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胜利上演的悲剧——《李品仙回忆录》(节选)一

随胜利上演的悲剧 

    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我从安庆飞赴南京，翌日即由京随同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一同赴渝，出席十一日举行的军事复员会议。与会人员，有陆军总司令、军政部部长、军令部部长、各行营主任、各战区司长官、及其他军事重要部门主官；会议由军政部部长陈诚将军召集。此次会议的内容，顾名思义，可想而知是使军队由战时的扩张状态，回复战后的平时状态。其主要议案大意如左：

    ㈠ 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主官职位及机构一律撤消。

    ㈡ 全国军队按平时编制，以师为单位，保留六十个整编师。

    ㈢ 停止征兵。

    ㈣ 所有游杂部队及伪军一律收束编遣。

    ㈤ 军事人员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㈥ 行政官吏不得兼任党务工作。

    会议进行非常顺利；很少有人提出疑问，大部时间都是听取议案的解释。此等议案想早已议妥并经考虑周详，所以很快都获得通过。闭会时主席说明，此次大会议定各案，实为战后整军，使军队国家化的要务，既经全体决定必须迅速实。

    早在我赴渝出席军事复员会议之前，于前往徐州视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际，曾获知共匪陈毅等部队在苏北一带有企图异动之情报，并已组织苏鲁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嗣又派遣军队窜至徐州南方之三堡附近，将铁路破坏，阻挠国军运输，及迫令当地日军向他们投降。当即判断共匪必在最短期间内公然从事叛乱。故我回至蚌埠之后，即欲建议中枢，在徐、蚌接收之后，以第十战区之现有兵力进剿苏北共匪，根除后患。当时我十九集团军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济南北上保护津浦路之交通，十五集团军已进驻徐州，廿一集团军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鹏举、张岚峰两部伪军，各约一万余人，队伍亦颇整齐，则在徐州至归德一带候命收编。依当时的计划，拟以何柱国的十五集团军及陈大庆的十九集团军，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断苏北与鲁南共匪的连络，阻止苏北共匪北窜；然后以二十一集团军为主力，配合郝鹏举、张岚峯两部伪军，由盱眙、天长东进，向苏北共匪包围进剿，予以歼灭；最后转移主力指向鲁南沂蒙山区，将鲁南残匪围歼于东海岸一带地区。二十一集团军过去与共匪作战多次均获胜利，颇有经验，共匪对他非常畏忌，相信不难予以肃清。

    上项计划我曾向李主任宗仁申说（李当时任行营主任），请他转请中枢核夺；我至重庆开会时，亦想将之作成提案，密陈统帅部核办。至开会后，因会中第一个议题即是复员整军，战区长官部、集团军总司令均在撤消之列，所有各军均缩编为师，同时规定遣散所有游杂部队及伪军；我深感我的提案与会议各案的性质大相背驰，为免与中央政策发生抵触，遂将提案的计划取消。李宗仁主任可能亦因此未便向统帅部提议。当时我曾就是否应另向中枢建议一事，反覆思量，后来我想到统帅部对各方面的情形当知之较详，对共匪的阴谋必有应付良策，不必过分忧虑而作罢。

    于是，会后即遄返合肥，着手办理复员整军工作；首先将我所兼的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一职报请解除，由中央党部派刘真如同志接任。嗣即下令撤消战区长官部、各集团军总部、军司令部等机构。其间因人员安置调动及编遣经费领放等问题一时未获解决，执行不免稍有迟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中旬，中央政府还都南京后，又召开第二次复员会议；会中讨论议案，概仍是上次议案的重申，不过解决了若干枝节问题，主要在催促实施缩编而已。会后我即将第十战区长官部一切未了事宜于四月中旬办理结束，所部各军师亦悉按命令整编完成。二十一集团军的三个军，缩编为三个师，改由绥靖区管辖，由中央派夏威为第八绥靖区司令，我本人则奉令专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时郝鹏举、张岚峯两部伪军已由徐州北去，迄无下落，可能已为共匪所迫编了。

    当中央政府积极进行复员整军之际，共匪却乘机积极扩充，同时袭攻国军，争据城镇。中央政府要撤消沦陷区的各伪组织，共匪则在窜据地区成立共党政权，与中枢分庭抗礼。中央政府召集国民大会从事制宪及选举总统副总统还政于民，共匪则拒绝参加，并煽惑各地青年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政府。同时派林彪匪部窜往关外，在苏俄的掩护下，接收东北全部日军遗留的武器、物资，迫编以前伪满的全部伪军，不下十余万人。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军队与人员，苏俄则拒绝移交或藉故阻挠。如是共匪乃乘机坐大，数月之间，仅东北一隅，共匪军队即发展至数十万之众。其他苏、鲁、冀南，晋西等地，共匪接收及劫掠的人员武器，合计起来亦不下数十万人。从此匪军势力益形膨涨，愈难就范了。

    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后，即决定裁军复员，取消战时各级军事指挥机构，调整党政工作人员，并已决定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普选，还政于民。此乃是国家建国必然的程序，无论任何党派，任何军队，均应绝对遵守。共匪对此不但不予遵守执行，反而利用机会扩大军队，组织苏维埃政府，霸据地盘，袭击国军，破坏国家统一，其企图倾覆政府，已昭然若揭。我中央政府，如在此时，即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宣布共匪罪状，下令讨伐，乘我军胜日余威，以领袖蒋公受举国人民热烈拥戴之德望，复以战时指挥机构犹未撤消，军队部署仍能迅速，即集结大军分途进剿，以当时强大之形势，对付破败不整之共匪，未始不可一鼓荡平；纵使一时不能解决，亦不至使共匪若是猖狂。无如我中央政府，因受外交上之压力，与盟邦不友谊的行为，竟使我中华民国不亡于日本，而毁于共祸，实非吾人始料所及。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中日开战之初，苏俄本是支持我国的友邦，旋因有事于欧洲，转与日本拉拢，订立中立条约，最后复出兵对日，其不顾信义，世所熟知，且苏俄是国际共党的首脑，其暗助中共亦不足怪。惟美英两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攻占新加坡之后，已与我缔盟共同对日，期我能牵制日军主力于中国战场，以减轻彼等所受之压力，俾彼等能从容集中力量拯救欧洲，理宜与我开诚相见有始有终，不料在德、义、日轴心行将崩溃之时，竟与俄国签订雅尔达秘约，出卖我国；不经中国的同意，即将我东北之中东、南满两铁路，以及大连、旅顺两港的特殊权利让与苏俄，并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换取其对日参战。这种以牺牲中国，来减轻美国对日负担的作法，实有悖信义。如果企图以此换取苏俄放弃中国内政的干涉，转而支持我中央政府统一全中国，那无异缘木求鱼，更荒谬可笑！

    结果，雅尔达秘约徒然使中国八年抗战的成果遭受牺牲，由雅尔达秘约所带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是一张白纸。反使苏俄假借对日参战之名入据我东北之后，一方面阻挠我对东北主权的接收，同时在其掩护之下，使共匪方面利用旅顺、大连源源开入东北，并尽量协助共匪，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所遗留的大量武器转移于共匪之手，支助共匪颠覆我中央政府，以遂其赤化中国进而赤化亚洲与世界的一贯政策。这样，中国固然是首蒙其殃，对赤化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推进了一大步！卒至造成今日东亚险恶的风云及未来的危险，试问美国友邦对自身是利乎？是害乎？

    更可慨叹的，是美国朝野对苏俄赤化世界的阴谋毫无警觉，对中国共党的狡诈欺骗更蒙昧无知，中了国际共党宣传的毒素与渗透分化犹不自觉，一味听信共党对盟邦政府捏造攻讦的谰言，及潜伏于其国务院内一批共党同路人不尽不实的虚报，早在抗战结束前后迭次派遣外交人员前来我国调处，要求我中央政府接受共匪的无理要求，使共匪得售其奸计而得陇望蜀益形狂妄。这样调处无异引风灭火，益助其燃，自然得不到效果。及后，共匪已全面发动叛乱，此时政府军事力量尚能控制全局分别防剿之际，美国复于三十四年底又派遣马歇尔以特使身份前来我国调处，成立三人小组，要求政府下令停战从事协商；殊不知共匪是一向不守信义的，国军遵令停战而共匪反乘机扩张，且恶人先告状，共匪每次开衅必控诉国军违反协定。马歇尔可能早已中了共匪宣传毒素，总是偏听共匪谎言，认是国军违背停战令破坏协议，对国军大加限制。这样停战调处，与其说是调度，无宁说是提供共匪袭击国军的掩护，变非法为合法；若国军遵令停战协商则无异自缚手脚。共匪得此便利，遂利用协商作谈谈打打，有利则推翻协议造成既成事实，不利则呼吁停战解除危险；结果共匪得以坐大，国军则从此日削矣。

    马歇尔特使八个月的奔走斡旋，在共匪屡次破坏协议之下，不但不能达成停火，而冲突益形扩大。至三十五年八、九月间，共匪在苏俄的掩护下，已控制大部份东北地区，取得了东北日军遗留的大量武器，并收编了十余万的伪军。此时共匪在关外羽翼已丰，在关内也完成了各种部署，遂变本加厉，将政治协商会议已达成的协议，全部推翻并大举进攻国军，所谓三人小组已无形解体。马歇尔在调处失败之后，竟停止对我政府的军援，并于三十六年一月回国，一走了之；同时撤退全部顾问人员与经援物资，使政府遭受缺乏军事补给与经济崩溃的双重压力，更无异于落井下石了。

    共匪是俄共的螟蛉，目的在赤化中国；他要夺取整个政权，而不是仅仅想分一杯羹的。说得更透彻一点的话，他是遵照苏俄第三国际共党的指示，以赤化中国作为赤化世界之主要步骤；因此决不是马歇尔前来调处可以解决，也不是平分政权或组织联合政府可以满足其欲望的。

    共匪最初伪装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来骗取美国人的同情，更经由国际共党之助，得到一批美国的共党同路人为他瞎吹乱捧，遂使美国短视兼幼稚的政治家、无聊的外交掮客，为他所利用。早在抗战结束之前，已有若干美国人员奔走于延安道上，对共匪大送秋波，共匪遂因此而身价陡增，由本来无足轻重的叛乱集团，一跃而成为有国际地位的政治团体，公然与政府分庭抗礼。胜利后，复藉美国居间调处的掩护；共匪之所以能得势于中国，美国实在给予不少的便利。可是共匪究竟是俄帝的螟蛉，并不念美国提挈扶植之恩，在其羽翼丰满全面得势时，亦全面发起反美运动，不断制造仇美事件，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袭击美军，迫使美国放弃中国，孤立我中央政府，以便最后赤化中国，以至整个的亚洲。倘马歇尔来到中国的时候能有警觉，认识共匪真面目，幡然改图，积极协助政府，援助国军，以一如后来援助南韩、南越的决心，不独可以消减共匪势力，使中国政局安定下来；并且可以使以后在南韩、南越的牺牲亦可避免。可惜美国当时不此之图，深怕得罪共匪，竟把这样危及整个亚洲，影响全世界的严重问题，轻轻错看，飘然置身事外，停止一切援助，后来还发表了白皮书，将一切责任推给中国政府，遂使我政府在大陆首由经济崩溃，循至军事失利，最后令共匪窃据了整个大陆，亦由此而导致了尔后的韩战、越战及将来整个东亚的赤祸蔓延，这岂止是中国的不幸！亦美国的不幸甚至是全世界的不幸！

安徽的复员与接收 

    我于重庆参加军事复员会议完毕之后，因当时安徽省政府正自立煌移驻合肥，地方行政的复员与接收亟待开始，乃立即赶回合肥。

    我回到合肥时，省府各主要机构已迁驻合肥开始办公，遂于是月中旬于合肥召开安徽党政复员会议。会中决定原来各县对该年度施政计划中之预定事项，仍按计划实施，另议定有关复员、接收之事项如左：

    1.前此沦陷县市之地方行政机关、工厂、建筑物、学校等，由各该县市长负责接收。民众团体、及宣传、文化事业，由各县市党部负责接收。各专员公署应负责监督纠查，并分派省府厅处长或委员到各区视察。

    2.与光复地区相邻之各县市，除加强本身的建设工作外，应协助恢复光复地区之交通。

    3.各县市接收工作人员，务洁己奉公，各专员公署每周亦应将接收情形、物资种类、数量列表呈报省府备查。

    4.清查沦陷前地方机关之档案文件及图书，以及沦陷时期敌伪地方机关所有重要事项之档案。

    5.曾充任敌僞机关重要职务之人员，以及著名之恶劣份子，应查明事实报省核办，不得籍公报复，牵累无辜。

    6.不属于县市之机关，依其性质分别由省府各厅处负责接收。其物资、建筑物、案卷、文物，尤须详为登记。

    7.为敌伪破坏之省属机关、工厂、道路、学校、公共交通事业等，由各主管单位依据实际情形拟定修复计划。

    8.各县市为国捐躯或因公伤残人员，由各县市详为调查呈报，优予抚卹。

    9.各县市须特别注意维持治安，肃清匪伪残余分子。

    由于安徽在抗战期间虽孤悬敌后，实际为敌占领的城镇与地区不多，同时共党份子自三十三年秋天在皖东区那场战斗中失败逃回苏北之后，已不敢再来尝试。因此安徽的接收复员工作比较简单，没有遭到共匪的阻挠；不过月余即已接收并清查完毕。至三十五年三月，中央派监察使陈肇英先生前视查时，见各项业务井井有条，表报账册莫不完备，深为嘉许。

    三十五年四月，原第十战区的部队已按军事复员会议的规定缩编完毕，战区长官部于同月撤销，我奉命专任安徽省主席。此时省政接收及复员工作已均完成，今后的主要工作当在从事建设，因之安徽未来的永久省治遂为省内人士所关心。有的主张仍迁回安庆，亦有主张即以合肥为省会者；两派一时争执甚烈。主张迁回安庆的，大抵以安庆为战前省治所在，且控扼长江，天然形胜。主张合肥者，大抵以合肥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且有充分扩展都市建设的余地。由于两说各有理由，利弊互见，乃将此一问题正式提交省临时参议会讨论表决。讨论结果，大多数以安庆受地形限制，幅员狭小，缺乏建设未来都市的条件，同意即以合肥为永久省会所在地。议决后，于是年冬成立安徽省会建设委员会，以省建设厅长张宗良为主任委员主持其事。经过详密的策划与设计之后，于三十六年初开始第一阶段的建设工程，预计于两年内完成以下各项：

    1. 建筑省政府及各厅处，以及省议会之办公房屋。

    2. 建筑自来水厂及发电厂等公用事业。

    3. 拓宽合肥城内外街道。

    4. 修建以合肥为中心的公路及电讯系统。

    5. 协助淮南铁路局修复淮南铁路。

    上述省会第二阶段各建筑工作，经积极的努力，至三十七年秋天已概略完成。惜此时戡乱战局已有逆转之势，余亦适在此时调往华中长官公署任职，未能目睹其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