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清末民初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活动
吴宁 汤开建
基督新教大规模进入广西的时间很晚，民国前在广西传播基督新教的差会先后有美南浸信会、美北长老会、英国循道会、英国圣公会、内地会和美国宣道会等。广西是美南浸信会在华南传教的重点地区之一，近年来，有学者对基督教在广西的活动开展了一些研究，但研究的侧重点往往偏向天主教，对基督新教却很少有人关注。近年来，有学者对广西基督新教的传教活动展开了一些研究，但因为受到材料的限制、或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并不深入，甚至有的观念相当偏颇。相关研究论著及文章有：瘐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朱民遂：《广西通志·宗教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谢铭：《近代广西基督教势力述论》，《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谢铭：《论广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及其成效》，《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谢铭：《西方宗教对广西的侵略和分布》，《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谢铭：《广西基督教的医疗事业》，《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滕兰花、梁刚毅：《近代广西西方宗教的慈善事业评述》，《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等)。本文拟依据现存之中西文献，在参考中文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区域角度观察清末民初基督新教的一个宗派———美南浸信会在广西地区的传播发展及其影响，旨在认识近代基督新教在广西传播以及引起其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
一
美南浸信会广西开教的先驱是“美南浸信会华南教区的灵魂人物”———纪好弼。梧州位于西江、浔江、桂江三江汇流之处，是广西的水上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1862年。纪好弼来到梧州活动了一段时间，希望由此进入广西内地。但梧州是华南教区传教工作开展得最为艰难的地方，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带着“信心、叹息和眼泪”在广西“播种”，三次进入，三次被驱逐，教堂也数次被焚毁。[1](P73)来华传教士对广西基督教势力薄弱的原因则是这样总结的：广西为全国诸省中开辟的最后之一省，然自各差会宣教师加入工作以后，各差会对于本省素不注意，揆厥原因，要不出下列之诸大端：(一)人民稀少。本身以多山、多盗、多贫着闻。此三者足以致人民稀少。(二)交通阻塞。昔日之旅行家由民船如内地者，往往遇盗劫杀。自1900年起始有轮船行驶于西江水道。(三)人民仇视教会，皆以外国人来此土宣教者必抱有政治上之野心，于是屡起反抗，甚至聚徒众而围攻之，而宣教师常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加以有种族之谬见及各宗教之反对，以致全省基督教事业不能越雷池一步……[2](P320)纪好弼在多年的传教经验中认识到民众对基督教的排斥，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使民众将基督教等同于叛乱的错误理解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出现的不道德的苦力贸易，致使每个外国人都被误认为是苦力贩子；二是湖南强烈的反教排外风潮的巨大影响，成为19世纪60年代初期传教的极大障碍。”[1](P81)
1·秘密传教阶段：1862~1897年
1862年，纪好弼由肇庆沿水路北上梧州，试图在梧州传教。由于梧州市民排外反教的情绪十分激烈，很快把他赶走。1865年1月，他得到嘉约翰负责的中国医务传道会的一笔拨款，预备在梧州建立一间诊所。①华人助手陆朝镇提前在梧州城外的竹椅街为他租得一间房屋做为诊所和布道所。5月，纪好弼再次踏上梧州的土地，期望能借助医疗开辟传教道路。租约规定外国人不得留宿房内，纪好弼只得白天在堂工作，晚上回船居住。他边施医赠药，边向病人传教布道。这是梧州历史上“第一间西医诊疗所，同时也是广西历史上第一间传教站。”②纪好弼免费治病，就医者很多，当年就诊人数为4 460人。③但诊所开业不到半年，就被群众视为异端将药品和器械洗劫一空。
纪好弼将梧州传教站交给陆朝镇和另一位华人助手负责，自己则在广州、肇庆、梧州三地旅行巡回布道。1866年5月21日，梧州终于有了两个华人信徒，即梁福南、梁寿南两兄弟(1867年年报)，[3][4](P398)这是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首果。“梧州成为纪好弼负责下的两个坚固的传教外展站之一(1866年年报)。”[5](P82)1868年，他又为第三个信徒(粱福南的父亲，是年44岁)④)施浸。
受到苦力贸易的影响，梧州百姓视一切外国人为苦力贩子。梧州反教激烈，传教工作开展的异常艰难。“当时天主教也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立足点，这件事引起了当地士绅的注意，于是四处张贴着布告，威胁如果有船载送外国人前来，一律烧毁，并号召商铺准备木材，预备点火。地方政府因此发表一个声明，说罗马天主教已经在中国传播很久，其教义是好的，不会干扰当地人。这个声明受到愤怒群众的抵制，要求官府解释清楚。又有人张贴布告，公开谴责官府是卖国贼，与外国人相互勾结。”[6]民众自发的驱逐包括西教士在内的一切外国人。鉴于此情，纪好弼不得不离开梧州，传教站在华人信徒的坚持下，维持到1871年。⑤
纪好弼虽然离开，但他并没有放弃梧州传教的想法。1877年，他又一次申请去梧州的护照，但没被批准。同年纪好弼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他见到了内地会的负责人戴德生：
梧州传教站，因我回美国休假(1870年)而将传教站交给在那里传教的内地会的传教士。由于资金不足和希望渺小，我没有驻梧传教已经六年了。在上海，我和戴德生商议了继续在梧州传教的计划，我介绍给他一位我们在广西传教的本地传道人，此人可帮助他们在梧州找到住所；而内地会则派一位来自英国浸信会的年轻传教士负责梧州的传教。内地会希望深入内地传教，并应允我在我们有足够能力时恢复对广西的传教。[7]
美南浸信会在梧州的宣教事业陷入了停滞，在吸收信徒方面没有任何进展，除了纪好弼施浸的这三个人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第四个人加入教会。1881年，纪好弼再派汤杰卿西上梧州。这次一切还都很顺利，5月，梧州的信徒自建的第一间礼拜堂完工，“Wong Fong负责在广西地区的巡回布道工作，在那里施浸了两个人，并遇到了其他的慕道者，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欢迎(1882年年报)。”
时值中法战争前夕，人民反教排外情绪日渐高涨，汤杰卿被群众围攻，负伤返回广州，礼拜堂也被拆毁，官府却置之不理。⑥广州传教站派士文夫妇等人来梧州拜见地方官府解决此事，要求得到赔偿，并试图恢复梧州的传教。士文在街上行走的时候，被群众以石袭击。不仅如此，在他躲回船上时，还用乱石将他所乘的船击破，士文夫妇躲在船舱中才幸免于难。由于士文这次在梧的遭遇，美国驻广州领事后来照会两广总督曾国荃，要求彻查反教事件，严惩参与人员。这掀起了全城公愤，绅商学界一致联合，召开紧急会议，决议：“1.永远不准传教士入广西境内；2.永远不准传教士在广西开设福音堂。”[4](P398)
1882年汤杰卿在梧州传教被民众掷石击伤，教堂被毁，士文索赔被逐一案，引起美国驻华领事与总理衙门交涉。事件的中文记录如下：
……昨据广州喜领事官详称，广西梧州府地方有本国教士房屋数间，作为讲经堂及施医院之用，有中国教民二人掌管。于光绪八年九月间，该处民人滋事，将民房拆毁，殴打堂内教民，驱逐出城，该教民遂逃往广州美国教士寓所，该堂内原有教士所存物件，滋事时除将房屋拆毁外，并将教士物件均行失去，约值银一百六十两。当经领事官将此违约之事照会两广总督部堂，并极力催请按律结伴在案。嗣于十月间，有本国二人携眷由广州前往梧州，均执有本馆所发经两广总督盖印之护照，其一人并带有领事官致梧州府信函一件，函内系请梧州府照料该民之意。该府见此护照及所致信函，虽有意妥为照料保护，该处绅士等激动人心，出有极恶告白，以致九月十八日，聚集千有余人，用砖石、木棍殴击本国人民，逐其回船，及至回船后，滋事等人仍拦阻该船不肯放行，定意将本国安分守法之人殴击至死。此时本国人民极难躲避，幸得逃回广州。喜领事又将该二次违约之事照会两广督部堂。随准复称必行查明按约办理，嗣经领事极力催请，亦未查办。查初次与二次滋事之时，迄今均已越七八月之久，至本年四月十五日，领事官接两广督部堂之文，仍谓地方官尚未将此案情形详报，难以预计其何时能从详报前来，云云。[8](P376~379)
照会中还列举了其他六起教案，特别对梧州发生的这次教案提出严厉谴责：
……唯此次殴本国人民之事，贵国更须设法使地方官明晰，无论其事因而起，均为大错，此等使本国人民受难之错，本国不惟应有以保全之，且必定力为保全之。本大臣于中国官民之错迭次言及，想贵亲王亦必同为可惜，必于此违约之事欲有以止息之诚，能一次力行查办方为善法，免致将来再有此等恶事，贵亲王既常以两国睦谊为怀，兹惟有切请力为查办，不任其为再稍延可也。[8](P376~379)
虽然美国强烈要求查办当事人，但是中国方面还是以拖延为手段，传教士最后失望地说：“梧州教堂拿不回来了，中国官员办事效率太低，在处理基督教的事务上尤其慢，领事已经竭尽全力的帮助我们了。”[7]
从此之后，有十年的时间，美南浸信会没有在梧州进行公开传教活动。传教士多次在华人传道人的掩护下来到梧州，秘密传教。1891年，广西施浸11人(1892年年报)。1894年，则有21人受浸(1895年年报)。
在广州纪好弼的四季圣经班里，自1894年起就有来自广西的学生。这些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传教，成为传教的中坚力量(1894年年报)。
2·传教发展时期：1897~1912年
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附款》签订，西江开放，梧州开埠，成为广西传教的转折点。梧州开埠后，美南浸信会和宣道会同时西上梧州传教。日后，又有循道会等差会陆续在广西开教。
牧冕回忆她所经历的梧州开埠时的情景，描述她作为一个传教士在看到期待已久的梧州开埠时的心情时说：
……我不会忘记那一个下午。我感觉那时有如乘空而行。我们为着想在梧州开基传道已经在三个时期用力过。纪牧师在早六十年前，士文牧师在早八十年前，麦德来牧师在早九十年都已经用力过。但每一次都受压迫而不受欢迎，第一第二次受着无知之人的攻击并毁坏福音堂。[9](P3)
早在开埠前，谭保德在梧州传教，他买到一间房屋做礼拜堂，此即真光书楼所在地。1897年初，湛罗弼将该堂改建，前面做礼拜堂，后面做住所，他成为美南浸信会第一位驻梧州站传教士，[1](P86)华人传道则有鲁子珍牧师和谭保德。这间教堂成为梧州传教事业的奠基之地。同年3月7日，施浸4人。[10](P366)不久，女传教士牧冕、谢小姐也先后来到梧州传教。麦惠来1889年加入美南浸信会，接手广西的传教工作，他一直负责教务直至1904年。
纪牧1900年重返梧州，他描述四十年后梧州之行的喜悦心情：
重游梧州对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能再次踏上我早期传教的西江的土地，我感到很高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江上匆忙行驶着的蒸汽拖船和汽艇代替我那时乘坐的用桨划行的旧船；电报线沿着河岸铺设；在Tah Hing，我曾经施医赠药巡回布道传教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两位长老会的传教士常驻在那里，并且建立了传教站；梧州已经有外国人定居了，并设有领事馆；我们在梧州有一间礼拜堂，相当多的信徒就在我为广西第一位信徒施浸的地方受浸；我当时只有两位信徒，而现在广西已经建立了四间教会，拥有三百多名会众，很多是梧州之外几百里我从未去过的那些地方的居民。在麦惠来、牧冕以及其他传道人的努力下，我们才能有上百的上帝的子民。其中很多人正在接受牧师的培训，将来要将福音传到广西各地。当我回顾四十年的历程的时候，我要说的只有一句：看啊，上帝在梧州的成就![7]
梧州1902年建立教会。“其时教会虽能稳立，但传教工作仍属简单，除日间开堂讲道及施医一二小时外，晚上只闭门与二三教友祈祷读经而已。”[11](P361)1904年，帖威灵和美约瑟接任麦惠来的传道与行医的工作，梧州教务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人主张急进，满具热力，忠心事主。并得华人黄石如医生等相助为理，努力将教会整顿，乘时促进教会各种工作，鼓舞各传道人竭力作工，礼拜堂日夜开堂宣道，并频开奋兴会，设“四季书”以栽培内地教友并教会职员。梧州教会礼拜堂曾二次改造。石塘教会亦二次选建礼拜堂。[11](P362)
1909年春，梧州教会新堂落成，堂内可容纳七百人，建筑该堂的款项，由华盛顿城第五号教会捐助。梧州成为美南浸信会广西中心传教区以及传教士的常驻地。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事业日益兴旺发达，“会务蒸蒸日上，从此根深蒂固，枝繁叶茂。”[12](P303)
二
美南浸信会在广西传教的发展还表现在传教外展站的建立。美南浸信会在两广地区所建立的传教站或基址，其地点的选择有着一定的随机性。“大部分的传教站的建立，并不是因为这些地点具有作为传教中心的特点和优点，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已经有信徒或者传道人开始为教会工作。” ⑦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特别体现了这一点。广西的第一个传教基址建立在平南县的石塘村，靠近西江主河道，离梧州125里，时间是1892年。此后在华人助手的努力下，又陆续新立传教站有象州、鹏化、梧州、桂平、同安、平南、定罗和贵县等处。
1·石塘
石塘1892年立基址，建立过程是这样的：
其时有华人“包文华先生，平南人也，以船夫为业，一次船抵广州时，适值旧东石角福音堂举行布道，偶尔入座听讲，牧师以审判为题，包某听后大受感动，因之认罪悔改，受浸为基督徒。及后包文华先生，舍弃旧业，改就教会卖书及传道之职，未几成为广西第一位牧师，当时包牧师与石塘村余宝光牧师友好，交情甚笃，余某对主之福音极感兴趣，经包文华牧师之努力培植，结果余宝光先生真心接纳主道，遂成为基督之宝贵真光。乡村民众随之认罪悔改者，大不乏人。广西第一基督教会，遂得以组织成立于石圹村焉。”[13](P300)
1893年年底，士文夫妇、牧冕和李济良牧师、黄石如等到广西进行为期四周的巡回布道。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们在礼拜堂里发现，有三十多人参加崇拜，村里一半以上的男子是教会的成员。这种极不寻常的情况表示这里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福音，自立的教会将指日可待。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所见到的最有希望的传教站。他们对包文华在石塘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的成就是非凡的杰出的。⑧
1894年，石塘成立了一个有68位信徒的教会，这是广西省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教会，由包文华任牧师，余建盘为会役。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经历了数次波折，最终在石塘扎下根基，福音得以广传。
石塘1902年有3个外展站(1894年年报)。此地经常发生的洪水、盗贼以及叛乱是福音传播及发展信徒的障碍。
2·象州
广西第二个美南浸信会的传教站是于1897年成立的象州寺村传教站。[1](P85)象州是距离广州最远的传教站，其主要的成员使用官话。仇月清是象州传教站的传道人。他本来是广西象县寺村墟人，在桂平的学校里教书，对基督教很有兴趣。1893年牧冕和余宝光来到鹏化传教，仇月清专门赶到鹏化去听他们布道。后来又到余宝光、包文华处。余宝光和他接触后，觉得他是可造之才，送书给他，嘱他潜心研究。后来余宝光又将他介绍到石塘的包文华处，仇月清49岁时被士文施浸，转而南下，在纪好弼的四季圣经班学习。学完之后返回家乡象县寺村墟木叶村传福音，并将自己的屋子作为福音堂，引领亲友和家人归信基督(1894年年报)。[7]
1900年，象州教会成立，仇月清也在此年被按立为牧师。⑨1902年，象州成立四个外展站，并自己筹款建筑了两个礼拜堂(1903年年报)。
象州教会的教务在仇月清的努力下向前推进，象县、平南、马平各处的慕道者渐渐增多，要求受浸的人数也逐年递加。仇月清常常去各地巡回布道，平乐、修仁、荔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鹿寨、寨沙、马村、四排等处都创立了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外展站。广西乡村中的一些热心的信徒，先后被他介绍到广州学习圣经。
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象州的各个外展站，除马村外，都停止了传教的活动。直到1915年，莫华廷牧师来到寺村，传教工作才得以继续。
3·平南
平南是进入瑶山地区的门户，福音由此传入瑶族人民中。1893年，士文来到平南传教十天，他欣喜地发现广西的传教环境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好得很多：
平南由包文华负责。这里的信徒信心坚定。四月，我来到这里，用十天的时间讲解圣经中的约翰福音，教导会众和慕道者。我被允许呆在礼拜堂里不受打扰地度过十天。18名听众。在此期间，我们很高兴地报告破坏我们小礼拜堂的行动没有成功。平乐有了一间新的传教站，梧州向北到这里有十天的路程。这是两广交界处第一个大城市。平南离梧州也有五天的行程，而且新的传教站离其他的传教站要有十五天的路程，但是我们仍然觉得此地是对广西省的基督教传播有远见的地区，所以要在这里开展工作(1894年年报)。
1893年，报告称平南、定罗成为美南浸信会广西传教的两个中心。
4·鹏化
鹏化是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一个重要教会。鹏化基址肇始于余梓华、余士珠，两人于1898年在“石塘闻道，受浸信主后，即返鹏化，开基督教之先河。其时乡人未有仇视，心甚愉快。后有余十九妇余乃臣等相继受浸皈主，信徒渐增。”[14](p372)当时鹏化没有专职的传道人，暂时由余梓华宣讲福音，听讲人数十人。信徒余崇信自愿捐出一块地，建筑礼拜堂。1899年动工，建筑费大部分由信徒自己捐助。1901年，因为信徒的增多，于是商议筹款重修礼拜堂。余瑞云在贵县捐得30元，加上信徒的捐款，当年冬天就建成了新的礼拜堂。“余德周、宋善轩、韦文安等先后在此专任传道，驻堂说教，兴办学校。”[14](p372)
5·桂平
桂平位于西江柳河合流处，梧州以西113英里，开辟于1900年。
1893年，士文和李济良伴随牧冕、黄伯母、东安大嫂由梧州至平南传教，牧冕和黄伯母在平南思界墟登岸，进入石塘传教，而士文和李济良则上桂平江口一带，卖书传道。士文这次桂平的旅行布道并不顺利，由于受到反对，他们折往思界，牧冕也同时赶往思界汇合，一起返回广州。美南浸信会对桂平的第一次传教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此后，美南浸信会数次进入桂平，寻找传教、建立传教站点的机会。1900年，桂平开基(《桂平县志》)。教务完全由华人自己主持，礼拜堂为华人自筹资金购买。后来又在周围墟市的信徒家中建立分堂，由城内的礼拜堂传到周围乡村，在乡村听到福音的人又传递给自己更远的家乡里的邻居和朋友。桂平教会渐渐开始增长，1908年建立教会，黄渭川任传道。[11](P362)
6·桂林
纪好弼在早期传教中，一度也试图在桂林这个属于说官话的地区，开辟传教站。1866年8月，纪好弼陪同Mr. Albert Bickmore(自然科学家，曾任纽约中心公园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溯西江支流桂江而上，最远到达广西东北部的桂林。纪好弼在桂林街头布道、分发书籍，开展宣教活动。此次桂林之行引起了全城的骚乱。[15](P422)官府禁止任何人租房给他们，并下令不得出售食物和接受他们分发的布道小书。他们乘坐的船被烧，助手被扣押。纪好弼在扔向他们的石头中离开桂林(1866年年报)。[1](P82)
在这次旅行中，纪好弼做了沿岸城市的特别记录，初步研究了传教情况。
桂林建立传教站的时间是在1912年5月。美南浸信会卢信恩在刘焕廷的陪伴下，在桂林传道。首次施浸就有13人。1913年3月，桂林教会正式成立，成为广西官话区传教中心。卢信恩为牧师，覃世椿、黄作楹为男传道，陈益姑为女传道，刘焕廷为会役。桂林教会除旧有的寺村与同安教会，还将修仁的六寨，及荔浦的宝村，富川的大田寨，贺县的沙田，元头龚拨归桂林传教区统一管理。
桂林教会的各项教务开展得积极有效，1912年开办真光书楼，1914年开办培真女校，1916年开办储才学校，1919年在培真女校的基础上扩展成培贤圣经妇女学校，1917年开办桂林浸信会医院，1920年开办圣经学校。
7·同安
同安教会的成立缘于1892年，平信徒陈受生在揭阳美北浸礼会的教会中信主后，迁居回到家乡同安平乐，自发地传讲福音，他周围聚集起来一小群对基督有兴趣的人。考虑到广西离揭阳太远，于是美北浸礼会写信给广州的纪好弼，请他们代为照顾。1893年纪好弼派华人传道谭保德、余宝光、李弼廷来同安售书传教，“并向平乐县交涉，任其选择教点，建立教堂”。【10】第二年，鲁子珍在慕道者中间选择了10人施浸。这是平乐的首次施浸，其中就有著名的《真光》主编张亦镜。[16](P50)
1907年，同安已有信徒六十余人，10月24日成立教会，推选张文经、谢英江二人为会役(1908年年报)。[17](385)第二年，按立余建盘为牧师，负责同安教会教务。同安教会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信徒，其中以在桂林浸信会医院的欧振声医生和以文字布道的张亦镜最为有名。表1即反映了民国前广西各教会和基址成立时期基本情况：
表1 民国前广西各教会和基址成立时期基本情况
桂
南
区 | 名称 | 基址 | 教会 | 传道人员 | 学校 | 医院 |
梧州教会 | 1865 | 1902 | 纪好弼、麦惠来、牧冕、帖威灵、美约瑟、陆朝镇、汤杰卿、谭保德、叶芳圃、黄石如 | √ | √ | |
石塘教会 | 1892 | 1894 | 包文华、余建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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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宣教会 | 1895 | 1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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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江口教会 | 1900 | 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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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县教会 | 1902 | 1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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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旺教会 | 1905 | 19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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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江教会 | 1906 | 1938 | 余秀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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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墟教会 | 1908 | 1943 | 许约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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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化基址 | 1898 |
| 余德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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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墟基址 | 18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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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江独田基址 | 1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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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塱基址 | 1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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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南
区 | 桂林教会 | 1913 |
| 卢信恩、刘焕廷、覃世椿、黄作楹 | √ | √ |
象州寺村教会 | 1898 | 1906 | 仇月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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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教会 | 1892 | 1909 | 余建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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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浦教会 | 1903 |
| 杨国清、秦善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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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山黄宝基址 | 1900 | 1904 | 余建盘、姚子通、覃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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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基址 | 1901 |
| 韦保卿、覃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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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塘基址 | 1902 |
| 覃藻书、陈崇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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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村寨博基址 | 1903 | 1907 | 仇月清、覃美斋、韦郁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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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基址 | 1904 | 1909 | 覃嵩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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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表资料来源于刘粤声主编：《两广浸信会史略》、瘐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州资料汇编》、《桂南浸信会联会卅周年纪念特刊》、美南浸信会年报和The Foreign Mission Journal。
三
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传教过程中十分重视发展医疗与教育传教辅助事业。
1·创办思达纪念医院
梧州反教最烈，纪好弼希望能用医疗传教来打开局面。纪好弼一直强调医疗传教的重要性，认为“医疗传教是最为有效的辅助手段”，[15](P433)“医疗所(与医院的比较)具有的特殊价值：付出的代价小并且获益处大，花费少，最适宜做先锋工作。而对于一个固定的相对成熟的传教站而言，医院则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1】1865年他在第二次来到梧州传教的时候，就是利用建立医疗所的办法在梧州得到立足之地。
1897年，麦惠来在梧州进行医疗传教。1899年，叶芳圃医生加入梧州教会，每周两次在教堂附设的小诊所中施医布道，统计因医而听道的人，每年有五百余人。
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各项事工都有很大的发展，美南浸信会在中国的医疗事业也得到了相当的重视：
华北的艾体伟受到了他的同工的欢迎，同时也开始赢得当地的民心；艾文准备为扬州的医院工作；华南的夏查理夫妇两人俱由医学院毕业，他们和麦惠来医生在梧州，约翰思达牧师在南卡罗来的亲属同意在梧州设立基金会建筑一间纪念思达的医院(1902年年报)。
我们的医疗传教士，尽管刚刚才派往世界各地，但已经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治愈了成千的受病痛折磨的穷人和病人，并且也吸引了高阶层的人士的注意。这使得我们的福音得以进入那些“愚昧之地”的权贵家中。梧州的思达医院的建立，思达的朋友和亲戚赠与医院2500美元作为建筑费用(1903年年报)。
1903年，麦惠来用思达基金在梧州厂前街购买土地建造思达纪念医院。医院在1904年4月20日落成。[18](P401)内科医生美约瑟、黄石如1904年到来，1907年，夏查理加入，技术力量不断增强。1906年完成了首例外科手术，从此声名鹊起。1909年，苏慕华从美国到梧州，任医院护士长，教导护士及指导工作。思达医院又创办了广西第一所护士职业学校，苏慕华任校长，训练医生助手，第一届毕业学生有4人。
到了1911年，原有的院址已不能满足门诊和住院病患的需求，医院需要扩建。于是美约瑟1911年回国，为扩建医院筹款，但不幸染病在美逝世。他回国前给差会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去年(1910年)是梧州思达医院过去七年历史上最好的一年。各个部门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展。此年最重要的事件是梧州的官员赠与传教站一块位置极好的土地(即竹园肚)来修建医院和传教士的住所。第二是传道部任命苏穆华护士来思达医院教导护士和指导工作。第三是夏查理夫妇休假返回。第四，我们有了第二位中国同工，Dr. Yeung外科医生。第五，开办了护士职业学校。第六，有了肺结核隔离间。第七，医院的综合设备渐渐完备。第八，免费分发了大量健康知识的小册子并出售了五万份医院日历。第九，组织成立了地方红十字会。第十，梧州各阶层的市民共捐出了500元给思达医院(1911年年报)。
以下的数据显示了思达医院的巨大进步：
412位住院病人，其中三分之一公开认罪悔改，大约四分之一受浸成为信徒。8469位病人得到诊治，182例大手术，450例小手术(包括拔牙)，收入达到2200元(包括500元的捐献)(1911年年报)。
病人的就诊人次和收入的增多并不是传教士最为兴奋的事情，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医院的开办，梧州各阶层人士开始接纳基督教。思达医院设有传道部，有专职的传道人负责传教工作。病人在治病的同时，可以在院内举办的各种宣教活动中感受到基督教的仁爱和救恩，身体与灵魂一齐得救。广西蒙墟教会的创立者全季和就是在梧州医院治疗痊愈后，“即于梧州浸信教会，受浸礼入会，当时立志回蒙墟开设福音堂，宣扬就道，定议租铺等事，均委托办理，待他归来，果实行租赁南兴街侯姓铺为会址，竟能于1912年实现美南浸信会福音堂于蒙墟，传扬救道。”[19](P334)
2·创建教会学校
1894年，石塘教会成立后，教会就附设了一间学校，名为培德学校，是广西最早的一间教会学校。[20](P333)石塘教会所办的这间学校，培养了很多广西杰出的传道人，据余益山回忆：
石塘教会，早有福音堂一间，建在该村之西边，复早办有一培德学校，予回石塘后，与各热心弟兄整顿学校，招徕学生，五年当中，率办到高等小学级，学生年中有七八十人，后来有好几位学生往学传道，帮助教会，为谢云柱、余自元、余崇信、余和汉等。[21](P327)
1901年，嘉女士从美国来到梧州传教，在梧州“首创女学一所，牺牲自己之货财，扶助学校学生约六十人。”嘉女士离开后，学校停办。1906年，两广联会在梧州召开年会，立余益山为牧师，主理会务。梧州教会因此获益不少。当年在梧州开办两所学校，女校名为宏道，由美女士主理，其前身是嘉女士办的女校，这是广西西南说广东话部分的唯一一所女校。[22](P41)
男校名为开明，取开宗明义之意，初期学生只有数十人。这两所学校是广西最早的学校。开明学校于1915年，易名为桂南培正小学。1922年在云盖山麓建筑校舍，增办中学，后来成为广西省首屈一指的学校。
上述是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省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学校，此外各教会基址也大多在其礼拜堂附设一间义学，以供当地学生上学，在此就不一一详述。
四
综上所述，本文从区域角度观察美南浸信会在广西地区的传播发展，对其在广西社会生活发展史中的影响，认为有如下几点：
其一，广西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在中国基督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世纪中叶广西反教之激烈，他省少有。是以传教士进入广西后，传教工作开展的尤为艰难，因此引发的民教冲突也较他省更为频繁和激烈。这些矛盾和冲突，凸现于广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广西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甚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趋向都有很大影响。美南浸信会在广西的发展，先后将石塘、梧州开辟为传教站点，之后沿着水路交通路线向内陆前进。同时由于受到语言的限制，他们的传教范围具有明显的方言地域性，其传教区分为说白话的西南区以及说官话的桂南区。此外，美南浸信会秉承其差会传统，具有自己鲜明的传教特色，在传教、医药、教育、华人自立运动等方面都有特殊贡献，女性传教士的表现亦相当出色。但是由于广西在清末民初仍属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地区，致使浸信会在此地区的发展并不如在沿海地区发展那样迅速，教会的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逊色很多。
其二，传教士兴办医院和学校的根本目的是为传播基督教。但是通过施医赠药这种方式，不但可以消除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取得民众信任；而且在客观上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为广西培养了有用的医学人才，促进了近代广西西医事业的兴起。开办学校，虽然其主要动机在于传播基督宗教信仰，办学的意图也是为了强化基督教影响力，培养信徒和传教人员。但是作为社会教育的补充，他们在推动平民教育上做出一定的成就。一些学生虽然来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学习，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但是并未成为接受基督教教义的信徒。
其三，早期女传教士在中国所从事的一些妇女活动，引发和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妇女思想的变革，为妇女意识的觉醒和争取社会地位平等权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女传教士所带来的女基督徒的妇女特质，无意中表现出的基督徒妇女形象，对晚清中国妇女起了崭新的妇女角色的示范作用。中国近代妇女观念的变革无庸置疑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觉醒，但西方传教士的催化剂作用也不容忽视，“身披教袍的传教士成为西方女性观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23]就像施其乐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她们(女传教士)的到来很重要，因为她们树立了一个正面职业妇女的榜样；告诉人们，女性除了作妻子和母亲外，还可以工作。”[24](P78)作为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女性，她可以反抗旧式婚姻的不平等，可以从事教育、医疗或传教等工作，也可以拥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获得和男子一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
其四，基督教作为外来异质文化伴随着列强的侵略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在抵抗中渐渐接纳，其表现形式是出现了众多的华人信徒、传道人乃至牧师。在当时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信徒处于一种被打击和排拒的状态中，在每次民族压迫和爱国斗争中，信徒都首当其冲地位于敌视仇恨的最前沿。他们在反教排外风潮中经受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有人也曾怀疑和动摇，但也有人开始认真地思考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真正意义。一些信徒支持孙中山的变革，成为“革命基督徒”。也有一些皈依者透过基督教改变了自己的个人的命运，并影响了更广泛的人群。比如张亦镜，皈依后受到其父的责打，星夜逃到广州，在纪好弼的指导下学习圣经。而后成为《真光》的主笔，在广州、香港、上海之间辗转，“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用手中的一支笔，宣扬基督教，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影响很大。[25](P17~23)
注释：
①China Mission Report(1846~1855)，p.82.此报告虽名为1846-1855年间的中国传教报告，但实际内容延展至1870年。此报告由香港浸信会联会游伟业博士提供，现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②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Mission Work，(concluded from page 391)，by R. H. Graves. Chinese Recorder，Vol.17，p.421.(Microfilm.)此缩微胶片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③1866年年报。另据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④1869年年报；另见Foreign Mission Journal[microform]，Richmond，Va.：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1868. 5，Vol. 1 No. 1.记录有Lau的信主过程。此缩微胶片收藏于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⑤1870年蔓延广东、福建的神仙粉事件，波及到广西，导致传教活动暂停。1871年年报。
⑥Foreign Mission Journal，1902.Vol. 52. No. 1。1886年，汤杰卿转往美国旧金山，向在那里的华人宣教。1900年，应香港浸信自理会的邀请在香港传教。见李金强：《自立与关怀———香港浸信教会百年史1901~2001》，商务印书馆，2002年12月第一版，页44。
⑦Up North River，from Bro. G. W. Green，Canton，China.Foreign
⑧Letter From E. Z. Simmons，Canton，China，Jan. 2，1894. The Foreign Mission Journal，1894.4
⑨1900年年报，其中报告其按立的经过。
【10】《桂林教会》，桂林三自爱国委员会编《帝国主义“传教士”利用基督教在桂林地区进行侵略罪行史料》，转引自瘐裕良、陈仁华、吴国强编：《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页349。
【11】Graves，Rosewell Hobart，Forty years in China：or，China in transition，Wilmington，Del.：Scholarly Resources，1972，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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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5期（200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