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四清

中学里的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地有政治运动，而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些被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总是要准备接受批判。１９５１年的“三反运动”不算，１９５５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也不完全是对着知识分子。但是１９５１年批判电影《武训传》，１９５２年大学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１９５４年的“批判俞平伯”、１９５５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到１９５８年的“双反交心运动——拔白旗”，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到了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实也是政治运动，不过不是“与人斗”，而是“与天斗”，结果迎来了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到了１９６４年，全国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１９６５年批判电影中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接着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触及灵魂”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党内斗争，连带着冲击知识分子，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在1954年参加工作，是一所中学的老师，曾经参加过１９５５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１９５８年的“双反交心运动”；也经历了“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和深翻土地运动，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艰苦生活。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学校给十几个教师戴上了“右派”帽子。对一些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再加上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所在的学校里的反右派斗争给我的印象深刻，后来在１９５８年的“双反交心运动中”，主要是清理和批判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叫做“给走白专道路的人‘拔白旗’”。当时北京市曾经进行过一次‘拔白旗’”取得成绩的展览。北京大学被当成典型示范的学校，我丈夫被批判的材料成了北京大学“拔白旗”的成绩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们学校组织参观的时候，我看见了有关他的批判材料被当作典型事例在醒目的地方展示着，心里十分难过。此后，我们学校在校内搞了一次小型展览。领导从语文课本的内容、教师的讲课以及批改作业的批语中找问题。领导认为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语文组的教师王某讲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的时候，过分渲染小资产阶级情调；我批改的一篇作文的批语，也被说成是犯有 “见物不见人”，只注意写作特点，不重视思想教育的错误。于是，学校把对王某的批判文章和我在学生作文上的批语，放在校内图书馆公开展览出来。经历了这些政治运动，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后来经常阅读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些著作。因为在这些著作里，比较多地讲到知识分子的情况和问题。我想从这些著作里寻找出自己能够适应新社会生活的道路。读了毛主席的著作，第一，我承认我是旧社会来的普通知识分子；第二，我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又是在解放前受的资产阶级教育（虽然不是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但是，1949年就是区分是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条界线）。因此，我承认我是属于没有改造好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

1964年，学校派我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地点在海淀区的“东升公社”。参加“四清”的人，在农村要做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知道，让我参加四清运动，是在考验我，是给我一个改造思想的机会。在运动中表现好，我会回到学校继续工作，表现不好，就说不定我会被调到什么地方去了。

东升公社在五道口，东升公社有个“北太平庄生产大队”，北太平庄生产大队下属有一个黄亭子生产小队。“黄亭子生产小队”的地点就在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附近。当时，这个医院的南部是属于黄亭子生产小队的一片农田，主要是以种蔬菜为主，产品供应北京市民食用。“四清工作队” 的成员来自北京市的各个机关单位，有北京市的干部，也有解放军，有像我这样的中学教师。我所在的“四清工作队”的组长就是一位解放军；他的名字有些特别，叫艾亨基。他分配我住在生产小队的一间办公室里，旁边有一间比较大一点的屋子里，住着生产小队监管的一些地、富分子。我以“四清工作队”成员的身份住在生产队办公室里，隔壁房间就是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两间房子周围都是农田，如果他们真的要造起反来，几个人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我就没命了。我真的有些害怕，但是，我又不能违背“四清工作队”组长给我的安排；既然是革命工作，怎么能挑三拣四？到了晚上，在一盏昏暗的灯光下躺着发呆，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入睡。

每天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从办公室出来，沿着田埂走到农民家里去吃饭。

我没有想到北京郊区的农民这么喜欢吃羊肉。他们自己养羊，自己杀了羊吃羊肉，还炼出羊油。羊油的腥膻味儿很重，用羊油炒出来的菜我简直无法下咽，但是也要耐着性子装着无所谓的样子认真地吃下去。吃完饭不能立刻就走，还要和农民一起聊一会儿天。等到从农民家里出来，天已经很黑，我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准备返回我的住处。菜地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我在手电筒的微弱的灯光指引下，一脚高一脚低地在田埂上走着，止不住的心跳。

我也曾经和农民“同住”，记不清有几天，我是住在农民家里，和她们同在一个炕上睡觉。记得这户农民家的大炕占了房间的一半，是用土坯垒的，大炕上面铺一张大席子，睡觉的时候几个人都是头朝炕沿并排躺着。我感到最不习惯的是房间里都是妇女，都已经躺下，还有男人进来坐在炕沿上聊天。

白天，要和农民“同劳动”。在菜地里薅草（除掉杂草）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手里拿着薅锄，蹲在地里，一边薅草，一边往前挪动。走完一趟，就站不起来，站起来也直不起腰来。有一次，是冬天。在一个场院里的角落，堆放着像一座小山一样的冻起来的粪肥。我和农民一样拿着一把长柄铁锹，和他们一起干活。农民手劲儿很大，他们一锹下去，就可以铲起一大块粪肥，我却连一小块冰碴也铲不起来。这时，我发现许多农民都扶着铁锹看着我笑。

后来，工作队的组长让我做一些抄写文字的工作，就是“访贫问苦”，把了解到的各家各户的历史情况记录在一个本子上，用黑墨水抄写一式三份。据说要建立农村的阶级档案，把我写出来的这些东西交给不同级别的领导部门保存。

最后，在我离开工作组的时候，谈了自己改造思想的体会。回到学校，仍然留下来做我的教学工作，一直到“文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