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2

刘士毅先生访问纪录（之二） 

南京临时政府撤换赣督之内幕 

    我回到九江后，因援鄂有功，又值参谋部无入主持，乃由我代理参谋部长。马毓宝这时已是江西全省的都督，因为吴介璋原为南昌都督，吴为人谨厚，因洪帮到处滋事，无法统驭，曾一度以彭程万继任都督，彭亦为好人一个，缺乏领导全省能力，应付不了赣军中的洪帮，后遂以马毓宝为江西全省都督。

    自马毓宝接掌江西全省事务后，各府县洪帮到处搜掠，骚扰人民甚烈。南京政府乃以马「烟瘾甚重，纪律太坏」为由，将之撤换，另以李烈钧代之，但李烈钧与江西部队并无渊源，仅与刘世均交情较好，时刘任协统，辖有两团人。李烈钧到任时，由刘世均从九江派兵一团护送他至南昌，另一团则仍留驻九江。朱汉涛仍是九江的卫戍司令。当李烈钧先生尚未到任以前，马毓宝尚未解除都督之职。但人人都知道马之督赣完全靠朱汉涛的力量，现欲去马，非先去朱不可，朱汉涛与刘世均不和之主因就在此。李烈钧未到赣以前，刘世均亲率部队围困九江卫戍司令部，逮捕朱汉涛的原因也在此，这时我才由湖北回到九江，当时我并不知这个内容，待南京临时政府下令枪决朱汉涛，撤换马毓宝，以李继任赣督，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内容。南昌原驻有四团军队，其中一团反对李烈钧最烈。我由湖北回九江不久，虽暂代部长，但无事可做，故待李烈钧接任赣督以后，向他建议九江参谋部可以撤销，我到南昌后，刘世均见我无处可宿，便要我住在他旅部，当晚十二点左右，忽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我前期同学王事干，他说有要紧事要找刘旅长，我也不知道刘世均那里去了，他说：「赶紧找他来！」原来这位是反李烈钧最激烈一团的副团长，与刘系保定同期同学，当天，四团人秘密开会，准备同时出兵，包围都督府，搞掉李烈钧，他也参与会议，会散后乘人家不觉，特来告密。叛军预定十二点行事，待警钟一响，即出兵围都督府，先将刘世均之一团解决。我们得悉此消息后，迅即派出一排人将把守警钟的一班人加以解决，并占领其地，使警钟到时不响。此外，我带了一营人，冲进反李最激烈的那一团，团长逃跑，一下子缴了二营人的枪。其余三团见警钟不响，为首的一团又被解决，故不敢动，因此李烈钧乃得无恙。李由此对我另眼相看，认为我虽年轻，还有两手。  

民元出任抚州知府兼临川知县 

    李烈钧任都督后，便委派我做抚州府知府兼临川县知县，命令发表后，大家甚为诧异，他们认为不该派一个无行政经验的青年，一个没有政治学识的武人来担任此一工作。其实，我另负有秘密任务。那时抚州有巡防营等军队几千人，既无战斗能力，纪律亦不甚佳，每月需饷几万元，公家无此款项，每月均由地方摊派，人民不胜其扰，所以派我去用缓和的方法解决这些部队。我去的时候，刘世均派一排人做我的卫队。我到任三个月，将巡防营中的人事情形调查一清二楚后，李烈钧来电要我在钱粮项下拨出几万元作为军饷，于是我就通知这些军队主官，说某日在知府衙门点名发饷，请率部队不带武器，务必徒手参加。到发饷那天，我将所带之一排三班人，以一班任知府衙门守卫，一班担任街上巡逻警戒，另一班带着预僱的民伕，到军队驻地搬运部队的军械。这些巡防营以为我只有一排兵，不会有什么举动，所以不加防备，都徒手来知府衙门领饷。我按照名册逐一点发，见其人有素不安份，在军中发生帮会领导作用者，即在名册上作一记号。点名完毕后，没有问题者，便令他们回去，只请这些人吃饭喝酒，筵席共开三十几桌，正在点名时，另一班兵士已带着民佚将这些军队的械弹搬运一空，事情来得突然，他们只好屈服。最后每个人发给几十块钱，便将这些部队平安无事的解散了。我便打电报给李烈钧，报告任务达成。民国元年二月我到任，同年十二月任务完成离开，前后共十个月时间。 

参加二次革命（湖口倒袁之役） 

    我所参加革命诸战役中，以民国二年的二次革命最显得紊乱无章。就我所知江西湖口讨袁之役即是如此。

    民国二年，宋教仁被刺之案发生后，赣、皖、湘、粤诸省因激烈攻击北京政府，袁世凯深慼不快。袁欲控制江西，于四，五月间任命汪瑞闓为江西省长，当时李烈钧（协和）为江西都督，表面上对汪入主江西省政，并不反对，待汪抵达南昌后始发动各机关团体开会反对，都督府顾问蔡锐霆率领各机关人员至汪之住处劝他离赣。汪见情势如此，即日回到北京。汪离去后，袁世凯对江西更为怀恨，但是尚无罢免李协和之意，曾派王芝祥（铁珊）王江西调解，并由北方二、三革命党人士陪同，旨在缓和江西革命党之反袁情绪。王调解不成而去，所陪同而来之革命党人如耿毅、张晓江等人，则被留在江西任职。袁世凯见王调解失败，才决定对江西使用武力。袁之策略：第一步免李协和之都督职，但袁怕免李之职而激动了江西之军心，所以首先分化江西之军队。江西境内原有二个师，第一师师长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之欧阳武，第二师师长为李之亲信刘世均。欧阳武之兄欧阳成是北京国会议员，袁世凯利用此一关系，运动欧阳武脱离李协和，并答应欧阳于免李之后继任江西都督，欧阳接受了袁之条件。所以，拥李协和的只有刘世均一师人：但是，刘这一师人，有一旅驻防赣州，一团驻防鄱阳县，一团驻于九江；刘虽忠心于李，无奈兵力分散，不能为力。同时，李也未料及袁会罢免他，更未料到欧阳武为袁所收买。所以，李知道被免之消息后，在各界人士欢送下，仓惶离去。由此可证明湖口之役，李事先毫无计划及准备。李协和免职令下，袁世凯同时发表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

    此时，刘世均的师部虽在九江，他却住在南昌，后来他回到九江，犹不知驻防九江之团长李定魁已被北京政府所收买。不久，北军李纯突率所部一师登陆九江，欲包围刘部。李定魁因与北军有了勾结，不便与之相抗，又不敢公然叛离刘世均。他以一团力量不足与李纯一师力量相抗为藉口，退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此时李烈钧已由沪回至湖口，曾以电话通知刘世均，嘱其在九江向李纯师发动攻势，刘知此时在九江实无可为力，嘱我率师部职员一部，先至小池口带着李定魁之愿随行者，由长江北岸赶到湖口。这时，我是刘之代理参谋长。同时我也接到李烈钧先生的电话，始将九江的详情报告他。他知九江不可为，所以才决定在湖口起义。

    我到小池口，告知李定魁李都督已回到湖口，劝他与其在小池口，不如去湖口，李因与我是多年朋友，而部属又多与我相识，只好支吾答应我。我们由小池口出发，中途遇着暴风雨，几经艰苦才到达湖口的长江北岸，此时，北军已有二艘军舰横于江心，无法渡江。李定魁来湖口本是很勉强的，见此情形，乘机对我说，既不能渡江，不如回到小池口。他于是又带领部队回到小池口，我也无法阻止他。李回去后，我觉得留在湖口对岸不是办法，遂转至安徽东流渡江至祁门。当我走近江西边境时，遇见许多败兵，打听之下，都说李都督在湖口失败了。我只好由祁门迂道赶至南昌，找护军使欧阳武，问李协和之下落，他告诉我李已败退至南昌官钱局附近之轮船上。我由护军使衙门出来，到南昌官钱局附近河边，发现李协和之火轮正停在河边，遂上船见李。李告诉我，江西已无办法，正准备离开南昌。他经袁州（宜春）入湖南，谭组庵待之很客气，后来在长沙换江轮赴上海。刘世均一干人等不久也到了上海。 

初次赴日本求学 

    李协和走后不久，李纯之部队也到了南昌，我见南昌不能久留，遂复经祁门、东流乘江轮也赶至上海。当时约为七，八月，天气燠热，我经二个多月之奔波，身心憔悴不堪，复以身上不名一文，所以情况非常狼狈。我到三洋泾桥，本想投宿全安客栈，因为既无行李，又无证件，客栈不允我留宿。上海偌大地方，我既举目无亲又人地生疏，心中真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上海的大马路是热闹通衢之地，心想在那里召徘徊，或许可以遇见一、二熟人。果然在大马路我遇见一位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纺绸长袍，面貌非常熟谙，我问他：「你不是某人？」原来他是刘世均的中校参谋黄在中，他说李协和．刘世均等已去日本，只有好友黄光斗尚在上海。我去见他，他见我狼狈之状非常惊奇，问我何故一至于此？我将数月来之情况大略告诉他，问他是否知道李协和、刘世均住在何处，他也说他们都去了日本。我问他何故来到上海？他说因见江西倒袁事业很难成功，所以早就来了上海。他在上海，靠在洋行织袜为生。他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身上不名一文，困穷万分，不知从何打算起。他说他原有去日本之计划，邀我一同去。我说在上海住食都有问题，如何去得成日本？黄为人很热心，他说卖掉织袜机大概可得百余元。当时由上海去日本长崎之三等舱船费只要七元五角，由长崎至东京的火车票也是日币七元五角。两人之费用约有六、七十元足以够用。我原以为陷入绝境，如今有人愿出旅费约我去日本，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在赴日船中，我们幸遇一位过去江西高等农业学校的同学，他在日本求学多年，恰巧暑假结束，回日本上学。他是日本通，替我们安排一切。到了东京，我们住在下宿屋旅馆。他又帮我们打听出李协和、刘世均等之消息。当时浪迹日本的江西人士很多，纷纷请李帮助，他不但接应不暇，也爱莫能助，不久李便到南洋去了。我们的经费有限，李又无法援助，幸而刘世均了解我们的困难，邀请到他家中居住，才算是解决了窘境。

    我在刘家住了三个月，因为孙总理一面鉴于二次革命之失败，一面觉得同志们多是勇武有余而学识不足，他接受犭养毅、副岛义一、寺尾亨等人之建议，成立政法学校以充实同志之学识。我自己觉得住在日本无事可做，于是请求进该校读书。政法学校的教室是利用东京锦町锦辉电影院对门之工业专门学校之教室，因为该校学生每日下午须赴工厂实习。教室空出，故可借用。寺尾亨博士为校长，教授均由寺尾亨聘请，因他在东京帝大执教二十五年以上，桃李满天下。是时在政法学校担任课程的有小野冢喜平次、小林丑三郎、吉野作造、崛江归一、副岛义一等有名的教授，而且多是同情革命党的，所以他们不取分文报酬，纯尽义务。学生中不谙日文的人很多，上课备有翻译。经常担任翻译的是戴季陶、殷汝耕、殷汝骊、文群、王侃等人，其中以戴季陶、殷汝耕两人担任的时间最多。此外，孙总理聘来一批日本退役军人成立大森军事训练班，灌输革命同志之军事知识。这个训练班所授的课程很简单，凡在国内军事学校毕业的都不愿意参加。

    政法学校开学时，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曾前往观礼。事前寺尾亨告诉我们说：「虽然陆是北京政府派的，但是开学时他来观礼是本校的贵宾，希望不要侮辱他。」同学接受了他的意见。这件事却引起很大的影响，因为北京公使馆见我们对待陆公使很客气，以为我们对革命事业并无很大的信心与热诚，于是派蒋自立来校活动同学，说道：「只要同学不反对袁世凯，不但可以继续读书，北京政府还给以津贴。」有数人遂被他收买了。后来有位同学吴先梅怕以后再有人被他收买，很恼怒蒋自立。有一日清晨，遂跑到蒋的寓所，开枪打伤了他，此后公使馆收买同学之事才停止。民国四年冬，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做皇帝的野心愈来愈明显，孙总理要我们回国革命，政法学校至民国五年始停办。该校前后共开办约有二年半。这期间因为办理成绩很好，不但国内逃至日本之革命同志纷纷加入，就是在日本各大学中之华籍学生也有不少参加。

    在东京时，我与各省的革命党人接触很多，孙总理手下的人比较急进，黄克强先生手下的人比较持重，因此种关系，孙、黄在日本似不甚融洽。二次革命所以失败得很惨，不仅因为缺乏周密的计划，内部不团结也是一大因素。

    在东京，我交结了不少新朋友，如李大钊、林祖涵、易象等人。李、林原属孙洪伊之进步党。林祖涵是林秀梅之兄弟，初听孙总理讲三民主义非常敬佩，后来听了陈独秀之共产主义才步入歧途。李大钊之旧学很好，道德观念很重，不知何故参加共产党。今日在大陆之共党作家田汉，即是易象的外甥，当时随易在日本，也不过十六、七岁。 

民国四年冬回国参加讨袁之役 

    孙总理既要我们回国参加革命，他给刘世均数千元作路费，刘分数百元给我，要我回到江西利用与李定魁之关系，运动方本仁的部下。当时方本仁是赣西镇守使，李定魁是方的团长。欧阳武自从被赶出江西后，袁世凯在北方给他安插一个闲职。以后，江西人因见他为人完全是见利则趋，毫无宗旨，大家很看不起他。

    四月，我由湖南入江西，在长沙时，曾见湘督汤芗铭。汤受乃兄汤化龙在上海主张反袁之影响，有动摇之意。我所以能见到汤芗铭便因为有汤化龙之介绍信。我由长沙乘株萍铁路到萍乡，会见李定魁，劝他乘机而起，我说：「我们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于今袁世凯又要称帝，正是需要我们再革命之时。」李很狡猾，并不反对我的意见，说是方本仁下面有三个团，如果他一团人起义，很容易被消灭。他要我到湖南请援兵，说是湖南若能陈兵赣边，起义较易成功。当时，湖南有一团人驻扎株州，团长是陈策，陈之叔父为陈裕时，与汤化龙是深交，我路经株州时，曾拜会过他。他很赞同反袁之革命，告诉我只要江西义纛高举，他一定响应。所以，李定魁对我如此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并以为请陈策派部份部队至江西，应该没有问题。我连夜乘火车王株州，找到陈策，将情形告诉他，请派二连人随我至江西。陈答覆我部队调动权在于督军，但是只要江西有了消息，他一定呼应，我见他的话已不可靠，又星夜赶回萍乡。火车刚入车站，我见有些军队被围在车站缴械，心中很高兴，以为李定魁等不待我回来，便动了手。打听之下，原来是我活动李定魁起义之事机洩露，方本仁派其他二团人缴李一团人之枪械。我虽然知道事已洩露，心中很镇静，还是回到原住的地方。一进屋发现已有好些便衣人员在等着我。我很从容地向他们打招呼，脱下长袍，放下皮包，躺在椅子上，对他们说：「我已掌握在你们手中，无话可说，我这数日仆仆于道途，既饿且倦，你们能否煮点粥给我吃？」那些人很好，听我如此说法，真的到厨房中煮稀饭。我坐的地方是客厅，外面是一道走廊，走廊与大门之间还有片小园子，我见走廊上有只水烟袋，得到他们的同意，我走过去想取水烟袋吸几口烟。正当我过去取水烟袋时，回头看见他们打开我的皮包，在分我的钱。我心想此时不走尚待何时？拔足便跑，他们随之在后追。我后来因得到路旁一农家的掩护，才躲过了他们的追踪。 

民国五年冬二次赴日深造

 

    躲到晚上，我悄悄地到湘东车站，爬上运货的列车逃到株州，在株州遇见一位朋友，借了几块钱才到了长沙。这时大约是五月上旬的事。不久袁世凯因众叛亲离气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我住在长沙，无事可为，辗转赴上海，北京，此时，北京政府保送一批学生赴日留学，而日本方面限制入学之规定也放宽，中国学生不但可以进士官学校，也可以进各兵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等。我由政府保送至日本陆军砲工学校留学。这是民国五年冬季之事。在砲工学校读了二年，又入了千叶的砲兵射击学校；九个月后，进东京帝国大学之造兵科，到了民国十一年因孙总理挥兵北伐才回国。

返国参加总理领导之北伐 

    民国十一年，我回抵国门，经上海至广州，陈炯明见我是东京帝大读造兵科的学生，派我至石井兵工厂服务。当时，陈以内部未统一为藉口，反对北伐，他说孙总理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只是一付对联，没有多大用处。我见陈之态度如此，准备去梧州，转桂林谒见孙总理。行至广西昭平，遇见很多军队由桂林向梧州方面行动，我心中纳闷，不知桂林方面的军事部署如何？正当此时，迎面来了一乘四人大轿，原来是李协和先生坐在里面，他当时是大本营的参谋总长。他在轿里也看见了我，停下轿，问我去那里？听说我要去桂林，立刻叫我不要去。当晚，我留在李处。他告诉我此次北伐军所以突然调回广东，一面因为广东内部空虚，陈炯明之主力如叶举、熊略等部队都驻在广西南宁一带，如果此时革命军回师广东，陈在广东之势力不难一鼓而下。他交给我一团人，要我驻邕江两岸，以防陈部回头。大本营之部队如彭程万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许崇智之粤军等都源源开回广东。陈炯明受此打击，所以才让出广州回到惠州去休养。

    革命军回到广东后，改由韶关入赣。李协和仍是参谋总长，大本营此时是设于韶关，所有北伐的军队均由粤入赣，彭程万的赣军可说是入赣的先锋，其他如许崇智的粤军、朱培德的滇军及李福林所部等，大部份已经信丰到达赣州附近，留在韶关大本营附近的只有少数部队，广州只剩孙总理一人及少数卫队，后方过于空虚，给陈炯明以可乘之机。我当时是大本营的高级参谋，李协和又派我任督战官，故我随赣军赖世璜部前进。此时，赖尚系彭程万部的混成旅长，因我与赖有旧交，故住在赖的旅部。适赖的参谋长出缺，李协和先生要我兼任赖的参谋长。是时北伐军的主力已集中于赣州。赖对我说这次北伐我们江西人要特别卖力，你先率领旅部必要人员及部队先行，拟经过泰和向吉安前进，我在赣州与各军领袖取得连系后，即星夜赶来。我遂由赣州城率领部队先行，及占领泰和县后，不见其他部队继续前来，正疑虑间，赖世璜仅带少数人员赶来，嘱我令前方部队，撤回赣州，因为陈炯明乘我大军北伐入赣之时，即暗中调集叶举、熊略等部，星夜返回广州砲击观音山孙总理寓所，并向韶关大本营袭击，已被占领，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军由赣州折回驰援，我们不能单独再进，应先退回赣州再说。迨我们退到赣州后，始知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等军到达韶关后，又被陈炯明军击败，折回赣边。赖世璜部因受北军压迫，亦向信丰退却，待抵信丰后，遇着许崇智、胡汉民等，狼狈不堪，正拟东向福建边境退却，并要求赖部在信丰以北布阵，掩护他们的退却，此时福建内部情形，竟有出乎我们意料以外之事。即福建督军李厚基，与驻泉州一带之王永泉部势将火拼，王永泉与许崇智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王见许到，予以械弹的接济。许王联合攻李，李势不支，其部下王献臣师驻在闽西汀杭一带，归顺革命军。李厚基遂被许王驱走，许部遂占领福州，声势为之一振。

    此次北伐在江西失败后，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先遣军司令余维谦、别动军司令胡谦等，因战败后均离开部队他去，惟有赖世璜始终团结所部，并收容他军流亡官兵合计五、六千人，自民国十一年冬季起，辗转流离于广东之连平、和平、梅县、大埔、福建之永定、龙岩、漳州，形同土匪流寇者，几达两年半之久。至民国十三年冬，官兵深感流离之苦，因为赣南人居多数，均欲打回老家去，决心进入赣南，稍事整理休息。是时有北军常德盛一师，驻在雩都、瑞金一带，本准备与之一决雌雄，不料我们一入江西境内，常德盛师长不但对我们没有敌意，反送来一张拜把帖子，愿与赖世璜结为盟兄盟弟。江西督办方本仁见此情形，遂收编赖部为江西陆军第四师，驻于瑞金，雩都、会昌、寻邬等县，前后达一年余之久。

北伐军入赣之开路先锋赖世璜

    民国十五年，蒋总司令在粤誓师北伐，是时邓如琢继方本仁为江西总司令，有意与福建的周荫人夹击消灭赖部，以防我们加入广东的北伐军。我们一面感于实力孤单，一面感于北伐大义，赖遂派人至广州请求参加革命。当时朱培德的滇军中设有军事教育团，由熊式辉任教育长，熊与赖世璜是保定同期生，透过这种关系，请朱培德将我们愿意加入北伐军之意转呈蒋总司令。同时，赖又要我去南昌探听闽赣夹击我们之事是否确实。他所以要我去，一则因为我是他的团长兼参谋长，二则因为邓如琢下面有位师长冯绍闵是我在保定速成学校时的战术教官，此外，还有几位同学在他那里任旅团长。

    我到南昌遇见一位同学李钧，他是江西人，生长北方，曾在邓如琢部任过旅长。他见了我很惊奇，问我为什么跑到南昌来？他说：「福建长汀、上杭之部队，与驻赣南之部队已准备动手解决你们！」我听李如此说法，立刻去见江西军务帮办蒋镇臣，蒋原是方本仁的师长，师部驻吉安。蒋本人驻南昌状元府，当时已是晚上十一时，蒋已休息，我到他那里说有要事要见蒋帮办，门房才肯通报。蒋问我有什么事，我问他闽赣部队准备夹击我们之事是否真确？蒋愣了良久，问我消息的来源，我说：「你们即将开始行动，怎会不知？」我继续说：「此行之目的不是求你们饶我休兵，而是请问你们，赖部经方前督办的德意，收编我们，一年多来生活比较安定，所以官兵都很感激方督办，今邓督办要与福建联合解决这部，老实告诉你，我们在闽粤赣边境流亡了几年，道路及地方情形，均甚熟悉，纵然打你不过，我想跑一定跑得过你。况且广东方面，近来北伐之说甚盛，邓督办这种作法，可说是为丛驱雀。」蒋反问我：「既然如此，你深夜来此，究竟为何？」我知道邓、蒋意见不和，遂说：「我深夜来此请教帮办，赖部深感方前督办的德意，并知帮办是方督办所最信任的人，所以特来请示，帮办是否肯收容我们这一部份？」蒋遂对我说：「我现在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话，你想归我收编，我知道赖世璜，是反覆无常的人，除非你的十六团及易简昀十三团，都无条件的开到吉安来，听我处置，以确实的行动表现，否则一切不谈。」我说：「就这么办，否则请邓督办照原计划联合周荫人如期对我们进兵好了。」我说毕拿起帽子就走，蒋马上拉着我的手说：「你这样去见赖世璜，与我交涉的凭据一点也没有，似乎不妥，现在我回赖一函，并送军衣五百套作为你对赖说话的根据。」

    我由南昌乘小火轮至赣州转至雩都师部，将情形告诉赖世璜。赖告知我广州方面指示我们要先有行动表现，然后才能予以支援。既然如此，这部队原来都是革命种籽，与北方军阀是无法相处的，我们遂商定先打赣州、信丰。全师部分为两路，一路下赣州，一路攻信丰，每路有兵四营，四营为预备队由赖亲自指挥，策应双方。当行军至离赣州二十里之江口时，有赣州镇守使杨池生部一营，在此警戒，问我开赴何处，我方答云奉蒋帮办的命令拟去吉安的。杨部营长说请你们暂停，俟我们询明蒋帮办后再请行动，我们遂在江口准备午餐。赖部官兵赣州的人很多，杨池生部一师，师部驻在什么祠堂，团部驻在什么庙宇，某一城门楼上有兵一排，某处有兵一连，一一侦查清楚，并令我方部队某营到何处缴某团械，某连到何处缴某连的械，某排到某城门缴某排的械，事前一一部署完毕，并择道路熟悉、地形明了官兵，分别担任引导。迨杨部在江口放哨，营长回信说你们可以经赣州下吉安。去时正值天下大雨，我们乘雨赶至赣州，乘敌不备，各部按照事前计划分头同时执行任务，不数小时将杨池生师全部解决，信丰方面亦同样告捷。当时杨如轩师有一旅驻大庾，听说赣州信丰的事变，拟偷经遂川逃往吉安，亦于次晨经我们中途截获缴械。至此我们作北伐军入赣之开路先锋，可说是圆满达成任务了。至此蒋总司令下令任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为该军党代表。广东北伐军入赣的先头部队谭道源师也可以不发一枪一弹的顺利进入赣州了。

龙潭之战

    民国十六年龙潭战役之前，我们曾渡江北伐，我走东路，归何应钦先生指挥，经东台、如皋、盐城、阜宁、灌云等地而至海州，再由此而至山东边境的临沂，一路颇为顺利；同时，津浦线一路则进至徐州。之后，战局变化，徐州支持不住，故退，因徐州一退，我们东路也跟着后撤，直退至江南。那时我是代十四军军长，军部驻无锡，军长赖世璜正养病于上海。我们回无锡后，不久龙潭之战即爆发。

    有一天白崇禧、宋子文、胡宗铎等几位先生乘火车由上海赴南京，车经苏州至望亭，因铁路被孙传芳部便衣队破坏，损坏二里多长，火车不能通过，白崇禧乃打电话给我，要我由无锡派一火车头与车厢一节到望亭接他们，把他们接到无锡。均暂寓铁路饭店休息。准备在无锡午餐后再乘火车去南京。正在这时，接到车站消息说，龙潭已失。龙潭原驻有我工兵营，为孙传芳几师人马所攻破，于是沪宁路即被截断，由镇江至南京也无法通行。这时蒋先生已离职到日本去了。白崇禧年纪最轻，看到他临危的决断，使我觉得革命军将领还有朝气，白先生知道这消息后，他说：「我们要赶紧打龙潭，否则待孙传芳的后续部队大部渡江，就难于应付！」说完他又问我：「你有多少队伍在无锡！」我答说：「我这儿有一旅，可以一营留守，抽出四营随白先生出发，另常州尚有一旅，也可就近归白先生指挥。」他说：「好！你给我预备车子。」这时白先生是上海卫戍司令兼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又打电话给驻上海的第二师师长刘峙，要他带所部星夜由上海赶来镇江。刘峙是时虽不归白指挥，但也接受调遣，立刻由上海用车运送部队过无锡赶到龙潭，刘本人曾因急于调度车辆而碰破头，可见其任事之热心。于是，白先生所指挥的部队由东往西打，南京方面接到消息后，何应钦先生、李宗仁先生也率其第一、七两军，由西向东攻。东西夹击，结果不数日便把孙部打垮，敌军损失惨重，只得仍退回江北。 

率部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 

    不久，赖世璜由上海回至无锡，这时军委会有一紧急命令给他，要十四军赶紧渡江追击孙传芳残部，不让其有喘息机会。命令中最不可解的是，要十四军渡江后归十七军军长杨杰指挥。这一来，赖世璜很不高兴，他发牢骚说：「我们部队自民国十五年参加北伐以来，由赣南出发，转战江西、福建、浙江，以至现在江苏，始终未补一兵一卒，现在一钱莫名，弹也没有，就要我们渡江，而且还要归杨杰指挥。论番号，我们是十四军还在前，他十七军应归我指挥才对。十五年北伐进江西，我是开路的先锋，杨杰又没有什么战功，为甚么要归他指挥呢。」心里虽不舒服，但也莫可奈何，最后他对我说：「军委会的命令不能违抗，我们两人只得分别行事，你先带军部作战必要人员与一旅人先行过江，到清江浦，归杨杰指挥。我自己不能去受他指挥，我还要到上海，一方面检查身体，一方面向何、白两先生报告部队的困难，倘能请到饷械的补充，令后续部队再继续前进。」之后，我按照他的话，率所部渡江后，沿运河北进，行至高邮，岸上忽有人喊道：「你们是否十四军之船，这有紧急电报给你们。」我接过电报一看，才知赖世璜已在上海被捕查办，要我即接任十四军军长，电报又令我将先头部队交杨杰指挥后，即回无锡掌握所部，盖深怕后部有变。赖的被捕，电报中所说的罪名是「剋扣军饷，畏缩不前」，其实并非如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一纸电报真是给我带来一大难题。我心中暗想，要是等我到清江浦后再回无锡，恐怕未到无锡。部队就发生问题。事不宜迟，因此我令参谋处长与旅长率领军部人员及部队继续前进，我本人则由高邮即遄返无锡。到无锡后，立刻集中部队讲话，我说：「总司令下野，军长因误会被扣，将来公道仍在人心，你们大家尽可安心。在军长未释放前，我不得不暂时出来维持。」不到两天，军委会又来一命令说：「十四军军部着予撤销，十四军原有之二师，合编成独立第一师，以熊式辉任师长。」至于我本人，则调为中央军校迁校首都筹备主任兼军委会军事教育处处长，那时熊式辉尚在上海，我请他赶快来无锡就职，我把部队移交给他之后，便到南京就新职，这时约为龙潭之战后一个多月左右的事情。

    军委会不明下情，根据不实之情报而武断下命令，冤屈便由此而起！当日赖世璜在上海一下火车，便被卫戍部队所拘捕，在卫戍司令部押一个多月后，又押解到南京关进监狱。十六年年底，蒋先生由日本回国预备复职，此时正是民国十六年冬季，贺龙、叶挺、朱德等匪窜扰广东，广东无力剿匪，军委会正预备调独立第一师至粤剿匪，上海卫戍司令部也曾为此事备有许多海轮。就在这时，忽然谣言起来，说这部队的官兵不愿到广东剿匪，因蒋先生快复职，一复职，赖世璜即会释放，所以他们不走，要等蒋先生复职再说。军委会接到此情报，即沉不住气，认为赖世璜太岂有此理，人在监狱，为什么还勾通部队，因此就下一个命令，将赖枪毙。

    赖之死，是他得罪的人太多之故，所以说他坏话的人也多。因赖之为人太冲动，喜与人争吵。我驻无锡时，一次何应钦先生特地来视察部队，公毕之后，他问我：「此地有好风景否？」我答：「惠泉山可以一游。」于是陪他一同上山，王山上一小亭休憩时，只我两人，别无他人在旁，何先生从皮包中掏出一件东西给我看，我一看是孙传芳给赖世璜的委任状，要委他为长江下游总司令。我问何道：「这东西从那里得来的？」何说：「检查邮政所得！」我说：「这是极机密的事，怎会用邮寄呢？我敢保赖军长决不做此事，即使他会，他的部下也不答应。」何听了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有一次，我到龙华卫戍司令部，白先生也问我：「听说赖世璜与孙传芳勾结，有没有这回事？」我回答说：「绝无此事，部队始终没有二心。」

    谈到此，使我想起我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朱汉涛的被杀，前面说过，当我由九江率队援鄂时，部队沿途骚扰，使我狼狈不堪，要不是朱汉涛仗义帮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到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撤换都督马毓宝，另以李烈钧代之，李依仗刘世均旅的实力乃得走马上任，马毓宝因得朱汉涛之拥护，故势力尚在，这一来，刘、朱两人暗斗甚烈，我由湖北回来见此情形，极力加以调解。朱汉涛是洪帮中的龙头拐于，为人慷慨好义，曾帮过我的大忙，刘世钧则是我的好友，论公谊私情皆很密切，刘、朱之不睦，我由湖北回浔后，曾从中极力调解，刘不听。一日清晨，刘忽派兵一营人包围九江卫戍司令部将朱逮捕，因刘认为要打倒马毓宝非先打倒朱汉涛不可，刘逮捕朱后，即报告南京临时政府处置，回电是：枪毙。朱汉涛便这样送了命。枪决时我不知，事后很多人告诉我，朱临死时，说：我没有对国家不起，对人民不起，对革命不起之事。行刑时，连打九枪尚不倒地。朱的死，我本可有力量挽救他，但我没有来得及做，这是我平生第一憾事。

    另一件就是赖世璜的被杀，自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由桂林北伐起，我就与赖相处，直至十六年为止。赖为人虽很冲动，但对我非常信任。那时我尚在南京军校，正因事到上海，军委会直接下令南京监狱执行枪毙。临刑前，赖说：「我要找刘任夫讲话！」但我已到上海，所以没有见面，这是我一生很觉难过的事情。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台北），第8期，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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