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粤桂战争的因果 / 黄旭初 (2)

十六年粤桂战争的因果 / 黄旭初 (2)

捕黄大示威、为汪造声势

    黄绍竑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出席临时军委会例会。当晚十一时半，他在吉祥路公馆已经就寝，忽然冯祝万来访。侍从人说，主人已睡，可否明早再见？冯说：「无论如何，要立刻叫醒一见！」黄在楼上听见，知有要事，即披衣下来，两人在扶梯上碰面。冯不及上楼，就说：「得到确实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将有举动，目标完全在你身上，不管确实与否，今晚一定要避开为妥。我深夜冒险到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两句话！」说了便匆忙下楼回去。黄平日很敬信冯，于是急急改装出门，连妻子都没有好好的安顿。他跑到西关很僻静处石楚琛秘书家中，静听消息。凌晨四时后，各处枪声响起来了，确有变故，石家也难免被搜，因再改装为一乡下人，想向北江逃到自己的部队处，但和石楚琛到了西村车站一问，说是今天火车停开，才知道他们早已防备，三水一路当然也是一样了。没奈何，转到南澳石的朋友胡家耽搁了大半天，决定设法逃向香港。走到十八甫，有一班警戒兵检查坐汽车通过的人，黄一手夹雨伞，一手提一包药材，土头土脑，士兵毫不注意，遂扬长通过。但距离省港轮船下午四时开行时间还远，西堤耳目众多，不宜久留，只好在马路低头慢步，一面察看他们对社会是怎样表示的。行经永汉路，见政工人员正在张贴五颜六色的标语，大部份是宣布黄的罪状的，他觉得好气又好笑。他转回西堤，在离码头不远的水果摊上彿徊着等侯船上开船的号令。就在要抽吊桥的时候，三步併作两步的，跨上了泰山轮，船离了岸，黄宛如笼中鸟骤得凌空自在。在船上他遇见熟人甘心卫，秘密领他到一房间见着他的妻子，悲喜交集。他的夫人蔡凤珍，当公馆被围攻时幸未受伤，因捉不到黄，她仍被监禁着。后来她说服了看守的连长，又将首饰现款交给连长保管，才准她母子出外，乃得上船。黄到了香港，初住在港商陈佐衡家中，旋迁前广州市公安局长邓彦华家，后又自租房屋，半个月内，迁移四处，以秘密行踪，免再被广州方面暗算。黄到港后三日内，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戴傅贤、邵元冲、李济深各亲信干部，都避到香港来。并有飞鹰舰长舒宗鎏乘舰武装冲出虎门要塞。于是黄氏把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在香港各报发表，社会人士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各方面对汪兆铬的反感，便日甚一日。

    我率第七军五个团在韶，准备入湘，先头已在出发，知黄主席到穗，因赶来一见有所请示，住长堤东亚酒店。十七日凌晨，友人周君到来通知发生事变，引我急避。我想回韶而火车已停开，只得逃往香港。一日在街上偶然遇见蔡夫人，才知道黄主席寓处而往见，知在韶部队，已电令韦副师长云淞率领绕道湘南转回广西。我即搭船先回梧州，十一月廿三日到达。

    黄绍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关于这次广州事变的经过情形，他事后曾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送递报告书，有极详尽的叙述。以下是其原文

   「广州十七日之变，其原因与经过，报纸所载，各异其词，实使社会人士无法了解。谨坦率举其前因后果，详细说明，以释群疑焉。」

将事变因果、具报告中央

   「（一）留粤生活

    绍竑于去年十月，因病来粤就医，本年三月，病愈回桂。在此短暂时间，对粤省政治军事，并无丝毫关系。本年四月，被任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是为参预粤省政治之始，然以清党问题为主要责任。曾奔走沪宁二次，历时两月余；旋罹肺膜炎症，为病魔所缠，又两阅月；迨叶挺、贺龙叛乱之际，率兵讨贼，出征一月有奇；叶贺肃清后，回至广州仅两周，即行返桂；至十一月十五日，始再来粤。综计绍竑自参加政治分会以来，历时虽五阅月有余，而出席不及十次。此即个人在粤之生活经过与政治工作也。

    （二）第七军来粤之原因及经过

    四月间，清党问题发生，奉总司令命令，饬由广西调动兵力八团到粤，镇压反动派，以两团驻扎钦廉，六团屯守北江一带。旋因桂省剿匪之故，即将驻在钦廉之两团调回。其他各团，则以叶贺叛变，派往北江担任防御征讨工作，沿途经由赣州、梅县、丰顺、潮安、汕头等地，一气将叶贺叛部肃清。嗣由海道经广州回桂，其先头第四师两团业已抵达梧州。适有讨唐之役，奉临时军委会令，以后续部队五团集中韶关，开入湖南。集中完毕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向乐昌出发。

    在粤第七军之粮饷问题，当奉令出师时，预计如调遣八团人，则广西须增补三团兵力，始能维持治安，故此三团之粮饷，须请中央补助。继奉总司令部核准，三团人每月粮饷为八万九千元，外加作战临时费，合计十七万余元，由中央补助之。奉调以来，不特绝无入驻大都会大市镇之事，即小市镇亦停留不久，每日皆在行军作战中，毫无片刻暇晷。此即第七军入粤之原因与经过也。

    绍竑在粤职务，除政治分会委员外，尚担任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然仅限于出征指挥而已，作战一月，叶贺肃清后，即行通电解除矣。迨临时军委会成立，绍竑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为当然委员之一，兼任副参谋长。但自临时军委会成立后，仅出席三次，即已回桂，诸事皆由主席与参谋长处理。讨唐军兴，奉临时军委会任命为北路总指挥，事前并未徵得本人同意，迄未就职。此为绍竑在粤担任军职之经过。

   （三）第二方面军与临时军委会

    第二方面军于叶贺分裂后经吉安、赣州回粤，时绍竑正在潮梅代行总指挥，从事肃清叶贺。当时本人为统一指挥起见，曾主张由政治分会令饬第二方面军归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节制，乃决议由政治分会产生临时军委会，以驻在宁汉之政治分会内各军事委员组织之。十月十五日正式成立，本人先后到会计三次，决议若干重要议案，其中如取消第八路、第二方面军名义案，各军划分防地负责肃清土匪案、动员集中出兵讨唐案等，皆经出席委员一致通过者。

   （四）汪兆铭回粤与李主席联袂赴沪经过

    欢迎汪氏回粤电文，系李任潮、张向华等所拍发，事前与绍竑并无任何商谈，既未参预其事，亦未表示反对，即于十月廿四日回桂。汪于廿九日抵广州，即与何香凝、甘乃光等设计，以面商政务为由，电约绍竑赴粤；卅日，汪之代表电约中央执监委员召集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广州。此两电皆于十一月二日在南宁接到，三日覆电告以俟将桂省政务略事处置后，即来粤。同日又接汪致予个人电，大意敍述宁汉合作之波折，且表示此次回粤之主张，并询予意。即覆电申述数点：一、可于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全体会议，主张恢复中央党部；二、南京方面之讨唐事件，不能认为系代表特别委员会对武汉中央同志示威之举，中央同志亦不可因讨唐而使第四次全会不能召集；三、中央同志任何是非争论，皆不赞成，须努力促成第四次会议，以裁判双方是非；四、第四次中央全会为恢复中央权力之最高机关，系解决一切纠纷之总枢纽，若因讨唐而停止召集，即为中央自行放弃其最高权力，中央委员自行分裂党权；五、讨唐军事行动既已发生，可置不问，如将来第四次全会时有反对者，皆应声明其事；六、盼汪以领袖资格指导同志，不避艰难险阻，前往南京。六日接广州来电，谓汪即赴沪，电询汪有无其事，且乞稍待，以便来粤面陈一切。九日得汪覆电，告以在穗候晤。绍竑乃于十一日由南宁出发，十五日到达广州，其时汪与李任潮已整装戒道，候轮出航赴沪，匆促间未能多谈而别。绍竑与李主席自民十二年相从于西江，其间经过未遑尽述。此次本人由粤回桂后，李主席曾迭电促到北江，担任讨唐之北路指挥职务，因料理桂省诸事，十五日始到广州，适值李主席有上海之行，即命以军委会事宜交由参谋长陈可钰代为主持，北路军事由绍竑负责，本人当场予以婉辞，仍请由军委会直接指挥。

   （五）十七日事变经过

    绍竑于十五日正午到达广州，闻汪李两主席正待出发赴沪，乃往葵园匆匆晤谈后，乘南强号小火轮至军舰上送行归寓，是日午后五时政治分会会议亦未出席，晚十时，汪李以军舰须带潮水起方能出港，回至葵园休息。二时左右，再乘车送彼等在江干别归。十六日午前九时，赴军委会例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夜十一时半，突得急报，谓十二时将有事变发生，希即避开。同时，见第二区警察局派出所门前，停放汽车数辆，继即缓缓巡行于予之寓所附近。心知有异，乃化装潜赴友人家暂避。到四时亦无动静，自觉神经过敏，即嘱从者回寓，安慰家属，并转告卫士等，万一有事，即缴械，勿抵抗，以免惊动人民，扰乱地方，拟俟天明后即还家。从者去后不久，奔告以各处枪声勃发，确有变故，遂又化装离友人家，经濠江南岸，折入西关市内。军警戒备森严，枪声断续不辍，究不知系何原因？嗣经西堤出永汉路，探询真象，则见有五光十色之标语，四言一句之布告，以及三五成群之宣传员，散布市区，其说如左：

    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

    从速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

    打倒破坏救党运动的黄绍竑，

    打倒占领广东的黄绍竑，

    打倒把持广东政治的黄绍竑，

    打倒迫走汪主席，威胁李主席的黄绍竑，

    打倒勒索商民一千万元的黄绍竑，

    打倒威胁友军的黄绍竑，

    反对非党的军事行动。

    此一大风潮，似系完全因绍竑个人而起者。所列罪名如果不虚，则予实属罪该万死，驻军办事处与住宅虽被包围劫掠，卫兵枪械被缴，皆所应尔。惟当时枪声四发，并不限于两地，心窃疑之。迨至文德路，见李任潮公馆亦被劫掠缴械；士敏土厂之临时军事委员会，亦遭同样灾害；继闻黄埔军事政治学校、石井兵工厂、工兵团、工程教导队、虎门要塞警备部，其他各友军驻省垣之机关部队等，所有武器尽被收缴无余，真象乃已大白。盖此一事变，殆藉予个人为口实，而欲发挥其他意义耳。予于日暮途穷之余，乃乘泰山号商轮离粤。此为十七日在广州所身经目击之情节也。予诚不解因何故而使若辈重视至此？自予离粤后，竟至名扬全国，殊非梦想所及！至其众之为罪为功，固非所措意，但予不愿徒负虚名，谨就事实根据，略予辩正之。

    全国同志所公认之救党主张。即为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全体会议，恢复中央党部是也。汪氏之救党主张，究欲召开四中全会于南京以恢复中央党部？抑欲在广州举行乎？若属前者，则不独予个人十二分赞成，即全体同志中，亦甚少反对之人。若据汪氏代表通电所言，集合于广州，予必不至即时来粤。倘予对汪氏主张不表赞同，始得谓之为破坏也。事实上，其通电发出后，中央委员中，赞成者有几人？来粤者又有几人？何以竟不对彼等声讨耶？此种私人通电，固非中央决议案，岂得强人以绝对服从，而毫无商洽之余地？理论上，召开四中全会于广州之说，即使违法实行，亦无异破坏国民革命，使革命势力总退却，且不顾惜两年来为革命而牺牲之人民生命财产与军中战士，而将既得利益欣然奉还敌人也。既以其在事实上与法理上均无实现之可能性，更无反对之必要矣。

    指予占领广东、把持粤省政治云云，此非于军民财政及党务上具有相当力量者莫办。试问第七军部队，除在韶关准备出发入湘之步兵五团，及驻省办事处暨予私宅有枪数十支外，何处见有第七军之踪影否？寝假而将李任潮寓所之新四军部、八旗会馆驻军、临时军委会卫兵、工兵团、工程教导队、警卫团、黄埔军校、虎门要塞警备队、十一师、十三师、省防军、卅二军、十三军、十六军等，皆视为黄某部队，庶可指其为占领广东，然上述诸部队非已被缴械肃清耶？粤省府委员、各县长、财政处长、统税局长中，更无一人与予有关系者。广东每月军费支出号称六百万，然予仅知在粤之第七军月支不到十八万元而已，其余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支出之情形，予概不闻问，一无所知也。至于广东党务，予更不知党部在何处？执监委员究有若干人？此外，尚有所谓CP．CY. LV．KY．以及左右派之斗争。千奇百怪，难以究诘。此种状况，亦得谓予占领把持粤省乎。

    又指予威胁友军，密谋消灭第二方面军，实则不知孰为威胁者？谁欲消灭谁？予应汪氏电招来粤后，汪于先一日离去，次日事变即起，孰事阴谋？谁欲陷害耶？第二方面军号称二万人，李、薛亦有数千众，乃不自觉其以众暴寡，而谓予之五团兵力为威胁友军，则友军在后方之新四军、十一军，及在前方之第四军，皆可谓为予所欲消灭之对象矣。其余部队如十三、十六、卅二各军与省防军，各有其历史渊源，人所周知，亦妄指为予之部队，或谓与予有关系，而拟将其消灭改编，殆欲欺骗友军，欺骗社会，以期达成妄想，各友军岂能默认改编，而不奋起抗拒讨伐乎？

    所谓迫走汪主席，威胁李主席云云，予只知汪李赴沪，系代表在粤之中央同志前往商洽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全体会议问题，或尚有其他附带任务。是否予所迫走，询之汪李，即自明也。

    谓予勒索商民一千万元之说，谅系指政治分会与广东省府联席会议决议，派募公债一千万元以维持中央银行一事。予为政治分会委员之一，当时亦表赞成者。然此种公债并非归于个人使用，其是非之责，应由政治分会与粤省府担负，岂可归谳于一人之身？

    至谓非党的军事行动云云，不知其究何所指？若系指讨唐之役，则粤省出兵讨唐，固为奉行党部命令，盖讨唐乃临时军委会所决议，军委会为政治分会所产生，而政治分会又系中央党部所产生也。凡此皆为合法机关，其次议自属合法，固不待言。若指此事为非党的军事行动，试问十七日广州之军事行动，又系何党之主张与决议？系奉何党之命令而然耶？予唯知通常代表本党者，仅有合法之中央党部耳。如以少数几名中央委员之个人意志代表全党，则无论任何地方之中央党部，皆所反对也。

    总之，十七日之广州变乱，实为故意藉题发挥，以期实现其消灭友军，残杀同志之阴谋。其主要原因，乃少数灰色共产党徒，为破坏宁汉合作，阻挠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使已经到达长江黄河流域之国民革命军，实行总退却，而欲于广州建立小朝廷，以清除异己。打倒某某，拥护某某。殆掩耳盗铃，欺骗民众之所为也。』

善分析情由、使洞明鬼蜮

    雷啸岑氏在其「卅年动乱中国上册」中，对十七日广州事变有极精当的分析，特引录如下：

   「这次事变的情由很显然。汪兆铭初以不得志于宁汉沪合作运动，在南京中央的党政方面，皆未占有领袖的权位，愤而往武汉依唐生智，揭出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旗帜；特委会不理汪的意见，下令讨唐。他见情势不佳，乃计划赴粤依张发奎。适粤省军政首长李济深又来电欢迎，他即欣然回到广州，希望说服李济深，一致主张在粤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党部，同时即通电各方中委徵询意见。这事如果实现，不论会议是否能足法定人数，既有李张这一些实力派支持，他即不怕被遗弃了。嗣因李济深不肯表示真实态度，虽经张发奎再三建议解说，依然不置可否。汪即拟利用黄绍竑来影响李氏，一面私人密电黄，提示党务主张，约黄来粤面商，一面由其他在粤中委另电黄氏，说要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以采黄氏意旨。讵黄覆电不赞成在粤开会，且劝汪与南京同志合作。黄本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对党务发言的地位很薄弱，而汪极力见好拉拢，目的只在因黄氏以取得李济深的支持而已。今黄既不入彀，李又深沉莫测，他只有另玩手腕，对黄绍竑之来粤与否，已无所谓，而以促进四中全会之召开为名，把李氏诓赴上海，让张发奎等演一幕反特别委员会的兵谏戏剧，表示他背后有力量，党政事宜，非教他占有一席领导地位不可！尤其是这时蒋中正已由日本回到上海，汪认为蒋亦必不赞成特委会的，张发奎等以反对特委会的名义称兵，当不致引起反感，且可乘机实现他的四中全会主张，所谓利用矛盾以达成目的是也。试看汪氏明明知道黄绍竑业已首途来粤，然竟迫不及待，急遽拉着李济深出发的情形，即可知其用心所在了。他知道黄氏对其主张既不同意，已无商谈之必要，且害怕黄到广州后，可能阻滞李氏的上海之行，以致计划落空，他素知李任潮之为人，『优点在无成见，缺点是无定见』，所以要赶快拉着李氏走。」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