（Joseph OConnel），此外，还有时代杂志与生活杂志的特派记者豆拉怀特（Theodore H. “Teddy” White）担任随军记者。三十九号机组人员为机长乔治葛洛德（George T. Grottle），哈罗罗契尔（Harold Rochelle），赫伯特罗勃生（Herbert I. Robinson）以及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七十九号机的组员为劳伦尼可莱斯（Loren Nickols），约翰布什（John Booth），山本爱德华（Sanborn V. Howard），以及法兰克诺顿（Frank Norton）。第四十号机的组员包括哈罗施瑞尔（Harold K. Searle）领队，史坦尼琼森（Stanley Johnson），保罗迪克曼（Paul J. Dickmann），还有约翰寇斯特罗（John Costello）。五十五号机则有领队约翰希尔（John Hill），约翰施密特（John Schmodt）。法兰克吉本（Frank H. Gibson）与威廉琼森（William Johnson）。五十七号机包括领队卡尔拉威尔（Carl J. LaValle），驾驶为里察舒兹（Richard L. Schwartz），吉拉得奥代（Gerald O’s Day）与罗伯汉弥顿（Robert T. Hamilton）。九十二号机由机长威廉布里那（William A. Brenner）领队，组员则有欧尼斯贝尔（Ernest J Bell），乔治戴可楚（George E. Dykstra），威廉琼斯（William G. Jones），与卡尔加农（Carl Cannon）（注二十五）。

　　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六架B-25包括二七零号机由欧文布兰奇（Irving L. Branch）领队，组员有张天民，葛拉沃（F. Grover），还有E. C Chang与J.C Sun（注二十六）。一三五号机有领队丹尼尔（L. Daniels），组员是林洐落，张树成，C. S. Chen，以及C. K. Teng等（注二十七）。八三九号（注二十八）机的机长是哈皮（Harpy），组员有吴超尘，谢登（Sheldon），斑尼（Penny），以及孙姓飞官一名。一三六号机则是由波克莱斯特（Beaucrest），罗绍阴，传善为，K. C Chen，C. C. Yang（注二十九）等人。二六六号机则由卡尔森（W. P. Carlson）驾驶，组员包括温凯，李颁平，周明鹤，以及P. L. Tang（注三十）。第二零八号机（注三十一）则是由丘吉尔（S. Churchill）领航，组员有梁冥和，H. H. Chen，H. H. Cheng以及P. S. Tu（注三十二）。

　　希尔所率领的P-51A机群内则有分队长杰姆威廉斯（James M. Willams），僚人员机则是约翰史都华（John Stewart），汤诺海得克（Donald Hedrick），里查奥尼（Richard O. Olney），戴贝尔（Dale Bell），罗伯克伯特（Robert T. Colbert）以及莱斯曼贝（Les Manbeck）等人。

　　所有盟军单位都低空贴海面飞行跨越了台湾海峡，以防止日本雷达侦测到中美空军的迹象（注三十三）。

　　攻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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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基地主跑到大约分为南北两向，另外有往东与往西的斜角跑道，相交于主跑道的北端。当抵达南寮时，台湾海岸线已经在望，中美机群立刻升空高度达到五百呎以上，自西南角接近新竹飞行基地，以便在轰炸完跑道以后，轰炸机与战斗机机群可以顺利由左边斜角脱离目标区（注三十四）。首先，八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开始朝起落航线上的日本军用机扫射，紧跟在后方的十四架B-25轰炸机开始再一千呎高空投杀伤弹，然后七架P-51冲入攻击跑道上的敌人军用机。不过有一名飞行员表示三个中队，包括两个战斗机中队前后相距不到两百呎，但是十四架B-25是并肩通过基地上空的，这是任务报告所未提到的，此外，根据B-25轰炸时拍摄的照片（注三十五）显示，轰炸机组距离地面应该仅有四百呎，而非一千呎。由此可见，此攻击是由P-38开路，B-25跟进，最后由P-51俯冲攻击收尾。

情况报告

　　这次空战中，当P-38机群底达新竹上空的时候，刚好有一群约二十余架九六式轰炸机正在升空进行训练，飞P-38的麦米伦击毁了地面的九六式轰炸机一架，雷恩蒙分别在空中与地面各击落一架日本海军的九六式轰炸机。舒兹则在天空当场打下两架九六式轰炸机，杜威斯击落了一架，击毁地面九六式轰炸机三架，约斯顿在空中击落两架，罗斯在空中也击毁了敌机，击伤了一架。

　　飞P-51A机群的领队希尔表示他击落了一架“奥斯卡”，也就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一式战斗机“隼”二型（注三十六），该机正在希尔前方做急转弯，企图咬住最后一架B-25轰炸机，希尔便顺势将它击落。就在希尔击落日机的几分钟以后，飞P-51的贝尔在四百呎高度也打下了一架“基克”，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海军零式战斗机（注三十七）。一架敌“奈特”九七式战斗机突然从威廉斯上空一点钟方向来袭，但是威廉斯却正目不顾暇的对日军展开扫射，千拘一发之际，奥尼的P-51冲了下来朝敌人开火，将九七式战斗机吓跑（注三十八）。第七十六中队的机群中，威廉斯目睹了一架“奥斯卡”型的军机在机场西北端墬落起火了，而另外一架“基克”也在机场外不远处墬落了，由此可见是希尔与贝尔所创下的战绩。当先头部队接近目标区的时候，希尔与海得克立刻向下攻击几架九六式轰炸机“尼尔”，击中了两架，第二分队的人目睹现场燃起了大火，威廉斯目睹一架“希莉”（注三十九）轰炸机遭到了重创，一具起落架被毁，另一机翼惨遭折断。当他继续往前飞时，又朝另一架“希莉”开火使其起火燃烧。史都华与克伯特向右绕过机场南角附近的一片大火，各击毁一架在停机棚里的“希莉”轰炸机。第七十六中队的队员回忆道当他们经过机场的时刻，一共见到十二架日机在地面燃烧，其中大部分为B-25的炸弹所造成的。驻守新竹基地的日军在西南角一代配置机枪，所以当机群返回逐川的时候，再一架P-38的机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孔。

　　根据情报部门所统计，总共有五十到六十架日本军机在这一场空袭中被毁，另外还有一些被击伤，对新竹海军航空队造成了莫大的损伤，P-38因击落了二十二架日机而得到了美誉，包括空中的十二架与地面的十架。其中，飞P-51A野马式战斗机参与此任务的史都华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驾驶P-51参与任务，在我们的机翼下都装有副油箱，并且当我们抵达台湾海岸时，副油箱的油料都尚未用完，最前面的B-25领航员突然大喊〔陆地在望（Land off）〕，依事先的计划规定，所有飞机均爬升到了五百呎以上一千到两千呎的巡航高度，我随着其它友机抛弃了副油箱，但却无法开启主油箱的通路，因此只好无电门开关的情况下扫射。在P-51的机舱里面，所有的电门开关都可以在三秒中打开，而我也将其完全打开，于是我立刻朝机场上的一架贝蒂（注四十）轰炸机开火将其击毁时，发动机也已经点燃，坐在那一架敌机机身顶上的机长工被当场击毙，从陆地在望，大约距离机场三哩开始，直到我机全部通过机场，完成攻击，总共不超过三分钟，当看见台湾的海岸时，我们的巡航时速为一百八十至二百哩，由于距离机场仅约三哩，加上最多只通过目标区两次，因而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机群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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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分队于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开始返回逐川，所有飞机均安全降落，除了奥尼的P-51因为燃料过量，造成降落时发生了三级跳，螺旋桨受损，另外还有一架P-51与树枝擦撞，以及B-25一架遭到炸弹破片反击跳中略为受损外，第十四航空队几乎完全没有损失，因而被称之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在华期间最成功的空袭典范。（注四十一）当机群返航的时候，史都华继续回忆道：〔再返回逐川的途中，最前面的B-25领航员一定是在打瞌睡，因为他没有发现逐川机场应该是往西方飞行，位于一片大高山地区，而他的机长韦尔斯却正在往广州方向飞行，那是朝日军占领区自投罗网，因此我紧急呼叫他改快向右转，他也照做了，因此我们全机安返基地〕。抵达逐川以后，等待美国与中国飞行员的正是感恩节的火鸡与盛大的庆祝。为了防止日军报复，大多数的飞机又加装满了油，飞往衡阳与桂林执行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了。此次任务，销耗掉了十四航空队由驼峰航线运补来的整整两个多月的物资（注四十二）。

日军反应

　　第十四航空队完成任务返回中国以后，日本陆军第三飞行师团的警界机立即由台北松山基地起飞，赶赴新竹外海寻找中美军机，然而此时第十四航空队已经返回了内地，因而第三飞行师团无功而返。此次空袭使得战斗力不高的新竹海军航空队被裁撤掉了，其直属上司高雄警备司令长官山县正乡中将也遭到撤职查办，他也是任职仅五个月最短的飞行部队指挥官了。此外，为了避免台湾再次遭受到空袭，日军紧急从满洲国调来了第十二飞行团主力南下武昌来拦截中美空军的下一次威胁台湾的举动。日军对此空袭相当重视，因为这是自杜立德空袭东京以来，日本的“绝对国防圈”首次遭到了空袭。

第十四航空队与台湾

　　第十四航空队自从此次空袭台湾以后，仍然不忘情于新竹空袭中所缔造的佳积，一直期望能够再度对台湾展开下一次任务。日本在南方的作战，到了一九四三年因为盟军的跳岛战术开始了逆转，战火已经越来越靠近了日本本土，因此，为了抢运东南亚的石油，木材，橡胶，铝土，铁砂以及粮食等物资，日本方面加紧了“南洋─台湾─日本”的航线。在此同时，日本商船利用“恒春─高雄─马公─基隆”的台湾西海岸航线或“仙头─厦门─福州─宁波”的浙闽粤海岸航线，将南洋物资经由台湾海峡运抵日本本土。由于美国海军潜水艇部队对此地多处的浅水摊海岸线无能为力，为了从美军手中得到更多战争资源的陈纳德决定以打击此航线来证明第十四航空队的重要性。由于驼峰航线的运补限制关系，陈纳德主张以两机编组负责出海炸射日军货船来完成任务，在经济上与战略上同时达到胜利。首先，由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一侦照大队的F-5侦察机在海岸边飞行，一但发现日本商船，立刻回报给桂林基地，第十四航空队便会派出轰炸机轰炸日军商船。此外，还有美国海军堤供第十四航空队气象情报的中美合作所训练（注四十三）的游击队员或老百姓在海岸边观察日本商船，再以电话与密码通报给中美合作所，然后再通知第十四航空队。攻船的作战大部分都是由两架B-25执行，美军研拟了一套战术，先由长机低空扫射日本商船，再由僚机低空投弹轰炸，然后再互相绕圈子，然后转换成了由僚机低空扫射，长机投弹。由于B-25轰炸机携带的定时炸弹与吊伞炸弹质量轻，航程因而更远，所以B-25还可以沿着台湾海峡搜寻日本商船。自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起，第十四航空队开始沿着台湾海峡轰炸日本商轮，最经典的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新竹外海击沉日本千吨级巡防舰南洋号。这样的战略，让日本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也成为了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原因之一。

　　一直妄想再度轰炸台湾的十四航空队因为驼峰航线的限制以及日军在台湾实施的严密防空警戒，还有岛上巡逻的战斗机机群，因而不允许再度于白昼轰炸台湾了。第十四航空队最后一次对台湾本岛的空袭发生于一九四四的一次小规模远征轰炸。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晚间，第三零八轰炸机大队第四二五中队的B-24解放者重轰炸机与第三零八轰炸机大队曾参与新竹空袭的第十一中队B-25轰炸机数架出现在左营与冈山上空地区盘旋，日军立刻实施灯火管制，并开始朝他们发射防空炮火，美机机群于是冲忙的在高雄地区投了炸弹赶往新营与盐水地区炸射，然后返回了内地，这次炸弹均没有命中日军的军事目标，反而使得台湾人民损失了身家性命的财产。重此以后，第十四航空队再也没有参与轰炸台湾的任务了，不过，第二十一侦照大队却开始繁忙的侦查台湾全岛屿拍摄高空空照图，一月十日在屏东飞行基地停放了一百三十架各式机种的军机，十一日，冈山地区也发现了一百一十三架敌机。这证明，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盟军越来越逼近了“绝对国防圈”，因此日军在岛内开始大量的调动军用机，准备北上与盟军展开空战，而这些对台湾清晰而具战略价值的照片（注四十四），就提供给了美军其它的单位，来执行日后登陆台湾的“河堤计划”或轰炸台湾的“台湾航空决战”的任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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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米切尔(Mitchell)

1938年3月，美国空军提出了对双发中型轰炸机的最低要求：载弹1200磅、航程1200英里、速度大于200英里/时。波音、麦道、贝尔以及北美公司出标，最后北美中标，B-25随后亮相。二战结束前最好的战斗机P-51也是北美的产品。

B-25是二战全球战场中最为优秀的中轻型轰炸机之一，它以“米切尔”命名，以纪念一战中美国指挥官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在空军从陆军分离的过程中，米切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B-25也是美国空军为数不多的以名字命名的飞机。

　　B-25主要由美国空军配备，美海军也配备相当数量的B-25，以对付太平洋上的日本帝国。通过租借法案，英国皇家空军、苏联空军、澳大利亚、荷兰等地也有为数不少的B-25。

　　B-25综合性能良好、出勤率高而且用途广泛，广泛的程度从空袭东京的任务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任务要求飞机携带2000磅的炸弹飞行2400英里。当时还有B-26可以与B-25竞争，但B-25因优良的起飞性能而被选中完成这一使命。1942年2月3日，改装后的两架B-25B在大黄蜂号上起飞成功，证明了这一计划的可行性。此后二十四个机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跑道上标出的模拟飞行甲板上演练短距起飞滑跑。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在适当的逆风情况下，B-25在450英尺就可以离地。

　　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B在距离日本海岸700英里处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每架飞机携带4枚500磅的炸弹，轰炸了东京等城市，而后飞机飞往中国。16架飞机由于跳伞和迫降全部损失，但绝大部分飞行员在中国获救。尽管轰炸造成的实际损失微不足道，但这次行动对美日双方以及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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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B-25只制造出这16架，完成东京之行就足以使其名垂青史。但实际上B-25在太平洋中的影响远不止这些。战争中期，B-25参与使用了类似鱼雷攻击的“跳跃”投弹技术。飞机在低高度将炸弹投放到水面上，而后炸弹在水面上跳跃着飞向敌舰，这提高了投弹的命中率，并且经常炸弹在敌舰吃水线以下爆炸，杀伤力增大。

　　另外，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为适应战事的需要，B-25进行着不断的改装。例如，1943年，在两栖支援任务中，美军发现飞机的扫射比投弹能够更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对B-25的机炮进行了加强和改装，改装的最终结果竟然在B-25G型机头上加装了77mm的M4加农炮，这是二战实战中飞机上的最大口径的火炮。在1943年的新不列颠和俾斯麦海等的战役中，这种77mm火炮对付运输船和登陆艇等移动迅速的小型船只非常有效。实际上直至战后AC130上的105mm榴弹炮的出现才超过了B-25G的记录。但1944年时，M4火炮已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目标，北美就拆掉了可移动的机头而改装成二战结束时的最终型号B-25J，主要用于完成其轰炸任务，但其各个方向上仍装有18挺0.5英寸的机枪。从B-25改装的情况就可以对其广泛的用途窥见一斑。

　　在美国强大的战争机器下，停产前各型B-25共生产了9800余架，这一数量超过任何美国的双发飞机。

型　　号 B-25J

制 造 商 北美公司

发 动 机 2发，莱特R-2600活塞发动机，每发1700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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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程 1350英里(2173 公里)

巡航速度 230英里(370公里)/小时

最大速度 272英里(438公里)/小时

升　　限 25000英尺(7619米)

总　　重 28460磅

载　　弹 3000磅＋18挺0.5英寸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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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度 52.1英尺(16.13米)

翼　　展 67.7英尺(20.6米)

机组人员 5人：机长、副驾驶、投弹员兼领航员、通讯员兼机枪手、机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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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雄风]

上述引用二篇文章，皆与桂林基地有关。

[鬼谷雄风]

珍贵的友谊
－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
By　程敦荣
1942年，作者作为中国空军在美国训练的第一批毕业生学成回国。1943年加入美国空军在中国组建的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本文记述了中国飞行员与美国飞行员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军的难忘情谊。
1942年至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关键的时刻。希特勒当时仍趾高气扬，因为法西斯德国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并深入到苏联腹地；不可一世的日军，将自己的触角伸向整个东南亚。但是，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英国第八军在北非击败了德军的非洲兵团；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法西斯的气焰受到重挫，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士气高涨，战争到了转折点，最后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但是，取得优势和最后的胜利还要经过激烈、艰苦战斗。
中国空军在美国训练的第一批毕业生正是在关键的1942年学成回国的。1943年初，美空军第14航空队在中国刚刚组建，毕业生中有12个年轻的飞行员调入其23战斗机大队，与美国飞行员并肩作战。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12人分在三个中队作战，执行战斗任务约300次，击落敌机5架。但先后牺牲5人，还有1人在越南受伤跳伞后被越奸出卖，做了日军的俘虏。战斗的酷烈，于此可见。
从飞虎队到23战斗机大队
23大队是当时14航空队的主力，其前身是著名的飞虎队（美国志愿空军队），它是在1941年初，由陈纳德在美国筹组的。陈当时是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顾问和总教官。虽然当时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很大，但经陈纳德和一些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国内有影响人物的奔走、游说，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支持，从美国的陆、海军中（包括退役与后备役）召募到109名飞行员，150名地勤人员。飞机是英国政府转让的100架美制寇蒂斯P－40A、B型战斗机。同年秋在昆明正式建队，共三个中队，陈纳德任指挥。8月在缅甸进行了60小时的战斗训练，陈纳德亲自讲授有关日本空军的战术并监督训练。初次战斗是在12月12日于缅甸开始的。执行的任务是昆明的防空任务和在缅甸支援中国远征军（陆军）及盟军的地面战斗。飞虎队实际作战六个月，共击落日机297架（正式承认记录），飞行员战犯13人。空战损失10架飞机，被地面炮火击毁12架，其他因事故于地面炸毁20余架。1942年7月4日解散，正式改编为空军特遣队，称23战斗机大队。
1943年初，14航空队正式建立，陈纳德也恢复现役，任少将司令官。初建时仍以23大队为主力，另有一个B－25型中型轰炸机队和一个B－24型重型轰炸机大队，一个P－38型侦察机分队。因为在1942年，当从印度到中国的空中航线－即著名的驼峰航线刚开始使用时，每月的运输量只有500吨，以后虽逐渐增加，但14航空队始终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所以14航空队是当时美空军中最小的航空队，总计不到500架飞机，而驻英国的美军第八航空队曾达到8000架飞机。当年美国战友曾戏称它是“吊在一根鞋带上”的航空队。
当时在23大队的飞虎队骨干已经很少了。新飞行员不断地补充进来，不过也有一些资格较老、经验较多的飞行员担任中队长和分队长。
23大队虽然已是正规空军部队，但在战术与技术、战斗作风与风格上，继承与发展了飞虎队的传统，颇有战争的浪漫主义色彩。飞虎队的飞行员要求至少有两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个人技术是很好的，配合也好，很象美国的职业明星球队。陈纳德也象一个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练，他的战术是机动灵活，以少胜多。当年的参加者的确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国青年的那种活泼朝气，有正义感和富于冒险精神。尽管也有少数人是为着较优厚待遇和奖金而来，但大多数是同情中国抗日战争，并意识到美、日之间终不免一战而热情地参加的。如巴麦尔（Agax Baumler）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著名的林肯大队飞行员，同法西斯飞行员作过战。外号“老爹”（Pappy）的波音顿（Greg Boyinton）原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教官，加入时已有六年的战斗机飞行经验，在飞虎队时击落日机六架。后来回到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队任中队长，带领一群年轻飞行员，他的中队称为“黑羊羔”（Black sheep SQ.）中队，立下很多的战功。留下来任23大队第一任大队长的罗．斯考特上校（Col.R.Scott），两次到中国作战，还写过一本书名为《上帝是我的副驾驶》。我加入23大队时的大队长霍洛威上校（Col.B.Holloway），193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有正规军人的严肃作风却又对部下亲切和蔼，作战沉着勇敢，大的战斗任务必定自己领队。他一个人单机在几个中队间飞来飞去，常常从昆明飞到桂林，从机场西边的山口俯冲下来，直奔机场，我们就知道有大仗打了。他后来是美国第一个喷气式战斗机大队长，空军战术学校司令员，退役前是美国战略空军的四星上将司令员。曾任副大队长的约翰．亚利逊（J.Alison）是个矮个子，非常勇敢，曾在衡阳和巴麦尔两人在没有夜间飞行设备的情况下用P－40型飞机拦截并击落日本夜间轰炸机，自己的飞机也被打坏而迫降在湘江里，幸好被人救了起来。他在支援我国陆军的鄂西会战中曾被日本零式机缠住，座机中弹，是中国空军飞行员臧锡兰击落了咬住他的日机，才使他脱险。战后他曾是美国空军协会（AFA）的主席，诺斯洛普飞机公司的总经理，还是一位发动机设计师。
最令人难忘的是P－40型机首上的虎鲨嘴涂饰，可惜那位天才的创作者的名字我忘了。这位有艺术灵感的飞行员把虎和鲨的凶猛结合得真妙。P－40飞机的发动机上的冷却罩构成短粗的机头，绘上虎鲨的大红色血盆大口，配着上下两排雪白的利齿，上边是一对带点邪恶的斜视的鱼眼，就给相貌本来平常的P－40型机一种猛悍的神气，增添了战争浪漫主义的色彩。有趣的是其他机种也曾模仿这种涂饰，但都不那么合适。所以在美国任何航空博物馆中都必然陈列有这种虎鲨嘴涂饰的P－40型机，它也最能吸引观众，成为世界大战的多彩的空中战斗物的象征物之一。
23大队的四个中队中，经常作战的飞机大约有100架，却担负着西起云南西部的云南驿，经过昆明，东至桂林、零陵、衡阳这个上千公里宽广空域的战斗任务。在昆明和云南驿的中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驼峰航线的安全，和昆明－驼峰航线终点站的防空。在我国东部的两个中队执行攻击任务。作战空域北抵武汉，沿长江航运到九江、南昌，南边以广州、香港为攻击目标。我在这两个作战空域都参加过战斗，而且1943年夏季激烈的战斗就是在桂林和衡阳发生的。
我所知道的陈纳德将军
1943年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上，据说陈纳德将军的一副威猛的面容曾令英国首相邱吉尔吃惊不小。陈纳德当时是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列席的。他身材壮实，深褐色而粗犷的脸孔，像美国西部久经风霜日晒的牧人，也象一个威严勇猛的印地安酋长。他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一个空军战术家。
给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在1940年秋，一天，10余架日本新式零式战斗机从其战领的越南河内起飞袭击昆明。我那时正在昆明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习。航校只有供训练用的三架苏制伊－15型战斗机起飞迎战。这是老式的30年代初期的双翼飞机，固定起落架，装四挺小口径机枪，速度慢，但转弯性能非常好，半径小，操纵非常灵活。那天高级飞行教官谭汉男带领两个毕业一年的见习飞行员组成三机编队。敌我在约4000米高空遭遇。敌机有高度优势，俯冲下来，立即击落了一架僚机，另一僚机俯冲脱离。我们看到四架零式飞机轮番攻击谭教官的飞机，从4000米盘旋格斗直到超低空。谭汉男以熟练、沉着的小转弯，半滚下滑、上升反转，避开了一次又一次日机的射击，还曾对一架上升转弯的日机开枪反击，但终于在最后一次从贴近地面的高度作上升转弯时，被一架日机从左后方击中发动机，发出沙沙的声音，螺旋桨转速顿减，谭汉田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大坡度侧滑下降，飞机摔落在田边，人尚未受伤。经验丰富的谭汉田立即解开保险带从座舱滚出来，凭借田埂俯卧以保护自己的身体。果然，两架零式转弯过来，朝着在地上的伊－15残骸各扫射一次才离去。这场惊心动魄的格斗就发生在离航校不远我们隐蔽处的上空。
第二天，陈纳德（当时的顾问和美籍总教官）召集全体飞行人员讲话。他讲话的主要部分我至今还记得。他指出，这是日方的一种最新式战斗机（当时还不知其名字和型号），无论在速度、上升能力、火力配备上都远远超过我们当时已所余无几的伊－15型或伊－16型（也是一种苏联制造的低单翼战斗机）。因此，在遭遇这种飞机时，我们不能还用三机成队的队形，单机格斗也要吃亏，只能作圆圈转弯飞行，前后交错，互相掩护，充分利用本机转弯灵活的长处，伺机采用急转弯迎头攻击来反击．．．．．．
由于零式战斗机的出现，使我们的空战处于绝对劣势。但这时陈纳德仍然积极地提出如何保护自己和反击的战术设想，可见在当时他的战术思想中已在孕育彻底抛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传统三机成队战术。他的灵活的交叉掩护思想，以后就发展成为两机一组的四机编队，以及一击脱离（或称打了就跑）的战术，就是很自然的了。
陈从1938年来到中国后，对于日本空军的作战战术和技术都作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所以在指挥飞虎队时，能以100架飞机对抗在数量占优势的日本空军。如在仰光的空防战中，日军两次出动重轰炸机60架，轻轰炸机27架，战斗机30架，志愿队只一个中队加上美国少数战斗机，却能击落8架日机，自身损失3架，取得胜利。
战后，日本的空军战术家在评论日空军的失败时，承认他们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传统的三机编队和单机格斗的陈旧战术思想的束缚，又加上日本自己的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以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认识四机编队的灵活性，也不了解一击脱离战术的优越性，造成他们多次空中战斗的失利和有经验飞行员的过多死亡。
P－40型战斗机与日本零式战斗机
在太平洋战区和在中国战场上空，P－40型战斗机和日本零式战斗机是较量最多，历时也较长的两种机型。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仓促参战，当时陆军航空队可用的战斗机主要是P－40型。尽管飞行员们认为它是一架“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飞机，可在1943年以前它仍是空战的主力，在最困难的时候和最激烈的战斗里，做出了贡献。
这种飞机首先是结实可靠，能耐打击。常常是满身弹孔却仍象一匹忠实的战马一样，将骑手安全地送回家。因为它对飞行员的保护比较好，风挡中部是很厚的防弹玻璃，座椅背是厚钢板，能承受大口径子弹近距离射击，油箱是自封闭式，击中也不会起火。
装在机翼上的六挺12.7mm大口径机枪的有效射程远，组成的交叉火网有很大的破坏力。而且工作可靠，极少故障。我在湖北沙市的一次空战中，曾目睹我的僚机将一架日本零式机打得在空中爆炸，可见火力之强。
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无疑地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出的机型之一，其陆军编号是三菱A6M型。主设计师堀越二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航空系，30年代初留学美、英、德三国，他充分吸取了30年代驱逐机设计的新思想。如：全金属，低单翼，可收放起落架，密闭座舱等等。也吸取了在中国战场和日、苏在外蒙古诺蒙坝之战的经验，主要是日本96式和97式驱逐机同苏联制造的伊－15和伊－16驱逐机曾多次交手的经验，加以改进设计的。它于1939年开始试飞，1940年秋投入中国战场。它的平飞速度达500公里／时，升限可达10000米，续航距离增至2000公里，火力增强为两门20mm机关炮和两挺7mm机枪。零式机的出现，使日军的战斗机性能有了划时代的飞跃。
同P－40相比，零式的上升性能和操纵灵活性要好些，转弯半径小得多，极适于单机格斗。美、英空军在战争初期时不了解它这一特点，仍用传统的单机格斗战术，又因日本飞行员多是在中国战场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手，所以使美英飞行员吃了不少苦头。
陈纳德对日本空军的战术技术有长期的观察研究，也对比分析了P－40与零式各自的优缺点，在他指挥飞虎队时，正确地制定了四机编队和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一开始就占上风，飞虎队的优势鼓舞了盟国飞行员的士气，日本人自吹零式是太平洋之王的神话也破了产。直到14航空队时，23战斗机大队仍然继承这种战术，一直保持着空中优势。
紧张、热烈的战斗生活
我们12个中国飞行员编入三个中队，每队4人。李鸿龄、毛友佳、毛熙品和我在74中队，同美国战友生活、战斗在一起，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队长孟宁汉上尉是正规军官，不到30岁，黄头发剪的很短，湛蓝的眼睛，总是以一种诚挚而又冷静的目光注视着谈话的对象，非常沉着，忠于职责。一次我随他执行俯冲轰炸任务，他问我投过弹没有，我回答说只是当飞行学生时打过地靶。由地我们在美国飞的是前三点起落架的P－39型空中眼镜蛇式战斗机，对P－40不熟悉，而且因燃料太缺，我只飞过三个起落。他仔细地给我讲解投弹要领，如何以机翼上的某一点对准目标（因为战斗机没有投弹瞄准具），如何进入俯冲，和选择拉弹时机等等。可是我第一次还是俯冲角过大，速度太高，一下子把共重500公斤的炸弹投到洞庭湖去了。回到衡阳基地，我非常惭愧，他却笑着对我说：“程！炸死了不少鱼吧，哈哈”。然后又鼓励我第二次注意要领。果然第二次投弹就直接命中目标。
分队长夏波（Shapo）是意大利裔美国人，一头卷曲的黑发，典型的罗马人面孔，嘴里含着大雪茄，一口又快又满是俚语的纽约腔，玩得一手好牌，赌扑克常是赢家。飞行时喜欢做特技，搞惊险动作。有一次我俩巡逻驼峰航线回来，他带我从8000多米的高空一直俯冲下来，低空返回机场，对着跑着做半滚特技，我则紧紧地和他保持编队，一致动作。着陆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喜欢吗？这样才痛快！”
1943年春季，在我国东部的空中战斗很活跃。日本的神风高空侦察机有时飞到衡阳或桂林，往往这就意味着有一场恶战到来，我们都巴不得遇上这种机会。
最初，日本飞行员还很自负，零式常在三四千米高度，飞小转弯，翻跟头，进行挑战，诱你和他格斗。我方因有良好的防空监视网，一般都能有及时的警报，有充分的时间升空和爬高，往往能占高度和速度的优势，从高空俯冲下来，以大速度接近和攻击敌机，然后脱离或再次上升，争取二次攻击机会，而不和零式格斗。零式机吃了多次苦头后，也改变了战术，在高空飞，即使掩护其轰炸机队时也在它们上面很高，但这又给我们造成攻击其轰炸机编队的有利机会。
8月的一天，我正警戒值班，有警报说敌编队从广州起飞向北飞行。这是他们加强攻势搞的穿梭式轰炸，在广州与武汉之间交替地攻击我们华东的三个基地：桂林、零陵、衡阳。它们过韶关不久，我们起飞拦截。我们在桂林的7架P－40机由桂林的前进基地司令芬逊准将（Casey Vincent）领队，一面搜索敌机一面升高，到了约8500米，这是P－40机性能最好的高度，发现了敌轰炸机群，它们比我们还高些，在右侧前方大约距离2000米。我和长机几乎是同时发现敌机，随即看到长机拉掉了下油箱、加大油门、转弯向敌机飞行方向扑过去。敌机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是99式双发动机重轰炸机，大约20多架，编队很密集。看上去它们在上下摇晃着，可能也发现了我们，正在互相靠拢，以便用它们机上的机枪组成交叉火网，防卫我们的进攻。我看着前上方这个灰茫茫的编队群，心头又恨又急，这些年来，这些强盗在我国天空横行霸道，狂轰滥炸，杀害了多少同胞，毁坏了多少财产，现在它们就在眼前，我打开了机枪按钮，瞄准具也亮了，我们已正在它的下方稍后一点，占据了良好的攻击位置。这时零式战斗机飞得太高，还来不及发现我们，机会太好了。突然，我看到芬逊准将的的座机摇了几下机翼，一推头，我们都进入俯冲，正在敌编队群的正下方，只见长机第一个以几乎是垂直上升的角度向敌编队的中央开始攻击，我在最左边，就盯住最边上的一架敌机，看着它在我的瞄准具的光环中越来越大，它的两翼占满了光圈时，我按紧了机枪按钮，立即六条火龙直向它射去。从敌机的左发动机处就不断地掉下许多黑色碎片，冒出黑烟来，我按住机枪按钮不放，直到它带着烟与火向左倾侧并往下坠落。就在这一瞬间，一种喜悦和复仇的满足情感涌上心头．．．．．．
正当我打算重新俯冲以增大速度，寻找第二次攻击机会时，敌人护航的零式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就在我右转弯时，它和我交叉飞过，正在我前下方，橄榄绿机身上的红太阳标记十分刺目。我本能地压下左翼，想飞到它的后面以便咬住它，但后面还有一架零式已咬住了我，就在我转弯时，它开炮了。机身剧烈地震动了两下，顿时座舱内烟雾腾起，驾驶飞机的操纵杆一下震脱了手。不好，敌机是三架，前面那架引我进入格斗，给后面狡猾的敌人制造机会，而我是单机。我本能地猛拉机头，飞机急上升，又立即猛推操纵杆向左前方，并突关油门，P－40机立即进入垂直俯冲，敌机被甩脱了。等我降落到桂林机场一看，机身正中有两个直径20多厘米的洞，金属蒙皮裂开，距离座舱也只1米多！
来而不往非礼也，最好的防御是进攻。这一年的夏季也有多次的出击。一次是我们掩护B－24重型轰炸机炸汉口。大编队到汉口上空时，敌零式机仓促起飞，正在拼命爬高，企图接近我轰炸机队，我的长机带着我垂直俯冲下去，占有高度优势，又出敌不意，从敌机的后上方猛扑下来，我瞄准一架开火，它拖着长烟向地面落下去，长机也击中另一架。这次没有一架敌机能向我轰炸机编队进行攻击，我们掩护他们返航到岳阳，轰炸机向昆明飞返，我们战斗机飞回衡阳基地。
出击香港－九龙也是令人难忘的。前一天下午5时左右，我们看到一架P－40机从二塘机场西面的山口处穿出来，直向机场俯冲下来，有经验的飞行员都知道这是大队长霍洛威上校的习惯飞法，意味着明天有大任务。我又幸运地轮值警戒。清早大队长就召我们集合，宣布任务：护航，目标九龙船坞，简明扼要地布置了编队序列和注意事项。立即起飞，共16架P－40。起飞后迅速地编好队向南飞。航向指向香港。当我远远看到大海、香港的山顶房屋、港中的船舶时，非常激动。1941年秋，我正是俯这里乘海轮去美国，多么熟识的地方。那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而祖国正是苦难最深时，我们是第一批横渡太平洋去接受飞行训练的学生．．．．．．这次却从空中来打击那些强占着这块土地的侵略者，轰炸机的重磅炸弹向九龙船坞、码头以及停泊的海轮和兵舰倾泻，整个港九地区浓烟滚滚，海面激起粗大的水柱。我们16架飞机从启德机场一路扫射过去，我正好对着半岛酒店开枪。攻击完成后，轰炸机的整齐队形又出现在我们前面，战斗机也迅速爬升，掩护B－24机返航。大约在6000多米的高度，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的日本零式机先先后后地飞了过来，企图向我轰炸机队攻击。我们正在B－24编队的上方，尽管B－24型机上的火力也很强，但我们仍紧紧飞在编队的两侧。我发现一架零式正迅速地向我编队飞过去，它打算向编队左翼的一架B－24轰炸机作左上方俯冲攻击，我加大油门从它的后上方紧跟着俯冲，它发现了我，企图转弯脱离，却正好在我的射程内，就在我从瞄准光环中看到它的整个机身的最大面积时，我咬住它开火，看到我的机枪子弹击中它。
从1943后的春季直到秋季，我们四个中国飞行员在23大队74中队经历了激烈紧张的战斗，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中首开纪录的是李鸿龄同学，他在5月初的一次出击九江、南昌一带的任务中，在南昌机场附近的上空击落一架敌军用运输机。我们都为他高兴，庆贺他首开纪录。陈纳德将军也给他申请了一枚空军勋章。但不久在另一次出击中，他就没有回来。这个从沦陷了的东北跑到关内的青年学生，为了打回老家去而参加抗日战争，却未能重返故乡。8月里，在桂林的防卫战中，另一位同学毛友桂不幸被零式机击落，壮烈牺牲。这是个从云南昆明来的学生，平时话都不大说，腼腆得象大姑娘似的。他们两人的牺牲，使我们感到悲痛，但也促使我更坚定了决心，不管抗日战争还要打多久，我一定打到底，要为战友和同学复仇！我们直接参加美国空军作战部队，无形中也是国家的代表，我们要以自己的奋勇作战，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多少美国战友也为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在中国的天空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上。一想到他们，音容笑貌至今仍宛在我心中。我们全队敬爱的孟宁汉少校（人刚晋升）在一次单机侦察任务中失踪，最后断定是被击落了。他的死令我们全队的人都感到心情沉重。他是一个很优秀的飞行员和中队长，记得我刚报到时，他就要求我除飞行作战外，还兼任中队机务长的助理，学习机务管理。我们中队驻云南基地时，曾因空袭警报贻误（云南西部崇山峻岭，监视哨不够）使日机的一次偷袭成功，地面上的五架战斗机和一架运输机烧毁。中队长把这视为最大的失败，把打击敌人争回补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争取每一个作战的机会，身先士卒，奋勇作战，最后以身殉职。
还有一个同我们几个中国飞行员最友好的北美印第安人后裔，费陀维奇（Vidoovich）中尉，他的外号叫酋长（chief）。身材不高，但非常结实，古铜色的皮肤，深而黑的眼睛，微策卷曲的黑头发。我有时想象他如果穿上他祖先印第安武士的服装，插上羽毛头饰，手持战斧，骑在没有鞍子的骏马上，一定威严得象一个真正的酋长。他和我们最要好，性情也极和蔼、热诚，每当我看到他那带有亚洲蒙古人种的面容时，就产生一种亲切之感。他打仗也正象他们的祖先一样，是真正无畏的勇士。不幸的是，在一次从印度接机回来的途中，因天气恶劣，迷航撞山，牺牲了。当我们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都悲痛地落了泪。
在这一年的共同战斗与生活中，我们共享着胜利的喜悦，分担着战友牺牲的痛苦，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写下这些回忆片断，可使人们多少知道40年前那场震撼世界的大战中的一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多少知道一点那些牺牲了的和尚存的人们曾经怎样为民族存亡而战斗。

来源：http://www.nationfield.com/news/news.asp?id=2463 （与上篇同一来源）

[鬼谷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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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飞扬军事[看原帖] 作者：多说了三五句 收藏[0] | 评论[0] | 顶[18] | 踩[33]

美东南区空军大鹏联谊会日前于亚特兰大庆祝空军节以及“8.14”胜利70周年。会中分发新出刊的会刊中有一篇乔无遏将军所写的“湖南衡阳空战手记”。鉴于抗日战争似已成为历史中遥远的印记，模糊又逐渐淡去?Ｏ苛桨抖源艘呈肥涤钟胁煌?穆凼觯?虼饲墙??獾谝皇值淖柿暇透?哉涔笥攵捞亍Ｈ缃窭肟拐剿湟压?肆?⑵呤?瞿晖罚?链宋南祝?粤钊烁卸??BR>
抗战时的乔无遏将军

乔无遏将军出任约旦国王侍卫长英姿。

乔无遏将军（中）参加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建军61周年纪念日留影。
乔无遏将军为四川省华阳县人，空军官校第十期毕业，抗战期间任职中美混合团的五大队廾九中队中尉副队长，参与多次空战，屡建战功。1966年在台湾以作战司令部副参谋长职位退休，官阶为空军少将。现旅居乔州亚特兰大。
湖南衡阳空战手记
乔无遏（将军）
日本为了迅速解决对华战争，俾使全力扺御美国太平洋的攻势，遂在卅三年十月，集结十万兵力于汉口、岳阳、发动草莓作战计划，沿湘江及粤汉铁路南犯，三日后攻下长沙，十日后攻抵衡阳，围困方先觉部队四十七天，再转向湘桂，攻克零陵、桂林、柳州、南宁，再北向独山，造成陪都重庆震惊，盟军最前方还可用的机场只剩芝江。
驻芝江的乃中美混合团的五大队（P-40N），和一大队的第四中队（B-25-J），执行阻绝日军补给线，支援衡阳守军的作战任务，当时我是五大队廾九中队中尉副队长，民国卅四年一月廾日，这一天率P-40N十三架，各携伞弹六枚，巡弋岳阳至衡阳一带切断日军陆运水运，但一直未发现可疑目标，迄扺衡山，发现湘江两侧芦苇之间有阳光照射点点反光，试以机枪低空扫射就轰然爆炸燃烧，乃日军以芦苇掩饰的油料弹箹，正在得意时，无线电里听到“Zero, 12 o’clock high!” 同队的Lt. Phil Coleman首先发现日军零式，我机群正在转变对地面攻击为对空作战之际，日机己取得有利位置，我机既没高度，又没速度，乃急抛外载，加满油门，急遽翻转，以回避攻击，躲过了两次，幸未中弹，迨第三次，左右各一架日机夹击之下，五枚子弹射中左机舱，左翼空速管击断，左副翼掉了一半，另一半则像断线风筝，我只能急降高度，低空飞行，转向回航，这时才发现仪表板中弹破裂，液压管破裂，当大队长呼叫集合时，我才发现不能发声，再一摸下巴,脖子湿的，这才感到疼痛，左颊中弹，碎骨血肉满口腔，因过于紧张，而且专注脱离日机攻击，当时竟然完全没感觉到。只听到各机恢复编队时，大队长在问有谁看见乔无遏，无人回答。
回航途中，深感庆幸我可有一板“伤荣臂章”，这是我在参加空军时就梦想得到的--我已为我的国家付出了鲜血，但这时座舱内溢满浓烟，不到一分钟起火燃烧，两手烧伤，经过几番挣扎，减速侧飞，仍无法灭火，而且浓烟已让我无法呼吸，不得不跳伞了。这架P-40N编号751是我从印度卡拉奇（Karachi）接来的，机身还是接机时亲手砂纸打磨，以提高空速20英里每小时。机头的鲨鱼也是亲手绘的，提名“太岁”，随我南征北讨56次任务，打下四架半日本零式。我拍拍驾驶杆说：“再见了 751！”。乃翻转机身，跳伞脱离，下降之时，听见子弹射穿降落伞之声，原是地面日军及伪军对我射击，我拉紧一侧肩带，使伞偏侧一方以加速下降，当然落地时摔得很重。
落地后，眼冒金星，神志半清半醒，不断呼叫自己清醒，风吹着伞在冬天旱田上，拖着我滚，直到听到操北方口音喊:“捉住他!捉住他!”。才立即清醒，抛弃伞衣背包（内有急救包及口粮），向枪声反方向跑，边跑边找水喝（失血过多之故），跑了约一小时，真是生命中最难熬的一小时，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沟，正爬下去喝时，右肩遭一阵重击，回头一看有两人着黑衣，一人要踢我，另一人则制止。再细看，他们拿的是美式 Thompson冲锋枪，应属盟军或我方游击队。我因不能说话，及时掀出飞行胸章交给他们，这两人擦拭血迹后说“是中国飞行员”，仓皇间拆了附近民宅一块门板，两人就拖着我跑，而我被抬上门板后就昏过去了。
等我醒过来时，一看表，夜里两点，也不知道是那天。只知道躺在一座庙里，许多人不知在讨论什么，其中一人操着安徽口音的人看我醒了说：“中尉你左颊是中两枪”我们已派人去衡山（日军占领区）去找医生，我们是“别动队工作小组”。 后来才知道这是闻名世界的敌后游击队 - 中美合作所，曾救出过 “东京上空30秒” 的杜立德轰炸机组人员。而伤口仍在流血，不时吐出血肉碎骨和子弹破片，日军伪军迄末放弃搜索，领了军犬循血迹追踪，所以一听到狗吠就要撤，一连三天都在不时的在撤，还有几次枪战，我则是时昏时醒。
到第四天，想自己可能撑不过去，或许会被俘，醒时就给父亲写遗书。别动队照顾我的人渐多起来，我才知道这四天的救援行动之中，别动队已有14名队员为保謢我而丧生，我这时方寸大乱，一是这才知道牺性多大，又想到援救无望，竟然痛哭起来，一位队员湖南人叫李铁肩，他的新婚夫人为我煮粥，换纱布，才使我又定下心下来，这样的躲藏又过了好几天。忽然一天，听到有人在喊 “美国人! 美国人!”这美国人身着别动队的黑制服，进来看我，我不能说话，用手指在地上写“I Am Dying”，他说：“I am Lt. White, USN, I have some medicine but only to share with you a small portion”他即留一些十片sulfadizine、十片sulfanilamide，一打mulphene, 并说你可以去夫子庙，那里有OSS（即CIA前身）一所急救站，于是别动队抬我去那儿，一痛就札一针吗啡，一路上哼着当时流行的You Smile And Angel Sing。到了OSS急救站，才算真定下心来，一开门是一位红光满面的美国老先生，显然是来湘西已久的传教士说：“已知道有一个飞行员要来，都准备好了”先放我到行军床上，打开口粮，喂我吃“芹菜牛肉汤”，这真是世上第一美味，永远难忘，又说“让我看看伤口”，打开包扎一看，惊讶不已说:“Oh, Broken jaw!”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本Field Manual翻到一页还指给我看:TITLE BROKEN JAW, Manual上画的四个步骤:
　　一个人头包着绷带
　　给一支吸管
　　拿着一罐芹菜牛肉汤吸
　　医生一脚踢他出去
　　
又说：“Before I kick you out, do you want to send a telex back home?”于是我把我的call sign给他，他拍了封电报，也收到基地指挥官 Col. Dunning 回复，即派救护车去洞口 （沦陷区边缘） 接应。当电报转到五大队时，值日官是同期的姚兆元中尉 （廾七中队分队长），首先看到，非常诧异，心想被击落已廾一天，全无音讯，突然来个电报，还是英文的，广播全大队说:“你们哪个拿了乔无遏的唱片，快送回廾九中队交特务长，这小子他妈的没死!”

在美国空军中作战的片断回忆
本文原载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0册（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