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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锦

　　1970年代，张爱玲说：台湾文艺界太热闹了。现在台湾作家的环境单纯多了，读者只期许他们写出好著作
　　张爱玲的小说在海峡两岸均负盛名，连可能尚非完稿的遗作《小团圆》，都造成轰动。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至少原因有三：
　　第一，她身世的坎坷，尤其与在汪精卫政权任职的胡兰成那段婚姻。胡氏晚年似“赖此为生”，不断暴露他们间的私事，更长期成为大家谈话的材料。
　　第二，她原被文坛归类为“鸳鸯蝴蝶派”，后经旅美学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夏志清教授为之“平反”，称誉她是当代最好的作家之一，遂使她进入文学殿堂。
　　第三，她半生“隐居”，无论在香港还是美国，都鲜与人往来。这也许是她个性使然，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秉赋。一个能忍得住寂寞的作者，才能心地澄明，思想深刻，不复制别人说过千万遍的话。
　　远在1970年代，张爱玲曾自香港到台湾访问，对花莲的风景深为心动。有人劝她留在台湾生活写作。她婉谢说：台湾文艺界太热闹了。
　　后来证明，张爱玲的观察是不错的，台湾文坛一度“活力”极为充沛，不仅作家之间颇多酬酢，社会各方对能写文章、出书的人似也青眼另垂。举凡开会也，演讲也，讨论也，总会邀请他们参加，不管这件事、这个题目他们是不是懂，是不是内行。能勘破这一关、闯过这一关的，就成了文学家，否则就沦为“文学活动家”了。现在台湾社会转型，作家的环境单纯多了，读者所期许他们的，也只在于他们有没有好著作。只要他们愿意，做一个“专业”作家并不难。
　　麦家先生4月22日在本版发表《势利的中国出版界》一文，述说他成名作《解密》当年被四处退稿的辛酸，以及现在被高价抢稿和八方邀约的无奈。他说，希望外界以他作品的内容来评断他，而不是看重他的“名气”。他要留下时间写作，而不是跑到外头招摇亮相。有此一念，麦家先生就有希望成为一位文学家，甚至更有希望再加上“好”或“伟大”的形容词。
　　作家成名后，会享受各种“优厚待遇”，包括自己不必动手写了。若其本人不再追求进步，自亦可坦然受之。我读过一则法国文坛轶事，唯不知确否。有一天小仲马去看望大仲马，爸爸问儿子，“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你读了没有？”儿子回答：“还没读。不过您自己读了吗？”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著作等身，很少华人不知杨过及小龙女。有一次金庸先生访问台湾，笔者服务报馆，设宴欢迎。作陪者有当时新竹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沈燕士先生。沈氏熟读金着，当面指出，某书某处情节安排不合理，与他处冲突；某书某处文理非作者平时所习用者，显然异常。金庸先生闻之大为吃惊和佩服，承认那是在报纸逐日连载时，他因出门旅行，请另一青年武侠作家代笔写的。
　　我在大学修习曾繁康教授的“宪法学”。他在大学的宪法老师是法学名家萨孟武。曾氏很钦敬萨先生，不仅钻研他的法学理念，连写字都学“萨体”，且几可乱真。有一天曾氏撰一文，送请萨氏指正，准备投刊报章。有一天忽见某大报刊出此文，署名则为“萨孟武”。叩之老师，原来编辑索稿，萨氏见案头有此文，虽不记得何时所写，但内容不错，就拿去应急了。若非如此阴差阳错，一名大学生的文章，人家要不要，恐怕很难说。
　　《世说新语》载有一则典故：匈奴来使晋见魏王曹操，曹操自认容貌丑陋，恐见笑外人，乃请“眉疏目朗，身长四尺余”的崔琰扮作魏王，自己乔装卫士，捉刀立于床头。晋见毕，曹操使人私下问使者：“魏王何如？”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成功的作家大概都走过一段艰苦的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只要他有信心，不丧失自我，最后一定会被人发觉认识。
　　人才如锥处囊中，你愈压它，它冒头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