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的反蒋“护党救国军”始末 / 林雄辉

20年代末的反蒋“护党救国军”始末

林雄辉

    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建立，既标志着一轮大小军阀争斗历史的结束，也预示了新一轮更加激烈的军阀争斗即将开始。进人20年代末期，先后有冯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黄绍竑、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健等人参加的，以“护党救国”为名组织军队反对蒋介石的争斗，即是其中之一。

    一、组织“护党救国军”，是各地军阀不愿完全顺服蒋介石摆布的一种反映

    各地军阀在相互争斗时，都打着“护党救国”的旗号，标榜自己所要维护的是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挽救因独裁者窃夺大权而败落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李宗仁在谈到为什么要组织军队反对蒋介石时说道：“今日国民党中央和我为难，不过是受蒋氏个人把持罢了，与党的本身无关。”①他认为，国民党今日遭全国人民唾骂，各派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责任全在蒋介石个人。

    各地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并非偶发。早在蒋介石投机革命，当上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之时，他们就有看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利用手中权力接二连三地采取排除异己、削弱各派力量的措施，很快遭到抵制和反对，并迅速由政治上的分歧发展为军事上的抗争。

    首先，蒋介石想从政治上扼制各地军阀。1928年10月，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宜誓就职，许多军阀首领虽说在政府中都被封了高官，但他们对蒋介石并不放心，因为从蒋介石所谓的政治改革演讲中已经窥出其险恶用心。蒋在演讲中明确提出：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府委员应驻京，无公事不得离职。从当时的17名国府委员来看，其中有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李济深、张学良等各地方军阀的首领。他们害怕中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丢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以及一手培植起来的军队，于是便想法离开南京。冯玉祥托辞推鹿钟麟代行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内政部部长职务，李宗仁弃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弃去参谋部参谋总长，都是因与蒋不和之故。

    其次，蒋介石拟从军事上削弱各地军阀。 1929年1月，蒋介石成立了以自己为委员长的“全国编遣委员会”，准备依自己的意思重新编配全国军事力量。在开始制定的《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中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利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各部队原有长官，照旧供职，听候派遣完毕，由本会呈国民政府重新任命。现有各部队，无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在现有驻地，非奉编遣委员会之命令，不得移动。这样一来，就等于剥夺了各地军阀的军事指挥权、人事任免权和部队调动权。于是，立即遭到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的强烈反对。随后，蒋介石又组织召开“国军编遣实施会议”，也遭到各地军阀的抵制。会议虽在蒋介石的操纵下通过了一些文件，但裁军计划仍无法贯彻落实。故蒋介石不得不哀叹：

“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不奉命，仍为新政府未能解决之严重问题。”②

    再次，蒋介石企图从党内排挤各地军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总数为406人，而蒋介石指派者和圈定人物就占了333人，完全是一次包办式大会。因而遭到许多地区和代表的抗议，特别是大会通过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理决定，如将陈公博、甘乃光等永远开除出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开除出党；给汪兆铭等以书面警告，等等，更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冯玉祥、李宗仁等发表通电，斥责蒋介石操纵大会，指出他抽掉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灵魂，放弃了高举多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号召有爱国心正义感之人士共同起来，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搞蒋家私党的可耻行径。冯玉祥在回忆起当时情形说：“南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有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都是蒋介石自己圈定。我对蒋说，这种办法不好，若是大家随便选也选不掉你。可是蒋不听。结果蒋的亲信都被圈上，其他多有学问或对革命有贡献的都没被圈上。这样一来党中的朋友们闲话就很多，蒋这种做法使得许多人都没有法子不攻击他。”“党内任何事情他都要独裁，所以反对他的人更多。’，③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独权专断和各地军阀的拥兵自重，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缓解，而是愈演愈烈，发展到不得不以战争的方式来处理。李宗仁事后说他组织“护党救国军”，反对蒋介石的缘由就是：“此时北方冯、阎为反对蒋介石的消除异己，已在积极备战。国民党中，汪兆铭等也因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联合反蒋。……为配合此一全国性军事行动，我们乃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④

二、各地军阀借“护党救国”之名，与蒋介石展开相互倾轧的争夺战

在20年代末期，先后组织“护党救国军”，同蒋介石进行战争的有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等人，而其中声势最大的要数李宗仁与张发奎的联军。

    1、冯玉祥与“护党救国军”

    在各地军阀中，最早打出“护党救国”旗号，组织“护党救国军”反对蒋介石的是冯玉祥。

    蒋介石见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的举措，纷纷遭到各地军阀的反对，便决定采取强硬的措施。1929年3月首先对桂系下达了讨伐令，并调重兵向两湖进军，眼见蒋介石已动手对付李宗仁，冯玉祥担心下一个目标可能会是自己，便于1929年4月在河南开封召开由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认真分析国内局势和蒋介石下一步可能采取的行动，决定以退为进，主动撤出鲁西孙良诚部队，将主力集中于豫陕交界的渔关一线；并下令部队破坏平汉铁路的武胜桥隧道和黄河铁桥，拆毁多处通讯线路和路轨；扣留陇海铁路江苏、河南段车皮，炸毁该线铁路桥梁28座，企图以此遏阻蒋介石调兵北上。当蒋介石诱骗李济深北上，破坏粤桂联盟成功之后，冯玉祥再次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立即武装反蒋。5月15日，由孙良诚、韩复集、刘郁芬等人联名发表通电，声明为“护党救国”，请蒋介石下台；并一致推拥冯玉祥为“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组成“护党救国军”。

    蒋介石对冯玉祥的“犯上作乱”，采取了三方面的处理措施：一是制定作战方案，从军事上镇压，下令朱培德的第一路军、刘峙的第二路军、唐生智的第五路军分别集结豫西、鄂西，沿平汉、陇海线前进。二是利用重金和各种关系，从内部进行收买和分化，先后有韩复集、石友三、刘镇华、马鸿逵等叛冯投蒋。三是采取组织措施，5月23日，国民党中央议决开除冯玉祥党籍；24

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梳夺冯玉祥一切职务，严缉查办。蒋介石的全方位进攻，来势凶猛，冯玉祥被迫于27日发表通电，宜布辞职，“护党救国西北军”不攻自毁。

    2、李宗仁、张发奎与“护党救国军”

    关于李宗仁何时组织“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兼第八路军司令，国内不少史书误认为是1929年5月，而事实上应该是蒋桂战争结束5个月之后的1929年11月。

    蒋介石和李宗仁为控制湖南，于1929年3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3月20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并从江西、安徽、河南三处调兵向湖北、湖南进攻；同时起用唐生智北上收拾驻在平津附近的桂系军队；并诱使李济深至南京以拆散粤桂之联盟。蒋介石在驱除平津及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队回广西后，又制定了以铲除桂系为目的，拟由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作战计划，并指示何健、陈济棠、龙云立即组织兵力进桂。在大兵压境情况下，李宗仁将指挥权交于黄绍竑、白崇禧，由梧州潜往香港，另谋计策。6月下旬，黄绍竑、白崇禧，终因抵抗不住三路大军的会攻，也逃往香港，蒋桂战争宜告结束。

    张发奎在参与蒋介石对桂系的前期讨伐之后，驻守在湖北宜昌，蒋介石发现其与陈公博等改组派交往频繁，有谋反之迹象，便在9月下达换防令，准备在张发奎部队从宜昌东进陇海线途中予以缴械。张发奎探得蒋介石之阴谋后，便抗令不前，并采取果断措施将前来接防的曹万顺部缴械。17日，张发奎对外发出通电，表明“护党救国”之主张。蒋介石为稳住张发奎，曾于20日复电称，并无途中缴械消灭之意，望不要听信传言。张发奎见蒋介石已先后对李宗仁、冯玉祥下手，故未理睬，率部由湘西向广西进发。

    11月初，张发奎率部由湘人桂，黄绍竑、白崇禧很快与之取得联系，并商定待李宗仁返桂，即组织“护党救国军”，联合反对蒋介石。17日，“护党救国军”在南宁宣布成立，推李宗仁为总司令，下辖第三路军、第八路军。

    李宗仁和张发奎在联合发表的通电中，痛斥蒋介石背叛主义、摧残革命、屠戮同志，实为总理之罪人，本党之雷贼，民众之公敌，国民革命之败类。并计划挥师向东，会师广州，然后直捣南京。

李、张联军开始进展比较顺利，张发奎率左翼部队曾逼近广州，后蒋介石派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联合粤军向联军实行反击。由于张发奎部花县一战失利，而李宗仁部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叛变，蒙志和黄权两位师长知情不报被免职。前后战斗不足一月，联军退回广西。1930年蒋、阎矛盾激化，蒋介石集中精力对付阎，李宗仁所部便再度人湘北进。

    3、唐生智与“护党救国军”

    唐生智曾奉蒋介石之命挺进河南对付冯玉祥的“护党救国军”行动。11月底，当李、张联军攻打广东时，蒋介石又下令唐生智率部从郑州一带南下广东，以断张发奎后路，同粤军一起形成对李、张联军的包围之势。可是，此次唐生智并未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在1929年12月5日发表通电，自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主张“拥汪(兆铭)联张(发奎)”，并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

    对于唐生智的叛变，蒋介石颇觉意外，以为唐生智辜负了他的希望。“余待人以诚，对于唐等皆推心置腹”；“以前，有谓唐生智反复成性，终必叛变，劝余勿加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人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实自愧！” 12月7日，蒋介石下令撤去唐生智职务，立即通缉查办。9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说明他有决心“肃清叛逆，整饬纪纲”；同时，命令中央军和阎锡山所部从南北两面夹击唐生智。

     进入12月后，郑州一带连续几天下着数十年未曾有过的大雪，平地积雪达一米深。而唐生智部队官兵大多为湖南籍人士，冰天雪地再加上给养供应不及时，冻伤者、厌战者日益增多。1930年1月2日，中央军在河南驻马店地区进攻得手后，唐军士气急剧下落。13日，唐军16000余人被中央军包围而丧失战斗力，13000余枝枪械和100余门火炮拱手交出。唐生智眼见无回天之力，便化装离开河南开封，先躲至天津的日本租界，后转至香港。

    4、石友三与“护党救国军”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部队，曾参与冯所组织的“护党救国西北军”，后被蒋介石分化收买，委任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与唐生智同一时期，蒋介石下令调往广东，协助粤军对付李、张联军。为此，石友三曾与唐生智商议，调往陌生之地充当蒋介石消灭异己之枪手，必为国人所耻笑；不如趁反蒋声势日高，响应南方李、张“护党救国”之行动，发动兵变，以形成对蒋介石的南北夹击之势。在与唐取得一致认识后，石友三先于唐生智3天，在12月2日，自任“护党救国第五路军总司令”，并于当夜动用数十门火炮，由浦口向南京进行炮击，大有进袭国民党首都之势。

为石友三、唐生智前后几天之行动着实震惊一阵的蒋介石，很快便召开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全国通电，表示“……革命政府决不致因一二武人之叛变而动摇”；他在炫耀自己军事实力之雄厚后，指出：“中正不仅具有消弧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饵叛逆之把握。望我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匆蔽于谣言而堕奸计。”12月30日，张学良、阎锡山等人响应蒋介石之号召，联名对外发表通电，表示拥护中央消除叛逆之行。石友三见原定相互支援的唐生智在中央军包围之中自身难保，自己一意坚持下去难逃覆灭之危险，故决定不战而退，撤兵至徐州，转而很快又归顺蒋介石。

    三、“护党救国军”在争斗中的致命弱点

    “护党救国”的旗号，确实很能迷惑人.各地军阀先后举兵反蒋，其声势可谓壮观，但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便被镇压、分化，而自动屈服了。究其原因，除了有蒋介石老谋深算、实力雄厚，且善于利用各军阀之间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等外部因素外；从参加“护党救国”行动的各地军阀主观方面检讨，至少有以下3项致命弱点。

    第一，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战斗指挥部，缺乏必要的组织与协调

    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改组派1929年5月曾纠集一些不满蒋介石的军阀代表在上海开会，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并出版《护党》杂志。随后又推出汪精卫，企图建立与蒋介石相对立的“第二中央”，但始终未成气候。尽管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何健等人都派人参加了上海的大同盟会议，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也与汪蒋的陈公博有过接触，

并接受和使用了“上海中国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制定的部队番号以及委任的职务。可是，终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反蒋的具有驾驭各地军阀部队能力的军事首领，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坚强的、统一的战斗指挥部，没有也不可能有必要的组织协调和相互配合。

    第二，各地方军阀内部不团结，缺乏与蒋介石统治斗争到底的决心和毅力

    各军阀内部各力量虽同意一致对外反蒋，并拥护“护党救国”之主张，但经不住外力的强烈打击和吸人的诱惑，很快便改变立场，投奔新的主子。冯玉祥所部的韩复集、石友三、刘镇华、马鸿逵等将领，在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恐吓和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下，很快便倒冯投蒋，使冯玉祥部元气大伤。李宗仁所部的吕焕炎叛变、蒙志和黄权知情不报，也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本文介绍的各地军阀首领，各路军的总司令，没有一个有与蒋介石血战到底的决心，最后都屈服并归顺于蒋介石。难怪，陈公博在谈到石友三行动失败原因时说：“他一不攻南京，二不据长江，只有浦口大掠一阵，便扣了许多火车，撤兵北据徐州。”⑦未等中央军赶到，便闻风泄气而投降。陈公博抱怨各地军阀首领，“只知道个人利害”，没有全局观念，没有顽强战斗的毅力，常常为了表现自己，虚张声势，把希望建立在投机之上。他认为“护党救国军”的失败，“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出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⑧

    第三，不能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各地军阀在举起“护党救国”大旗和对外发表通电斥蒋之时，都过高地估计了形势和自身的军事实力，只看到蒋介石遭人反对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阴险狡诈，手握实权和重兵的一面，均犯了放弃根据地，贸然出击，急于求胜的毛病。李宗仁、张发奎联军的进攻广州、直捣南京的行动与计划，唐生智的沿平汉线南下夺取武汉计划，以及石友三的炮轰南京之举，都是指挥者急躁冒进的思想在军事行动中的反映。

    各地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与争斗，实质上是毫无群众基础的各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内部倾轧，是大小军阀之间分赃不均的必然结果。人民群众痛恨军阀，更痛恨战争，因而尽管“护党救国军”反对的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曾轰轰烈烈，但始终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巩固的后方。

注释：

    ①④《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617、623页。
    ②《蒋总统传》(上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第140页。
    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页。
    ⑤⑥《蒋介石秘录》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4页。
    ⑦⑧《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编，第146.148页。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总第1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