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中学的老师们

五华中学的老师们

   五华中学的老师们（修订稿）                                                                                                                                                                                                                                                                                                                                                                                                                                                

我上中学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校奉当时国民政府之命，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从北方迁入昆明的时候。

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师，为了解决他们在抗战时期的生活困难，各自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一些中等学校，就像汪曾祺的作品《老鲁》里写的：“这个学校是一个私立学校，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办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主任、教员，全部都是联大的同学。”在他的一篇散文《观音寺》里也写过类似办学的事：“西南联大有几个同学，心血来潮，办了一所中学。”

我的中学生活，就曾经三次和这样的学校结缘。这些学校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和老师们办的，都是私立学校，主要经济来源自然是学生缴纳的学费。我上中学的第一所私立学校是在护国路的护国中学；第二所私立学校是在金碧路的一所教会学校，据说清华大学的教授马约翰是该学校的名誉校长；到学校来任课的教师是西南联大工学院的人。

初中毕业的时候，教导主任以我没有交齐入学证件为理由（这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因为我参加了联大工学院学生反对当时国民政府的游行），拒绝发给我毕业证书。我只好寻找别的入学机会。于是第三次进入另一所私立中学读高中。

1943年，我以同等学历考上的这所私立学校，是五华中学。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所学校的校长和一些学生居然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有五十多人参加的校友会，还在1994年出版了一册名为《流风馀韵悠长》的纪念集。里面写着学校的“简史”，其中提到1942年创办这所学校是由云南知名人士的支持，经李希泌、丁则良等人发起创建的。李希泌、丁则良、丁则民等人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学生。他们设立一个董事会，董事会推举李希泌担任校长职务。从纪念集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所学校的建立一部分得力于李希泌校长的父亲李根源先生(即在“简史”中提到的知名人士之一)。李根源先生曾经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在云南创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担任过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总办；还担任过云贵监察使，是一位有社会声望的人。

五华中学的教师是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人为主，而且以江苏籍贯的人为多。以我知道的江苏籍的教师就有＊张澜庆、汪篯、朱自清、朱德熙、＊季镇淮、＊吴其煜、高鼎三、戴寅、徐孝通、＊吴征镒、焦瑞身、＊吴乾就、＊凌德洪、凌德铭。其他省份的很少，如＊李赋宁籍贯是陕西，出生在江苏。毕列爵是湖北，＊王瑶是山西；马荣礼、谭秀琼是广东；江枫是福建。

五华中学为什么会成为江苏人集中的学校？这可以从庄体仁、李述祖、郭泽林、张圣寿集体访问吴征镒先生的文章里找到一部分答案。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千里英才荟萃一堂》副标题是“吴征镒教授忆五华中学”。文章里写了吴先生谈创办五华中学的一些情况：“吴先生说：‘我记得五华中学创办于抗日战争时期。我接受李希泌校长的委托，邀约几位热心教育、志同道合的挚友，共同筹办。于是，我便约了好朋友张澜庆、汪篯一道，到翠湖边上李校长的寓所里，共同商量办学的事宜。张澜庆、汪篯和我都是江苏扬州人’；虽然专业不同，但献身科学的志向一致，…”

吴先生还说：“李校长的志向很高，上要继承云南历史上声誉卓著的五华书院、经正书院的余绪，下要和誉满全国的天津南开中学比肩…为此，一开办就聘请了一批已有建树的青年到校执教。张澜庆、汪篯和我是最早去的，当时还有凌德洪、凌德铭、戴寅几位先生，大都是扬州镇江一带人。后来我又介绍了季镇淮先生，毕列爵先生…那时还有一位教数学的孙本旺先生，江苏高邮人，在学生时代就解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我能回忆起的还有高鼎三先生。”

高鼎三先生是江苏上海人。毕列爵先生是湖北人，是生物系的学生，他和吴先生是同一个系的，后来经常听到毕先生尊敬地称吴先生是他的老师。

我想，因为参与办学的吴先生是江苏人，所以五华中学就有许多教师来自江苏，好像答案就这么简单；又因为李校长的办学志向很高，所以招聘的老师在当时就都是有建树的。朱自清先生已经是大学里的名教授自不必说。

最近翻阅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从附录的学生名录第六项研究生名录（663页）里找到一些院在五华中学任教的老师的名字，发现他们大多集中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文科和理科研究所，他们是：

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季镇淮（41年）、王瑶（43年）；外国语文部：李赋宁（39年）、吴其煜（43年）；哲学部：徐孝通（39年）；历史学部：吴乾就（39年）

理科研究所  物理学部：凌德洪（41年）；生物学部：吴征镒（40年）；

地学部：张澜庆（43年）

北京大学研究院  史学部：汪篯（39年）

  括号里的数字，是他们进入研究所的年代。由此更证实了吴征镒先生说的他们是一些有建树的人。这些人当时已经在大学里任教，所以是凭着高学历的资格到五华中学来的。下面再稍微详细地举两个列子就可以知道：

李赋宁：1935年进入清华英文系学习，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然后做研究生。1942年已经是西南联大西语系的专任讲师。

吴征镒：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1942年为张景钺教授的研究生，1943－1946年为西南联大教师。

有了学校机构，有了上课的教室，有了阵容整齐精良的教师队伍，要办成一所好的学校，学生来源也是很重要的条件。因为有了好的老师，没有好的学生，也很难创造出好的办学成绩。

当时名气大的公办的中学有西南联大附中、云南大学附中、师范学院附中，还有昆华女中、南菁中学。南菁中学是云南的贵族学校。一般情况，学生家长和学生自己首先挑选的自然是有名的公办的学校。那时的私立中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谁知道哪个学校会更好一些。家长不放心，学生也心里嘀咕，所以有些学生进了私立学校，入学不到一年，便设法转学到他们认为更好的学校去了。像我这样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人，自己就不能报考那些公立学校，只有在私立学校里面寻出路。又因为我是女孩子，家长对我没有太大的期望，所以对学校是否有名气，并不十分在意。我就这样在五华中学一直念到高中三年级。

朱自清先生是老师们的师长，也曾经到五华中学来上课。朱先生自然更是名师了，当时朱先生四十多岁。

有了这些学识丰富热爱工作的好老师，虽然一些学生的资质不好，大多愚钝，但是在老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也都受益良多，有所长进。

在1946年春，西南联合大学完成抗战时期的历史任务，奉命结束工作，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准备返回北平和天津的时候，五华中学的教师也随着有了很大的变动。他们本来就是因为有了抗日战争才来到昆明，现在抗战胜利了，自然都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心情，在做离开昆明，离开这所中学的准备。

1946年夏，他们中间有一部分相继回到北平，分别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工作。就我所知，朱自清、朱德熙、季镇淮、王瑶、吴征镒、张澜庆、汪篯，都在北平郊外的清华大学工作；教数学的蒋守芳先生是有名的江泽涵先生的夫人，也回到清华园；

朱自清先生自不必说是有名的诗人，散文作家。可惜在1948年就病故了。其实朱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二十多年，除了自己的创作，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他对于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也非常认真和执著。不知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人发现朱先生写于1929年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另外，一直收藏在王瑶先生家里的朱先生的陶渊明著作研究的笔记手稿，还有朱先生对谢灵运著作的手抄本，都能说明朱先生还是一位潜心研究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学者。可惜朱先生五十岁就离开了人世。我想如果朱先生1946年回到北平之后，如果再有更长的时间从事教学，一定会拿出和陶渊明有关的研究著作出版问世的。有文字记载朱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开设过“陶渊明研究”的课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二编，院系史的第一章，介绍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情况，其中四年级学生选修的课程里，也记载着朱自清先生担任“作家研究（陶渊明）”的专题课的讲授安排。

季镇淮、王瑶、吴征镒、张澜庆、汪篯，这几位先生在五华中学任教的时候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龄，而且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吴先生是1937年毕业，其余四位应该是1938年毕业，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各自情况都受到影响，有些变化，但是他们都先后进了研究所，坚持走他们做学问的道路。

此后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以看出五人中，吴征镒先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也是最长寿的一位。他在1950年就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植物分类研究中有突出的贡献，在国际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澜庆先生回到北平以后，1952年从清华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门协助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不幸的是他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就去世了，才三十多岁。汪篯先生是在“文革”初期受到红卫兵冲击自尽的，那时还不到五十岁。

朱德熙、李赋宁、毕列爵是较以上五人更为年轻一些的。朱德熙先生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祖国的语言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朱德熙先生于1992年去世，终年68，被誉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

江枫先生回到北平之后在一个报社工作，住在北平东城的金鱼胡同，后来去了台湾。

高鼎三、李赋宁、吴其煜、孙本旺四位先生则在1946年先后去了国外留学。其中吴先生就定居在法国巴黎，成了研究中国敦煌经文的专家学者。

李赋宁先生50年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工作，直到2004年去世，终年86，被誉为中国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翻译家。

高鼎三先生、孙本旺先生50年代回国，后来也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孙先生被任命为国防科技大学的校长；据说高鼎三先生1950年在美国时，半导体刚刚开始应用。他创制成硅大功率整流器，轰动了全美国。回国后他在吉林大学成立半导体系，研究固体激光管，培养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自己也当选为工程院院士。

五华中学自1942年成立，到1952年和昆明峨眉中学合并为昆明市第十二中学为止，前后不过十年。他最辉煌的时候应该是在1942年夏季到1946年夏季的四年中。就在这四年的时间里，确实有过千里英才荟萃一堂的盛况。想想看，二三十位教工，二三百个学生。小小一所中学，短短的四年时间，竟然会留下朱自清、吴征镒、高鼎三、孙本旺、朱德熙、李赋宁、吴其煜、焦瑞身、毕列爵这样一些名流学者的足迹。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在五华中学短暂的日子好比是在他们的衣襟上染了一点墨迹，不足挂齿的事情，但总还是存在过的特殊的年代才会有的历史痕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