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西地方自治

宛西地方自治 

    “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1]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的现代化是有决定意义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自治、农村改革、乡村建设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出现了不少关于乡村现代化的建设方案和主张，并有一些被付诸实施。如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的乡村建设派别的自治实验。由于梁漱溟，晏阳初等学界名人的参与，引起社会相当大的关注，后人对他们的工作也进行了不少研究！而同一时期在河南西南部的宛西镇平、内乡等县开展的自治运动，由于地理位置，倡导人知名度等原因，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始终无法引起社会更共高的关注！后人对此研究更是有限，学术专著至今尚无，而论文数量亦是寥若晨星，且由于意识形态偏左，档案资料欠缺等原因，质量也很难提高。研究内容多是对自治运动措施的整理、归纳，更深入的探讨其成败原因，理论根源，社会特点的上佳之作还很缺乏！笔者将通过对宛西自治史料的整理分析，并与同时代其他有较大影响的乡村改造实验对比，发现宛西自治虽然影响不是很大，但却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本文对此将作初步的探讨。

　一、一个重要的人物

　　“宛”，河南南阳之古称！“宛西”主要指南阳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等县“宛西自治”是指二十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由彭禹廷，别廷芳等地方精英发起的一场以“以自卫促进自治，以自治达到自富”为理论指导，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2]为最终目的的区域乡村自治运动。探讨宛西自治的地方特色，不能不对其倡导者及主要领导人彭禹廷的家境生活、性格经历作简单了解！

　　彭禹廷（1893——1933年），名锡田，字禹廷。河南镇平城南七里庄人。父彭山若（字如壁），作过私塾老师，乡村医生。家境不算富裕，“薄田仅六亩有奇”[3]。禹廷从小“颖悟异常童”[4]且志存高远，在开封知新中学求学期间，因生活贫困，有同乡欲对其资助，被他严词谢绝“我志不在温饱，不愿受人推解”[5]。时人回忆他“性刚毅，寡言笑，喜读书”[6]，他的读书范围相当广泛，案头常放有《三民主义》《曾文正公全集》《昌黎集》等，并做有不少读书笔记，可惜“文革”时毁于人祸。彭禹廷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侠义传统，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阎敬轩逝世后，彭禹廷“一切善后事宜，身独任之，义侠之名震三辅”[7]。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当时仍是学生的彭禹廷“乃与张钟端等谋响应，事泄，学生十一人殉焉”[8]1913年入北京汇文大学学习，因经济不济而中道辍学。大革命其间，就职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历任书记官、执法官等。1926年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从政生涯中结识了冯玉祥、过之纲、张之江等军界要人，并与梁仲华等乡建人士建立了不浅的交情。这为他日后办民团，自治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1927年8月在家守母丧期间，开始办民团剿匪。家乡稍定后，于1929年下半年在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开始筹办河南村治学院，自任院长，梁仲华任副院长，聘梁漱溟为教务处长、主任教授。“期将社会农村诸问题，得一根本之解决”[9]。“学院开始伊始，直、鲁、豫、晋诸省，来学者数百人。”[10]1928年8月，镇平县城被土匪攻破，损失巨大。“地方人士，环请归里”[11]。禹廷将学院诸事安排之后，回到家乡，开始了他致死未逾并为之献身的宛西地方自治事业！

　二、极其严酷的生存环境

　　宛西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南边陲，与陕，鄂两省接壤。四周围绕着伏牛山，桐柏山等山脉，境内丘陵起伏。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虽然河流不少，但疏于整治，非但不能灌溉农田，造福百姓，反而经常泛滥，为害乡里。以镇平十区为例“二、九、十区几全为山地，四、五、六区地较好，其余各区大都高低不平，收粮甚少。每亩最高价七十元，低则十元、八元不等，总计全县所产麦、谷、高粱、芝麻等物，尚不足本地需用。”[12]全县山地面积共16245余顷，占田地总数的61%，水冲沙压的耕地1301余顷，占总数的5%，真正的好地仅有7895顷，占30%[13]。其他诸县与镇平大致相同。而镇平的人口却多达38万[14]。人多地少，正常情况下，可勉强糊口，一旦遇到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更加悲惨。“最惨的要算十七八年的旱灾了，十七年秋大旱，十八年春又复大旱，人民根本受人祸的压迫，不但没有一点积蓄，而且朝不保夕；又遇到这种旱灾，……揭借无门，乞讨无路，只有吃草根树皮，……每村每日饿死者，动辄四五人；而竟有割食亲属之死尸者，其惨状可知了。[15]”

　　当时的宛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狼狈为奸，巧立名目，对百姓施以苛捐重税，再加上民国以来的军阀混战，扰境害民，强征乱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当时流传的“宁愿土匪架三架，不愿第三师过一下”[16]“大军之后，必是凶年”[17]民谣便是佐证！土豪劣绅控制地方，将田赋转嫁于佃户身上，“减亩所纳之少数捐税，仍不愿纳，而一并转嫁于佃户……而转嫁之中自己不但不交纳捐税，且可得中饱。”[18]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导致各种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和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乡村经济处于“穷枯”与“死滞”之中。农村趋向崩溃，破产的边缘！从大的环境看“铁路的兴建把河南变成一块光明与黑暗并存的土地。”[19]远离铁路的宛西地区成为真正的“衰败地区”[20]。

　　远离政治统治的中心，农业又不足以维持生计。人们走投无路时，“弱者”沦为乞丐，而“强者”则成为土匪。宛西地区历来都有土匪，民国以来更是如此。1925年，河南土匪“超过5、1万人，……其中超过3、4万人在豫西群山中活动”[21]清末至民国华北的三大股匪白朗，老洋人，樊钟秀都曾以宛西地区为根据地，以至于1919年以后，南阳“无一天太平，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人们便摇头叹气，不愿多谈。”[22]宛西地区二三十年代“之著匪，内乡有吴凤山、艾松年、张凤台、陈长青、武和尚等股，淅川有全兆祥、梁十三、轩青海、冯德振、孙天堂等股，镇平县有邓县窜匪刘百田、刘宝斌等与本县股匪合流，声势最大，邓县有大小股匪70余股。”[23]一般匪众多者数千，少者几百几十不等！1929年8月26日夜，股匪张大先，杨小黑等六千与人趁天黑攻破了镇平县城，“烧房九千余间……县长郭学骥，建设局长杨守勤，承审乔子笺均死于难，架去肉票一万一千余人。”[24]著名作家姚雪垠年轻时就被土匪拉去当过“票子”，后因其大胆和文采，被匪首认做义子，在匪寨住了不少日子！[25]在土匪的侵扰下，南阳十余县“昼则烽烟遍地，夜则火光连天，杀声振耳，难民如缳”[26]。宛西百姓，“一夕数惊”，谈匪色变，恨之入骨！1927年8月，彭禹廷“闻母病急，假归，中道为匪所阻，逮抵里，而太夫人已殡矣。”[27]彭禹廷事后说“可以说，自有生以来，所受的刺激都莫过于这一次。……对于万恶的土匪，又加了一层愤恨。”[28]

　　经济基础脆弱，百姓难以继日；军阀豪绅互相勾结，鱼肉百姓，匪祸横行。宛西地区百姓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这是同时代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中所无法想象的。　

　三、自下而上的自治之路

　　彭禹廷在家守母丧其见，对家乡人民所受痛苦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分。“内为良心所驱迫，外受民众之请求，遂慨然以剿匪救民为职志。”[29]出任家乡所在区的区长，筹买枪支，训练民团，开始救乱求治。1927年9月——1929年6月，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彭禹廷“几无日不在练民团，剿股匪中讨生活。”[30]战斗中，彭禹廷总是身先士卒，其他民团团丁也人人受命，作战勇敢，很快镇平境内的匪患基本肃清*，人民无不“感恩戴德，肃然起敬”[31]。匪患基本清除，彭禹廷发现他的工作远没完成，“在起初剿匪的时候，心里想着：如果能把土匪肃清，民间的痛苦，马上就可以解除。谁知道土匪肃清之后，问题依然很多！——农业如何改良？工业如何提倡？农村经济如何调剂？社会的一切问题如何解决？”[32]彭禹廷将自己的工作由自卫扩充为更大规模的乡村自治。

　　彭禹廷认为“救时”“必由政治入手，方可借政治之力，以谋教育之发展，更借政治，教育之力，而改进农村经济，增加其生产，平均其分配焉。”[33]可见“政治”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其所谓的“政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所谓由政治入手者，必须由组织民众始。”[34]这就是他所认定的由发动下层民众入手，以建设乡村来奠定基础，以区域性的进步来推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自治构想！

　　出生并长时间生活于农村，对普通民众社会心理和政治诉求的正确把握，使彭禹廷懂得该如何发动民众，唤起民众的自觉意识、自救精神。他为普通百姓设计了一个前景光明且足以使人相信的蓝图，即建设一个新镇平：“旧镇平常受土匪蹂躏，新镇平永不受土匪蹂躏；旧镇平常受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新镇平永不受这种压迫；旧镇平有大穷小穷之分，可以说没有人不穷；新镇平要使家给人足，即于富庶；旧镇平不分男女老少，尽在愁苦之中；新镇平要使人人都有人生的乐趣；旧镇平都是各扫门前雪，新镇平要大家团结起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旧镇平人民愚暗，教育不发达，新镇平要实事求是，力谋教育普及；旧镇平自村长区长以及城乡各机关领袖，都是推诿敷衍，不肯负责做事，新镇平要一变以前的恶习；旧镇平会议事项，都是不肯宣布，乡人多莫明其妙；新镇平进行自治的办法，务使家喻户晓。”[35]这样的一个图景，使深受“旧镇平”荼毒的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然而这并非最终的目标，在彭禹廷的理论体系中，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村村无讼，家家有余”，这样一个普通百姓都能理解的儒家传统理想社会模式。蓝图既已设定，彭禹廷便按照自己所设计好的自治路线开始实践，他的自治思想可以概括为“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

　　自卫，即建立民团，剿匪防匪，保境安民。自卫是“三自主义”实施的前提保障。彭禹廷认为要实行自卫，就“必须用民众的力量，民众有力量必须组织，而组织民众的方法，则为民团的组织。”[36]普通民众“但能有组织，有训练，一可当十，十可当百。”[37]何为民团？在彭禹廷看来，民团是“地方的，自救救人的，生产的，建设的，自然的，固定的，永久的，互相关系深，立与不败之地，并非指现在（土匪式的，局所式的，游勇式的）冒牌民团。”[38]“办民团以增加实力，减轻负担为原则。”[39]民团首领必须是“无自私自利有有救世救人之心的公正士绅”[40]。民团分常备民团和后备民团，“常备民团要化兵为工，后备民团要寓兵于农。”[41]常备民团再剿匪间隙进行生产，如工艺，建筑，修路等，后备民团则是匪来集中，匪去务农。彭禹廷要求民团团丁做到“四化”：战时“军人化”，像正规军人那样以高尚的爱国爱地方的热情投身到剿匪战斗中，平时则要做到“学生化，工人化，农民化”[42]，以增长知识，增加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抵抗一切压迫，都是由民团负担，民团则是社会组织的重心，农民团结的中心，建设新社会的中坚。”[43]

　　自治是彭禹廷地方建设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要实行自治在地方上有不小的困难和阻力：“一般人民的无知识，在他们未受到普遍训练或宣传以前，他们不明了自治是什么东西，这时的民意却掉迷信、固执、愚昧、畏惧以外，所余纯正的成分是很有限了，所以在这时期，只能作所谓‘启蒙运动’”[44]“乡村封建势力的雄厚，所谓有门第的与有恶势力的在乡村是特殊阶级，一般好人都是避不问事，完全持消极态度，一般民众则畏那些特殊阶级如蛇蝎。”[45]自治人才十分缺乏，“受过自治训练堪任工作的寥若晨星。”[46]彭禹廷意识到将会遇到的困境，并做好了循序渐进的准备，认为自治“乃随时而演进，并非如何如何也。”[47]彭禹廷认为在自治初期，由于普通民众的自治意识尚很薄弱，必须有地方上的“积极好人”“正绅”去领导。在当地知识分子有了自治能力后，实行以民选为主的“半自治”，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真正的自治，“打倒官治，避免绅治”[48]。在机构设置上，镇平成立了“十区自治办公处”和“县自治委员会”，统管全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诸事。完全取代了国民党省政府下派的县政府，“于是省政府派来之县长、承审、建设局长、公安局长，除应付省方公文，以●*笔答覆外，均照例拿薪水，支公费，无事可作，无弊可舞。”[49]地方权利完全归地方所有。

　　自富，即发展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彭禹廷认为“生产有办法，分配有办法，那便是镇平县民生主义的成功。”[50]生产包括“（一）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二）金融的流通……（三）农家副业的推广……（五）家庭工业的振兴……（八）设立工厂（九）注意运输（十）一切合作社之组织……”[51]等，上述措施在自治期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贯彻实施。在分配方面：“（１）整顿机关（２）清理积欠……（３）取消苛捐（４）禁止乡镇罚款”[52]等。

　　教育在彭禹廷的自治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三自”事业均“以教育为促进之原动力”[53]。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手脑健全之良好国民……以适应自治之需要”[54]。自治期间，普通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１９２７年以前，据不完全统计镇平全县“共有高小，初小４３所，学生１２００人”占总人数的３‰[55]，而１９３３年的统计是：学校４８７所，学生总数１５４００人，占总人口的６％[56]，虽然称不上普及，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教育方面另外一个显著成绩是宛西乡村师范学校的创立，作为宛西自治发展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的基地。１９３３年３月１日，宛西乡师在内乡天宁寺开学，公推彭禹廷为校长。学校占地５０余亩，房屋近４００间，规模可谓不小。学校聘请了罗卓如、王扶山、孙伏园等国内知名人士前来任教，并经常请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的乡建名家来讲学。校内政治环境相当自由，学生可以在学校合作社内买到《朱德传》、《毛泽东自传》、《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小册子。学校不少学生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

　　宛西自治在彭禹廷主持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前人对此叙述颇多，不再赘述。《大公报》记者称宛西“自治成绩，可称模范”，抗日战争爆发后，“豫西的镇平”[57]成为河南高校及其他省会学校内迁的主要目的地，河南省政府也一度迁至内乡县的丹水镇。可见当时宛西的确是河南省地方治理相对好的地方！

　　在整个自治过程中，以彭禹廷为首的宛西地方精英用最大限度的地方利益的追求去影响，号召，发动群众。彭禹廷主张“本地人做本地事，用不着借才异地”[58]，与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等不同的是，宛西自治是本地人而非任何学术团体、学校机关或者政府机构所主持。彭禹廷是土生土长的宛西人，他逝世后，继任者亦大都是宛西人：别廷芳（１８８３――１９４２），内乡县丹水镇张堂村人，罗卓如（１９００――？）河南商城（今安徽省金寨县）人，王扶山（１９０７――？）河南镇平人，李益闻（１８９２――１９４２）河南南阳南召人。而梁漱溟生于北平书香之家，“与农村生活的最初接触是在１９２３年夏”[59]，此时他已年过而立，他们从事乡建工作多是对自己治国政治构想的实地实践，与彭禹廷等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基础上进行的乡村自治有太多的不同！宛西自治是在宛西这片固定、天然的土地上进行，而不是经过人为意识的选择的场所；是直接快速的为民众谋切身利益的现实操作，而不是探索实验、寻求方法的实验活动。宛西自治一开始就是“剿匪防匪”为直接目的，切实带领民众发展经济，改善生存环境。彭禹廷对这两种不同路线有自己的认识，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５日的日记中记载，“复×××＊一信，留稿”[60]，现在此稿已不可得，可能是此君在来信中与彭禹廷探讨不同的乡建思想，彭禹廷认为“久于都市之人，对于乡村事业，往往涉于理想者多，与事实相去太远，×君或亦不免有是病欤？”[61]，可谓一语中的！梁漱溟也曾感慨到自己“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62]。

　　总的来说，宛西自治是一场农村人自主探索、自己治理，具有强烈自救、自保意识和浓厚内向地方主义色彩，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基于乡村本身）的一场区域社会变革运动！

　四、假道三民主义——自治理论的根源及无奈

　　彭禹廷的诗稿，保存至今的不多。写于１９３２年春天的一副诗联，颇能反映他办地方自治的心态：

　　社会事业，原无了期，即使再干三、五十载，依然富者富，穷者穷，仍所难免，何如就此撒手，落得一身干净。　　　菩萨心肠，宁有止境，虽然多救千、百万家，还是哭者哭，笑这笑，那能普遍，不如屠刀早放，犹可立地成佛。[63]

　　１９３２年正是彭禹廷的地方自治事业蒸蒸日上之际，这副诗联所反映的完全不是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改革者的精神面貌。其中原由，颇值玩味！

　　行乡村自治，彭禹廷对中国乡村社会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吾国社会本是一散漫的，当然非由组织入手不可，但既是一散漫的，谈何容易●言组织？组织就绪之后，固然能形成一种相当的力量，而组织伊始，决非不凭借一点力量所能办到，此所谓凭借一点力量的意思，尚不是对社会本体而言，即让在这散漫的社会里边，勉强将经济的组织弄成片段，谁能保险在污浊政治一方面不发生障碍呢？仅言障碍犹是客气的话即横遭摧残亦是意中之的事。”[64]彭禹廷认识到自治事业的原动力是“组织”，而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组织”即使在经济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总归要被黑暗的现实政治所吞没。

　　为了避免自己的事业不至于“中道崩殂”，他极力的将自己的“三自主义”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靠拢，试图在“三自主义”和“三民主义”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彭禹廷认为“三民主义”是“三自主义”的理论来源，而“三自主义”是“三民主义”在区域地方的缩小和具体化！他指出：“吾所谓‘地方主义’，即总理之三民主义，范围上虽有大小，实质上初无二致也。总理之三民主义，欲造成一个富而强的民国……，不过中国地面太大，一时不易成功。无特缩而小之，以适应一县之用，待吾县成功之后，他县自然取法，此亦总理之遗教非生创也。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方主义，即总理之三民主义也。”[65]彭禹廷将“三民主义”牵强对照，缩小在一县范围之内，创造出“三自主义”学说。与其说是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倒不如把它看成是彭禹廷为自己的自治事业寻求自我保护的努力！彭禹廷并把“三民主义”的意义有意夸大“地方革命（地方自治），为总理所提倡，政府所承认，世界潮流，国家趋势所驱使。”[66]宛西自治是在社会各种秩序极度失衡的情况下进行，不但没有任何官方的授意和许可，而且基于对现政权的不满，宛西自治领导人还提出了“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扫除一切地方自治活动的障碍。镇平，内乡的县长因反对自治，被彭禹廷，别廷芳诛杀。在当时看来，彭禹廷的“运动方向是反政府的”[67]。“三自主义”标榜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源源，与“训政”时期所要求的地方自治相呼应，从理论上与国民党站到了一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抵御国民政府摧残和破坏，引起社会普遍的舆论同情和关注，保证地方自治事业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顺利进行的策略！其中也透露出彭禹廷在黑暗现实面前的谨慎与无奈！

　　彭禹廷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了无期”“无止境”的，自己的方案不是彻底改造社会的正确理论！他指出“三自主义”的实施只使“社会问题，可暂告一段落。”[68]对于诸端事业，自己“只能量力而行，走一步说一步，作一分算一分耳。”[69]不可能彻底实现其所预定的目标。即使宛西自治最为人称道的民团，他也认为“正在试验中，尚不敢自信也。”[70]这一方面说明彭禹廷性格中的谨慎稳重，更多的意义恐怕还在于对环境的失望和对自己事业确无彻底成功之把握！这种不自信的心态在近代以来的改革者中是普遍存在的！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是彭禹廷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自治理论的根源上，彭禹廷找到了“三民主义”这个护身符！然而自治实践毕竟触动了地方豪绅的切身利益；相对独立的内向型政治、经济、军事发展模式挑战着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权威，相对与国民政府决心要实行的“地方社会官府化”[71]“一党化”，彭禹廷个人的力量毕竟太渺小了！当宛西自治各项事业顺利进行时，首创者彭禹廷却死于非命。对其死因，至今尚无明确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彭禹廷的卫士班长杨天顺被人收买*，乘彭禹廷熟睡之时，将其活活勒死！彭禹廷尚未“就此撒手”“屠刀早放”，反动势力已迫不及待的向他举起了屠刀！彭禹廷的不幸逝世，对中国的乡村建设事业是巨大的损失，“不独乡建中失一领袖，亦中国文化失一中坚。”[72]为了纪念他，由梁漱溟等发起创建了“彭禹廷纪念图书馆”[73]。而彭禹廷在宛西的事业则由别廷芳和“三自理论”的其他阐释者继续进行！

　　宛西自治在极其严酷的内外环境下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彭禹廷在自治的道路上探索了一条以“三自主义”为核心内容，自下而上，由农村人治理农村的乡村突围之路！迫于时代的局限，彭禹廷的自治理论不可能在当时取得成功，自治事业成了“了了无期”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彭禹廷为他所从事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也反映出在现代化的探索道路上，中国社会底层的强烈诉求和无奈挣扎！ 

参考资料：
 1.内乡宛西地方自治资料

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5895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