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有所思，有所感，从历史的时空中来，再回到历史的时空中去。
中国知青史（节选一〕
刘小萌
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是针对当时高小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却成为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
国家也确实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当时农业合作社的建立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材。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语日后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最著名口号。却很少人注意到，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讲的。同年，共青团开始组织青年垦荒运动。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共计60人行抵北国边陲的黑龙江萝北县，建立起以北京市命名的村庄——北京庄。
1960年9月下乡女知青邢燕子事迹发表，引起青年热烈反响。
1962年在全国范围有组织开展知青上山下乡活动首次提出。其实，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都是回乡知识青年。由于进城就业道路基本被堵塞，同时也由于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1962年共青团中央统计：全国农村已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回乡知青3000万人。1965年回乡知青已接近4000万人。
实际上，只有当每年数百万之多的家居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视回乡务农为唯一归宿后，国家才能把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完全转到城市。1962年11月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成立。
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国家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就业方面的限制。每名毕业生尚未跨出校门，他们的档案上已根据出身的不同注有“可去机密单位”，“一般”，“不宜录取”等字样。如果是大学招生，一旦被注明“不宜录取”，即使成绩优异，也只有落榜一途。
当这些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窄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
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给读者一个明确的启示，出身不好的青年只有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才能与“反动”的或者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才能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60年代初树立的城市知识青年典型主要有天津市的王培珍、赵耘，北京的侯隽等。与回乡知青典型大相异趣的是，城市知青典型很少有在推广农业技术、作物改良、良种培育、文化普及等真正有助于农村社会发展诸方面扎扎实实做出成绩者。他们的扬名，更多地是因为国家需要树立这样一批榜样，以推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长期、持久、更大规模地开展。
1966年11月，福建省崇安县某农场知青邱学锋，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向中央要求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权利。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一些地方的场队干部不甘心引火烧身，转而拿软弱可欺的下乡知青开刀。下乡知青返城“造反”风潮涌起。不过，大多数知青迫不及待地要求造反，还与他们时时关注的“户口”有关。返城知青集中抨击“黑暗的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而全国性知青组织羽翼渐丰，又预示着这股破坏性力量益发难以控制。而且，知识青年要户口，要工作，加重了城市经济的压力，也为逐年增加的待业人口提供了决策者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反面榜样。
由此，1967年1月18日「文汇报」发表社论，「人民日报」于5月4日和7月9日，连续发表了两篇重要社论，系统阐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突出强调了它在三大革命、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方面的重大作用。从此，这项旨在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而在60年代初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经济性措施，被完全曲解为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运动。
（1967－1973年）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的勃然兴起,打断了上山下乡活动的正常进程。11月,河南省郑州市一批中学毕业生抵达西藏高原军垦农场安家落户,北京市900余名知识青年赴山西华北农垦兵团参加农业生产。这成为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活动的尾声。以后将近一年里,“文革"动乱迅速波及全国城乡,各级党政机构几近瘫痪,已无法着手知青下乡的动员和组织。
1967年秋,北京市的红卫兵主动申请到边疆插队落户,从而拉开了“文革"10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将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67一1973年;第二个时期,1974一1976年。这两个时期不仅各有自己的高潮,而且以1973年7一8月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为界,在政策上显示出种种变化。
一、红卫兵吹响进军号
由于红卫兵的积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激进的政治意义。它似乎不再是将城市“剩余劳动力”无情地向乡村倾泄的一种手段,而是成为革命青年在红色祭坛前奉献赤胆忠诚的极端形式。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以“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为先导的。
→、上山下乡,如箭在弦
1966年夏季,随着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声令下,“文化大革命"这只“潘多拉的盒子”被一下子打开。文化教育、工农业生产和其它各行各业,都受到猛烈冲击。8月在各大中城市掀起的红卫兵运动和尾随其后的“大串联",将“造反"的狂潮迅速推向全国。
1967年1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策划下,上海市一部分“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的领导权,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后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一事件被官方喉舌誉为“一月风暴",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同时,“革命委员会"这种在极“左"路线卵翼下产生的权力形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基本模式。
“一月风暴"咆哮所至,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甚至“被打倒",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伴随各地“造反派"夺权任务的实现,“文革"的领导者着手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控制下的新秩序。针对教育部门,首先向全国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联,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促使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们回到学校,置于纪律的约束之下。3月7日,毛泽东在给《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所作批示中提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毛的批示和有关材料经中共中央批转,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军训团(有些地方又称军宣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进入学校,师生陆续返校,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实现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接着开展“革命大批判",解放干部,组建学校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训团进校,对结束学校的混乱秩序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同时也把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一套工作方式和作风带入学校,助长了空头政治、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和极“左"思想理论的传播。许多学校撤销教研室(组),取消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将师生按班、排、连的军事建制编队,设立连队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及“突出政治"的做法风行大、中、小学校。这对“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和历届学生分配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中共中央宣布“复课闹革命"后,各地的形势发展大多一波三折。一些地方的大、中学生,依旧滞留校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造反派"纠集在一起,以致武斗升级,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对武斗升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遭到破坏,秩序开始稳定下来的学校,重新陷入混乱状态。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外地串联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原单位。此举最终使迁延一年之久、已完全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红卫兵大串联销声匿迹。
10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在此以后各地学校陆续复课。
中学普遍复课后,一个严峻问题很快突显出来:“文革"爆发不久,所有大专院校就停止了招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工作同时中断,使毕业生的升学道路完全堵塞。另一方面，“文革"引发的大动乱造成1967年生产大幅度滑坡,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工业产值减少13.8%〉。各地工矿企业大多苦于派性争斗,生产步履惟艰,接纳新工人入厂的工作尚无从谈起。这样,中学毕业生就业之路也变得异常狭窄了。当时全国中学积压的1966、19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多达402万人,大批毕业生分配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成为学校恢复教学和招收新生的障碍。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将毕业生分配作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尽管毕业生分配问题迫在盾睫,但全国许多地方还为严重动乱所困扰,一些地区因不断的武斗处在失控或半失控的状态。当许多地方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像中学毕业生分配这样一项涉及面很广,需要不同地区和单位协同合作,自上而下周密计划、布置的工作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在12月15日有关教改问题的批示中,要求大、中、小学校继续将“教育革命"作为学校工作的中心,复课闹革命,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进入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积压在校的毕业生除1966、1967两届,又加上1968届的598万人,三届毕业生(以后习称“老三届")共达1000万人。
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积压在校,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以后若干年里,高中和大学停止招生,升学道路被完全堵死。而整个国民经济又呈现继续衰退的形势,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已经下降9.6%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形势下,对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而言,招收新职工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老三届”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崭露它的头角。
摘自刘小萌「中国知青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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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当血统论思潮抬头之际，国家在贯彻“阶级路线”的理由下，加强了对“黑五类”子弟在高考、。。当这些青年的升学、就业之途变得日益狭窄时，另外一条据说可以使其革命化的“光明大道”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