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调也可重弹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揣支毛笔漂四海.
在中国的女性文人中，司法部长史良无疑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之所以敬仰，不仅在于她是新中国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另一位是卫生部长李德全）之一，还在于她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1900 年 3 月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 1913 年后就读于常州女子师范学校。 1922 年考入上海法科大学，攻读法律， 1927 年毕业。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前后近 20 年。其间，曾营救过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在特务汉奸横行霸道、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孤岛上海，史良的大义凛然、爱国情操和胆识勇气，备受世人尊崇。 1936 年 5 月史良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史良等人到南京请愿。同年 11 月 蒋介石悍然下令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投进苏州监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在监狱中拒绝敌人诱降，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抗战开始，才被营救出狱。
这样一位反蒋斗士，爱国志士，巾帼英雄，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高贵而又美丽的女性，令青年一代尊敬的长辈，却在 1957 年的那场反右运动中，出卖了他的老朋友——同是民盟中央副主席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亲手把他送上了反右运动的祭坛。
据文史记载：是年 6 月 14 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史良主持，作长篇发言。她首先批驳费孝通的“党天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随后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章伯钧，把 6 月 8 日章伯钧向她说的话全部抖落出来，断言章是费的后台。史良的结束语，更是语惊四座，挥戈指向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罗隆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章伯钧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和史良作为朋友之间诉说的心里话，会成为射向自己的子弹。由于史良的揭发，铁证如山，章伯钧成为中国的头号大右派，“章罗反党联盟”的头子。就这样，身为司法部长，通晓法律的史良，一手制造了反右运动中的头号冤案。这位曾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的英勇斗士，在反右运动中虽然表现了一个斗士的姿态，但失去了斗士的正义感和文人的良心，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点。诚如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女士所言，如果当年史良“首先接受良心的考验”，完全可能没有这番揭发性的发言。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史良之所以做出这种永远被人指其项背的举动，和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在那灵魂被高度扭曲的时代，扭曲的心灵已经使人分不清真伪与善恶。明哲保身的生存欲望使她做出了乘风飞扬，落井下石的举动。
其实作出像她这样举动的大有人在，比较典型的是 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这位文学巨匠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成一统，以研究古代服饰躲避风雨。再如胡风的万言书，开头就批朱光潜，把他上纲到“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的吓人高度。还有，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乾；萧乾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吴晗批“章罗联盟”。从此，文人之间的相互揭批成了反右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为惨烈的一幕。
然而整人的人最终也逃脱不了被整的命运，当胡风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后成了过街老鼠，文人学者闻风而动，万炮齐轰，人人喊打。吴晗则被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棒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最后就连那个以整人为专职的周扬也被扫入秦城监狱，成为最后一名殉葬者。
话题回到史良，在她揭发了章罗以后，并没有成为左派，想入党未予批准，文革当中同样难逃厄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和当年的头号右派、章罗反党联盟的头子章伯钧被同台批斗，这大概连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她嘲弄了历史，历史也无情地嘲弄了她！
所以有一点风吹草动，大家都不免磨刀霍霍。学者如果都如陈寅恪一般，则中国有望，民主有望。否则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血腥较量。于国于民都不利，唯少数人或者因次成为一代枭雄。
记得‘飘’里面的一句话，“你就象一个哭着要摘天上月亮的孩子。我不明白的是，当你拿到它，又能拿它来做什么？”中国人从骨头眼里被教唆坏了。5千的文化留下很多糟粕。
自保可以，别昧着良心自保。别让自己踏着别人的尸体得以存活。冤魂不会消散的，作孽的下辈子都会倒霉。
傅艺瑶的自传已经在发行了，想看。
我同情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在那个既扭曲又无“明主”可投的时代里，他们就像“饶树三匝，无枝可栖”的乌鸦们，为了安身保命不得不忍痛咬断自己的脊梁骨，苟且偷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红色恐怖年代，有一句流行语：“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那时的民盟、胡风集团就是这样一个“敌人的堡垒”，而史良却不幸被选中为突破口。想必史良那颗“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的心，也一定受过不少煎熬和痛苦。张伯钧曾对他太太李健生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想想看，对史良这样的人来说，要吃掉自己的良心是件多么痛苦的事！
听说当年批斗史良时，造反派将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拿出来当众宣读，并质问她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一个女人能这样做，真是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后来听说她还为搭救章怡如出过不少力，足见她的良知并未完全泯灭。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李健生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她的追悼会。进得大厅，李健生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蝉，黄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翻过这辛酸的一页，令人有一种苍凉之感。有道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人说，双眼一闭、两腿一伸，即可“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净”。 然而，当年那些在外加压，内攻心的双重煎熬中自杀的人，即使伸直、伸断了两腿，仍然换不来身下“五尺干净之地”。都说他们是“以死抗争”，其实他们既没有抗，也没有争，只是委曲求活都活不下去了，只能一死了之。他们的遗书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违心和绝望，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唏嘘不已！
文革中，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邓拓的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革命元勋李立三自杀，留下的字条是：“敬爱的毛主席！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了”。
彭德怀病死狱中，他的遭遇也够凄凉的。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当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区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彭给毛写过几次信。1967年元旦，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3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每当我看到这些史料，我的双眼便储满同情的泪水。我那可怜、不幸的中国知识分子哟！
* 以上所写的，是我同情和理解知识分子的那一半感受。以后有时间，再写写我的另一半感受。
我没有答案：
《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当中揭发菊仙那一幕烙在我的脑海里。
不是亲身在文革，我们很难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保证。我们也很难单纯地一味指责向史良这样的人。
我想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不让文革重演？
我以前的一位历史老师反对日本侵华战争是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和日本人民无关的说法。他很沉痛地说：一个国家造成了那样大的罪孽，其国民应当负责任。看一看那时候留下的照片就知道了，那些日本女人是多么的狂热。
同样，文革那样的灾难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四人帮”或是（伸五个指头），更深的原因值得每个中国人反思。
连老舍巴金都未能免俗。然而我总是觉得他们是太想“进步”了。
到头来好像倒是那些“少谈主义多做学问”的书生（及其夫人们）表现出了高风亮节：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傅雷朱梅馥夫妇;消极对抗的钱钟书杨绛夫妇，他们经受住了良心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