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法律问题(上) / 胡志伟

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的今昔及其牵涉的若干道德、法律问题

胡志伟

    两千五百年前就有口述历史 

    近些年潮流兴口述历史，唐德刚氏说「我所做的中国口述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国口述历史(注1)」这是夜郎自大。且不谈销售几百万册的废帝溥仪口述、李文达整理的《我的前半生》，我们的万世师表孔老夫子向来自称「述而不作」，他的传世之作《论语》由他口述，经徒子徒孙记录成文，比唐德刚氏早了两千五百多年，唐氏怎能自夸「最早」呢？像《春秋》所记的唐尧虞舜历史也都是传闻，如《礼记•檀弓》所记孔子合葬父母、孔子修墓、苛政猛于虎、鲁穆公罢市求雨、晋献公杀太子申生以及《左传》所说的卫懿公好鹤亡国、晋楚城濮之战、崔抒弒齐庄公、黄池之盟等等也都是典型的口述历史。 

    上述《论语》、《尚书》等只是描述了人生的一个片断，到了西汉年间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其中七十篇列传尽皆涵盖传主的整个人生，按太史公执笔的年限对照各该传主的生卒年代，我们可以肯定有一半是他道听途说，甚至是辗转流传的，是他根据那些口述史料编写成文的。太史公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例如《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赞曰： 

    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知如是。 

    太史公坦承，他所写的《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听公孙季功和董生说的，而公董二人又是听夏无且大夫说的。既然夏是秦王的御医，在事发时夏用药囊殴打荆轲以护卫秦王，其口述情节当属可信。 

    又如《史记?项羽本纪赞》有云： 

    太史公曰：吾闻周生(汉时儒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

    明显表白所谓重瞳的面貌特徵是听来的。在项羽本纪中有这幺一句：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查太史公执笔的年代与项羽叔姪偷窥秦始皇的年代相差一百十几年，相当于四个世代，他绝不可能亲耳听到这一段叔姪对话。然这类传记的情节，经过作者的夸张想象、修饰补充，也许比什么《起居注》、《实录》之类的文章更为真实、更接近历史的本质。 

    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1738——1801)在《周筤谷别传》中谈及乾隆四十二年(1777)他应直隶永清县知事之邀纂修该县县志。他为了将该县贞节孝烈妇女们的事蹟采入县志的列女传中，而又不满意一般方志列女传的体例，以为文多雷同，使观者无所兴感。因此，他特别亲访永清县贞节孝烈的妇女中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注2)」，幸所写的传记，和通常州县地方志的列女列传寥寥数十、百字，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刻板文章大不相同，这不正是今日中外流行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吗？章学诚这一伟大发明比唐德刚氏在哥大的录音访问早了近二百年。 

    《我的前半生》是口述历史佳作 

    当代大陆上最出色的口述历史作品，似应系《我的前半生》。其传主废帝溥仪经过十四年的劳改，早已磨尽了棱角，由骄横暴戾变为谦谦君子，笔录者李文达是资深编辑，身为公安部麾下群众出版社的台柱子，他具有翻查各种机密档案的权力以及充足的时间与财力，这一最佳搭档自然酿造出最佳的成品。溥仪蛰居天津张园期间频频同军阀、兵痞、浪人、外籍骗子接触，念念不忘复辟大清帝国，若无他亲口敍述，外人似不可能知道他给流亡满蒙边界的沙俄将军谢米诺夫五万银元企图「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给奥国的没落贵族阿克第一千八百银元到欧洲活动复辟，给英国记者罗斯三千元为复辟造舆论，而且奉系旅长以上的军官以及拥有四十万众的红枪会首领、占山为王的草莽英雄等等，都拿到废帝的珍珠、古瓷、钻石，「只待我一声令下就可以举事了」等等。还有，日本崩溃前夕，他恐惧会被杀灭口，在此心理支配下，对日本人谄媚逢迎、对族人、僮仆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白天念「往生咒」佛经，晚止梦见下地狱，家里人都被弄得神神颠颠，终日木鱼铜磬响声不绝，问卜算卦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以及山下奉文调往南洋、日本空军神风自杀队的「肉弹」上阵前饯行时个个满脸灰暗、泪流双颊(注3)的场景，不是从亲身经历的人口中吐出，外人断不会知晓，何况当年的土匪、遗老、日酋、汉奸早已灰飞烟灭了。 

    《顾维钧回忆录》是黄锺大吕 

    上世纪另一部杰出的华人口述历史是《顾维钧回忆录》，此书由美国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耗资廿五万美金，用了十七年时间(1960——1977)，完成了英文稿一万一千页，其内容涉及清末、北洋、抗战、内战以及国府撤台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唐德刚氏称，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占全书的百份之五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只占百份之十五，其他百份之八十五要靠他「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注4)。这段话就不够周延，至少在顾维钧这一个案上正好相反——去年七月十二日晚，我在纽约曼哈顿绿杨?酒楼会见顾维钧女儿、联合国託管理事会非洲司前司长顾菊珍时，这位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告诉我，《顾维钧回忆录》完全是乃父独力整理与撰写的，他在美国寓所积累半个多世纪外交生涯的文件电报书信日记有一百多箱，英文原稿经哥大编辑大量删节后犹能译成中文六百万字十三巨册，而唐德刚只是承担一些校对与跑腿的工作，委实不应掠美。由此可见，传主本身的诚实谦虚与博闻强记才是这部煌煌巨着口碑载道的最主要原因。 

    《顾维钧回忆录》比诸一般史传更具史料价值是由于他将一般人囿于政治禁忌与工作纪律不敢外泄的外交机密以及亲身经历但不宜上报中枢的内幕秘辛统统化为白纸黑字，事隔几十年密件早已可以解密，但同样的民间资料如日记、家传等保藏于国内者，大多已毁于战乱或文革的打砸抢烧了。 

    一般人都以为韩战爆发后蒋介石想出兵朝鲜半岛，利用美军掩护从东北反攻大陆，由于杜鲁门畏战，怕引起美苏大战，故坚决拒绝国军入韩，还撤了麦克阿瑟的职。然而顾维钧回忆录却披露一九五○年六月韩战尚未爆发时是麦克阿瑟派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国军赴韩抵抗北韩军队的，蒋介石指派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上将同柯克进行会商，两人一开始就纠缠许多细节问题，蒋介石本想为中国远征军争取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拒不接受。在谈判僵持的过程中，韩战爆发了。同年八月一日，顾维钧在台北会晤麦帅时问及此一议题，麦答道：派国军赴韩的时机已经错过。前一阵在台北谈判时，中国人提出了许多琐碎问题，致使谈判拖延不决，因此他已另作安排，目前已不需要从台湾派遣国军赴韩了。(注5)

    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先兆是杜鲁门总统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辞职，任命前欧洲盟军总司令马歇尔接任，杜认为马歇尔是唯一有办法指挥麦克阿瑟的国防部长。顾维钧说，马歇尔入主五角大楼以及尔后麦帅被炒，是由于宋美龄长期给马歇尔写密函泄露她丈夫的秘密计划。麦克阿瑟到台湾与蒋介石密谈的内容，华府一无所知，是宋美龄写了三页长信将麦蒋二人谈话内容(商讨军事合作)和盘托出，才导致华府与东京盟总的关系日益恶化。(注6)

    《周宏涛回忆录》披露不少内幕秘辛 

    随侍蒋介石左右十五年、历任侍从秘书、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周宏涛在2003年推出的回忆录中也提及，是宋美龄「把麦帅赴台的详情用廿页信纸告诉了马歇尔，她等于替总裁的最大政敌做情报」(注7)。周宏涛还说，宋美龄曾对她的近臣董显光(蒋的英文老师)说马歇尔答应她，在最危险的时刻——即台湾弃守的时刻——让蒋介石到美国去。一九五○年一月，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不会军援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于是宋美龄特别派遣孔祥熙的女婿陈继恩自美国返台会见蒋介石，劝蒋去瑞士「休养」，尔后宋美龄接踵返台，也是为了「促驾」，而蒋介石并未严峻地否认这一传闻。尽管宋美龄此前居留美国年余竭力游说美国政府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返台途中的谈话都坚决表达「反共救国」态度，然其内心的想法是难以揣测的(注8)。周宏涛回忆录印证了顾维钧回忆录的可信性。 

    顾维钧回忆录的另一价值是澄清了不少历史上的疑题，譬如李宗仁在其五十万言的口述回忆录中一再强调「蒋介石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蒋先生是故意促成我早日垮台，愈快愈好」「共军之所以能席卷江南奄有全国，并非他们有天大的本领，能使我军一败涂地，实因蒋先生自毁长城，开门揖盗之所致……细研全局，我深觉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综计此次西南保卫战，尤其是全局关键所在的华中战区的失败，实系蒋先生一手造成……蒋先生深恐白崇禧在华中站稳了，美国乘势改变政策对我大量援助，则他将永无重揽政权之望了，所以他要使我的政权早日垮台，好让他在台湾重起炉竈……」「美国参院九月中通过新援华法案七千五百万美元……凡中国地方武力抗共有效的皆在援助之列。蒋先生侦知此事，所以非一心一意把我在两广撑持的局面拆垮不可。他首先把胡琏调走，继要刘安琪迟迟不行，大庾岭天险不守，两广遂彻底为共军占领。」「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军短期内决无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宋说：『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蒋)的命令，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注9)

    为此，一九七○年顾维钧到香港专门拜访了张发奎，问道「据传委员长命令宋希濂将军率部撤离防线，从而破坏了阻止共军向广州挺进的最后屏障，使得当时的总司令白崇禧大为不满」，张发奎毫不犹豫地解答了顾的问题：「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之所以失守以及随后广州的陷落，其真正原因在于程潜投共。他是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也是湖南部队的总司令。他投共后，部署在这条防线上的白崇禧所部湖南部队纷纷跟着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得右翼宋希濂统率下的委员长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注10)张发奎会晤顾维钧时对蒋介石作了十分严厉的抨击，但在所谓「拆垮」问题上未对蒋落井下石。 

    《李宗仁回忆录》谎话连篇 

    至于李宗仁是不是如他自己所夸耀的「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守住长江，与中共周旋，坐拥半壁河山」「我当时的心境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呢？从四十八年后公开的绝密档案可知：「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李宗仁通过(总统府外事局专员)刘仲容转告中共驻沪负责情报联络工作的吴克坚，说明他已派人去武汉，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湖南省主席程潜一同动作反蒋。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注11)。蒋介石下野后六天——一月廿七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刘仲华(有廿六年中共党龄)、黄啓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注12)

    李宗仁又说：「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注13)。然而，解密档案显示，白崇禧在通电(亥敬电)逼宫后十九天「派黄绍竑从武汉乘专机秘密飞香港，拟通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与中共取得联系，共同反蒋，并邀请李济深及民革中央迁往武汉。黄绍竑到港时，李济深已离港北上解放区，黄便将他致李济深信函托民革驻港负责人黄琪翔转交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黄函略谓：白崇禧反蒋早具决心，希望李向中共方面转告武汉桂系反蒋经过及以后的决心和行动；请中共中央转知中共华中当局与白崇禧成立军事谅解，并商定以后共同作战计划。信中还说：白崇禧认为时机紧迫，能早日得到中共的答复，随即便可发表反蒋宣言，军事立刻行动……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份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若得不到中共的配合，仍无成功的可能」(注14)。蒋介石下野后一周，一月廿八日，「白崇禧派代表李书城往郑州晤见中原野战军负责人，表示对毛泽东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宣布的战犯太多，他(白)本人不应包括在内。他仍愿意联合中共军队对蒋系作战，希望中共同意不改编他的军队，并能够让他参加联合政府」。(注15)「三月卅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指出：白崇禧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决定要白崇禧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军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共军)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注16)「四月十日白崇禧致电中共方面，声称安庆桂军撤退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请中共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是日，中共中央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彼此暂维现状』」。(注17)从后来白崇禧不战而退的记录来看，他基本上是按中共指示南撤的。 

    访录者切忌逢君之恶 

    再说台儿庄大捷，李宗仁让唐德刚用十五页一万二千字的篇幅大肆渲染他自己大公无私，量材器使，把杂牌军孙连仲、庞炳勋以及川军邓锡侯部都用在刀刃上，以「恩高德厚」感化没人要的烂部队，他自己又毅然违背统帅部的意旨，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且亲赴台儿庄郊外指挥守军全线出击，骤获全胜，埋敌尸数千具云云。然而他只字不提在台儿庄战场上，光是滇军六十军卢汉部「在台儿庄东翼攻击禹王山战斗中，苦战半月伤亡近两万人，全军三个师只剩下三个团不足一万人，是整个徐州会战伤亡最大的一个军(注18) 」。在一九三八年前，中国人只知道李宗仁是个大军阀、土皇帝，死命地阻碍中国的民主统一。台儿庄一战使他成了民族英雄，然他贪天之功为己有，加上唐德刚的歪笔，却对滇军的丰功伟绩三缄其口，只谈他本身的光荣而不提究竟是谁的热血铸就了这一光荣。倒是日军大本营的战史中记录了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日本军阀说他们的失败是因为遇到了「中国唯一的铁军」——当时中国唯一用德式武器装备的精锐部队。多年后卢汉在《云南文史资料》第廿五集中撰文回忆了那一场恶战，还埋怨自己置于无能将领(当然李宗仁居首)指挥下，使云南人民的血汗钱所购买的最新式武器损失近半、伤亡惨重。是役中国军队兵力超逾日军四倍，伤亡则超逾日军两倍，本来就不值得自吹自擂，在唐德刚生花妙笔下，李宗仁俨然天纵英明，却绝口不提殉难的滇军将士。为什么同是唐德刚牵头，顾维钧回忆录与李宗仁回忆录有天壤之差呢？传主自身的品德操守固然重要，然而访录者的精神状态也不无关系。查唐德刚整理顾维钧回忆录时，刚背弃了远在大陆的糟糠之妻李玉娟而迎娶国民党中央执委吴开先的千金、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社会服务学硕士吴昭文女士，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其笔端自然不过不失。然而到笔录李宗仁回忆录时，唐氏因在美言论出位一度被禁足宝岛，正好碰上一个满腹牢骚的李宗仁，便将一肚子窝囊气发泄到作品中，于是逢君之恶，编造了许许多多不尽不实的内容。 

    台湾聘用史学俊彦从事口述历史 

    从以上实例来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伦•内文斯(Allan Mevins)自夸是口述历史的创始人，似也不能服众，只不过1948年他发明了Oral History这一新名词而已。台湾的口述历史起步比大陆早，因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之博士的大力提倡，于1959年12月起，委派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教授主掌筹备处，展开民国人物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至1972年9月暂告一段落，受访的七十余人以军事将领居多，且多与北洋政府或各地军系有深厚的渊源。1984年元月于近史所内设立口述历史组，又展开第二阶段的访问计划，近几年随着本土化的推进，口述历史访问的重点也转向台湾本土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界人士。从近世所出版物来看，口述历史丛书系列已出版八十种，《口述历史》期刊已出版十一期，每期都有近三百页、二十万字的篇幅。从访录者名单看，承担这一重任者尽皆台湾史学界之俊彦，诸如沈云龙、陈三井、陈存恭、张玉法、刘凤翰、王聿均、吕芳上等。由于访录者本身学问渊博，史学根底深厚，所以产品绘影绘色、有血有肉，补足了正史的缺漏。唯美中不足的是，受访的军系人物谈及北伐、抗日的经历，滔滔不绝、巨细无遗，但是论及1949年最后一仗的败绩，多半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其中最差劲的就是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从整体来看只是国防部史政局所纂《抗日战史》与《戡乱战史》的移植，并无传主本人亲历亲睹的史实。白崇禧在大陆时期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国府治理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285个旅，198万人；一九四九年六月白长官移衡阳办公时还有一百五十万官兵，何以半年之内全军尽墨，全书竟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他口若悬河地叙述北伐、抗日、乃至广西地理、广西建设、回教协会的琐碎小事，对于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一年只耗费了十八页的篇幅，除了访录人陈存恭教授的发问，再除去白氏在立法院对弹劾案的答复、致香港工商日报与旅美潘公展先生的答辩函、亥敬电等电文以及诿过他人的言辞，竟无一言论及他本人在战术上的失误与前述的枱底交易。近史所所长郭廷以教授曾指示工作同仁，对白崇禧的访谈「即使两三次的访问仅访得一两句我们所未知或有啓发性的话，就算有其收获了」(注19)。可惜那三年又十个月的一百廿八次访谈，并未从这位副元首口中套取到比一般中下级军官更多的有益有啓发性史料。参与访录的四位学者是无辜的，这只能怪白崇禧太老奸巨滑。 

    对于这样的「史料」，历史学家当然是要皱眉头的。「但是新的研究方法趋向，反而认为误差与异例是一个最容易着力的研究点——如果那不是事实，为什么会记载错误？如果那不是事实，为什么会有记忆之误？……由此差距出发，更可了解产生此故事的整体社会文化背景。」(注20)前述荒腔走板、乖离事实的「口述历史」，倒有助于后世治史者对各该传主的人格、品德作出无可争辩的结论。 

    大陆从事口述历史者门槛太低 

    在大陆，虽然口述历史到八十年代才起步，但目前所见的贺黎、杨健着《无罪流放——66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郑实、傅光明《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一批知名右派份子访谈录)等等，都不失为我们这个大时代的真实写照，其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2003年9月，中国社科院辖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创刊了《口述历史》季刊，为这一门新兴的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二百八十页、廿五万字的园地。同时，社科出版社也正推出《口述自传丛书》。不过，那套丛书的素质，远低于前述人民文学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物，姑以社会科学出版社于二○○三年一月推出的《文强口述自传》为例，稍微翻一翻就发觉砂石甚多。诸如，把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写成邓希侯，把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写成张云毅，把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写成郑学民，把军统京沪区区长程克祥写成程国绪，把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写成周维仁，把军统香港区区长、国民党南方执行部书记长王新衡写成王兴桓，把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写成王文生，把中共川西特委书记廖宗泽写成廖宗策，把粤军第二军军长刘志陆写成刘志路，把卅七军军长罗泽闓写成罗泽凯，把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嘉树写成「参谋长刘家绪」，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写成「原国民党后勤部部长张宗胜」，把国军炮兵团长孔从洲写成「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一个负责人」，把汪伪华北治安总署署长门致中写成蒙治中，把日本特务南本实隆少将写成郎本实仁，把卫立煌的机要秘书赵荣声写赵云生，把陕西省主席熊斌写成邢斌，把祝绍周写成周晓舟，等等。此书的访录人连文强系何许人都不知(按：见该书后记)，却有胆去笔录文强口述历史，在后记中推说已由她搞党史的教授哥哥与「搞党史出身」的丈夫「帮助校正了书中一些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在电脑前查证书中的一些人名」，然而本书编委会中挂名的戴逸、冯其庸、季羡林、李辉、杨奎松等廿七人尽皆大陆史学界响当当的权威人物，焉有不知不晓廖宗泽、王新衡、周伟龙、陈炯明之理，可还是让「廖宗策」出现了十三次、「王兴桓」出现了九次、「周维仁」出现了四次，全书舛错共逾六百处。 

    史学常识付阙，地理知识也一蹋煳涂，把松江写成淞江，把中山石岐写成石基，把贵州省列入西北五省，把日本正金银行写成政金银行。连小学的数学常识都搞不清，以致出现「日本比中国小四十倍」(应系「日本国土是中国的四十分之一」)这样的笨句。在语法修辞上似乎一知半解，把为国尽瘁写成尽「粹」，把欣慰写成自慰(意谓手淫)。 

    这本口述自传如果仅仅把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长程子健误为省政府「财政部长」、把宗克钧变成戴笠的十三太保、把武汉行辕写成湖南西晋署，还情有可原，然有许多错误纯系胡诌，诸如：(一)称一九四二年一月蒋介石召见文强大谈开罗会议使苏俄侵占外蒙与新疆、苏军重新占领旅顺港与中东铁路，所以派遣文强回华北、东北对付苏俄云云。其实导致上述丧权失土后果的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雅尔达会议，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病逝后，六月十五日才由美国特使赫尔利将此私相授受的密约内容通知中国政府，即使开罗会议也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才召开的，蒋介石又怎能提前三年多预感美苏两国的阴谋呢？由此可见，所谓蒋介石召见训令云乎哉，纯属虚构捏造。(二)说「一九四一年日本军队在滇缅路有四百多万人」。查日本军队现役与预备役、补充兵总共是四百四十八万人，侵华日军共一百八十余万，再扣除入侵东南亚国家与太平洋岛屿以及负责日本本土防卫的，能派往滇缅路四百多万吗？(三)说文强一九四九年与末代皇帝溥仪一同关押在山东潍坊的高级战犯组。查溥仪是一九五○年八月一日从苏联押回中国的，这位伪满皇帝怎能于一九四九年分身同文强共囚于山东呢？此书称「王耀武说一口广东话」，王耀武明明是山东泰安人，怎能在战犯监狱讲粤语呢？说文强提拔弟弟文中侠为大校，查国军编制，从无大校军衔。说二○○一年文强口述自传时「黄维死了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其实仅十二年。(四)说一九四三年二月文强对庞炳勋说：「今年联合国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灾，救济中国的粮食有十多亿，我们马上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要两亿……」查联合国成立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开首届大会迟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怎能在正式运转前三年拨款救济中国？而一九四二年国际联盟早已名存实亡，谈何救济华北灾民？ 

    其余如说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蒋介石批准杜聿明突围，实际上当时杜聿明正在上海住院治疗肾病，是一九四八年六月才担任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的，在床上怎样「突围」？ 

    部份作者与编辑缺乏史学训练 

    最可笑的是胡扯台湾国防部要补发文强卅多年薪饷一百万美金，称他怕对不起邓小平、邓颖超，坚决拒收这笔钱。这一百万怎么算出来的呢？此书称「中将每月工资四百美金，特别费一千二百元，共一千六美金」，中共公安部预审局干部任海生在《国民党重要将领改造纪实》一书中又说是「中将月薪和特别费一千二百银元，补贴一千四百银元」，统统都是凭空想像，闭门造车。 

    十三年前，文强在香港印过一本《文强将军回忆录》，跨度自北伐至抗战胜利，全书廿二万字均由他本人执笔，舛错甚少，可信度颇高。不知什么原因，这位九四老人，临死前四个月急忙找了个「史盲」口述了另一部「自传」，还签订合同要把版权送给他的黄埔四期同学林彪之千金林豆豆(现名路曼，寓意：为林彪翻案的道「路漫漫其修远兮」)。据现场摄影师王南海在跋文中所述，文强所述「有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有的在我看过的史书上却是另一种说法」，可惜访录者水准实在太低，以致似山珍海味的珍贵史料，经一名蹩脚厨师胡乱烹成一锅喂猪的泔水。 

    从上述《文强将军回忆录》与《文强口述自传》的天渊之别可知，传主本人亲撰的回忆录可以慢慢想、慢慢查核资料，然他人笔录的口述资料牵涉到即时回忆的误差、笔录者文史素养的优劣以及由此衍生的编校人员水准问题，所以后者必定是相形见绌的。前述《文强口述自传》的六百件硬伤由我电告中国社科员近史所一位庄姓资深研究员后，他曾主持出版社召集的座谈会将舛错传达作者本人，不料那位「党史专家」的妻子，听后气冲牛斗拂袖而去，座谈会也不欢而散。社科出版社为了善后，邀请真正的专家修订了那六百个硬伤，重新付印。我们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并不充裕，却在一本回忆录上重复投资三次，似有浪费社会资源暴殄天物之嫌。 

    前述《文强口述自传》的六百例舛错以及同类出版物中触目可见的硬伤，当然不是手民误植，也不是访录者的笔误。正当台湾调用研究所所长、中研院院士从事口述历史工作时，大陆的社科院竟重用缺乏史学、史识的史盲人员，像采访电影明星私生活那般来编造军政名人口述历史，这是最大的失策。其次，今日大陆史学人才匮乏、史学资料封闭保守，造成近代史书刊的编辑人员大多不具备勘误补遗能力，更有人认为识一千五百个常用字就能充任编辑，还有人自吹每周能发二百万字稿件，其产品之窳劣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三，从中央到地方，各种书籍、刊物、辞典都惯于罗列数十、百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学者来充当编辑委员、编辑顾问，旨在提升经济效益，挂名者虽有若干博学鸿儒，但鲜少有人仔细审阅出版物的内容，这一不正之风自然会妨碍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台湾的传记出版物也存在良莠不齐现象。例如前年台湾出版的《丁渝洲回忆录》说，一九八四年六月杪，金门有个关禁闭的士兵下海逃亡，金门防卫部以一○五炮射击，炮弹落到兰屿的共军阵地并造成伤亡，「我们监听到福建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以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此事……」。其实皮定均早已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死于空难，作为金东师参谋长的丁渝洲上校，竟能窃听到已殉职近八年的共军中将皮定均的幽灵同中共中央军委通电话，岂不是天大的笑话！随着前辈文史专家的自然凋零，加上当道者的「去中国化」政策，台湾的编审、编辑人才素质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丁渝洲在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任上退休后两年，口述了这部近卅万言的回忆录，笔录者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资深记者，他有闻必录未加查证，出版社的编辑也无暇查一下皮定均的卒年，其实使用google几秒钟就可以查明皮定均的简历，一举手之劳不屑为矣！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