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淑燕给孙小依的信：忆周健

谷淑燕给孙小依的信：忆周健

小依：你好！

写纪念文章真是难为我了, 我这个人表达能力极差。但作为周健博士的朋友，老师早就不敢当了，在如此重要的时刻，不做点甚么，从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如果不能表达出周健博士的真实一面，岂不如不写。矛盾之下，我回忆与周健博士的相识，相处和从他身上，不论是科研工作或待人处世所受到的启发，点点滴滴，供你参考。

20年前，我和周健博士相识，缘为人乳头瘤病毒。1983年，我从德国慕尼黑Hans Wolf教授的实验室带回来几十株人乳头瘤病毒DNA的克隆，包括与人肿瘤相关的 6、11、16和18等型别。我曾用原位核酸杂交和间接核酸杂交方法，检测出尖锐湿疣和宫颈癌组织细胞中存在人乳头瘤病毒DNA，并在国内首先发表了论文。我的研究课题是EB病毒和鼻咽癌，没有继续人乳头瘤病毒的研究。1986年，周健在北京等我从德国回来，告诉我，打算扩展他的博士研究课题，研究人乳头瘤病毒与食道癌发生的关系。当时，在国内能开展分子生物学工作的实验室很少；而当时在国内，惟只有我采集了多个型别的人乳头瘤病毒DNA样本。周健说服了我，在我的实验室继续人乳头瘤病毒的研究。就这样，我们的缘分从人乳头瘤病毒开始。

 我在德国期间，曾和Hans Wolf教授共同整理了一本实验室操作方法（Laboratory Manual）作为Course on Molecular Virology，1983－1985年曾在北京、广州等地学习班上作教材，它是周健实验操作的主要参考书。他非常努力，非常勤奋，很快掌握了书中介绍的方法，利用我们实验室的条件顺利地完成了课题。在实验室里他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经常是清晨传达室还没开大门，他已经来了；半夜值班人员已经睡了。他才离开，所以我经常要和值班人说对不起。在实验室里他从不把自己当外来人，总是做尽量多的事情，例如打扫卫生，送洗实验器材等等，还奋不顾身地扑灭超净台失火。超净台是负压送风，酒精溢出，台面立即起火，电机开着非常危险，在场的人不知所措，是周健找来灭火器，避免了一场灾难。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互相学习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方法。他很善于动脑筋，总能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问题，Elu-tipd columns 是当时纯化核酸的工具，国内买不到，从德国带回来的有限，用一个少一个，他就想办法，处理回收再用。

    我们的友谊就是从实验室开始的，表面上他是博士生，我是老师，实际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多年来不论他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我们都保持着书信联系，交流科研进展。他经常在信纸上画质粒图和标克隆位点。发表了论文马上寄给我，有时还是杂志社的清样。我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存放他和孙小依的信件，至今仍保留着。

我对周健博士的帮助其实只是提供了人乳头瘤病毒DNA样本和实验室条件。但是他总是记得这一点点帮助，即使是他在科研工作中已经做出很大成绩和贡献时。记得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他讲人乳头瘤病毒颗粒及感染上皮细胞的机理。在报告会上他说我是他永远要记住的老师，我很感动，不是因为他记住我，而是因为他的为人，一个优秀科学家的谦和品质。他去英国剑桥后我曾收到Lionel Crawford教授的信，感谢推荐如此优秀的人到他实验室工作。1990年Lionel Crawford教授写信告诉我周健博士去澳大利亚，非常舍不得，后来Lionel Crawford教授还曾让我帮助了解一个申请去他实验室的中国人的情况。可见周健不论在那里，都会很出色，都是给人留下好的记忆。在他和孙小依的安排下，我曾去布里斯班，在他的研究所介绍EB病毒基因工程疫苗人体免疫的结果。回国时，他们为我准备了难以找到的实验用品和一些资料如那本Antibodies  A  Laboratory Manual.，非常细心周到。

多年来我从周健博士那里得到的帮助很多。我们的友谊扩展到两个家庭。周健和孙小依对我、皮教授和我们的女儿总是充满着关爱，让我体会到年龄差别，成绩和贡献大小不影响真诚的友谊。他们对皮小燕就像自己的小妹妹，他们送她的红鼻子博士陪她走进大学。他们千里迢迢从美国买来的“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她至今保留着。周健不在了，我们和孙小依和周妈妈多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我们每年必定收到小依的贺卡。

他在杭州病故后，我去杭州见他最后一面。他走得太突然，一走就是这么多年，但很多美好的记忆和友谊让我一直珍藏在心里，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是一个有成就的好人留给我们的财富。

谷淑燕
原中国医学预防科学院（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