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傍晚,我和先生,Fredi,坐在马戏团Krone,海狮班主Duss夫妇家的房车前,准备一起吃晚饭。对面是马戏团的骆驼大帐,几只骆驼在它们的营地上悠闲地踱着步,一只卧在水泥地上,目光四平八稳,神态极为镇定还带着些嘲弄,看上去像是古希腊的先哲。佩拉(Duss太太)忙着布置餐桌,燃起了小小的烛光;鲁兰多(Duss先生)很体贴地问我:“要不要看看海狮睡觉时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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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因花粉过敏不能入睡。在德国,一半以上的人有花粉症,其实不止是花粉,汽车的细粉尘也占据很大因素,但汽车工业不愿在尾气上装篦子。我琢磨,要是人们研究出一种极细的篦子,装入鼻腔,来对抗日益严重的粉尘,一定很有市场,是个新的生财之道。既然不能睡,我就来看看电脑,看到了一篇关于《鲁迅书信》出版的文章,写文的人长篇大论《鲁迅书信》集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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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从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在意大利某个地方有一对夫妇,老婆有个嗜好,就是每行房事时,定要叫床,并且叫得哭天抢地,声势极大,最后被邻居告上法庭。庭上法官问事时,丈夫理直气壮地回答:“如果我老婆不出声儿,那不和半片猪肉睡觉差不多吗?我就是喜欢听她叫嚷,叫得越高,我越有情绪!”法官觉得他言之有理,最后判决是:叫还是要叫的,只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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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回京,和从小的邻居小红聊天,她告诉我,楼里另一个从小的邻居小丽,前两天不知为何,突然提起她家三十多年前被人偷走的那棵大向日葵的事,而且至今仍然耿耿于怀,义愤填膺,那件事对她家的伤害甚重,又是个破不了的无头案,成了他们家的一块遗传心病。小红还说,她当时差点说漏了嘴,把案情泄露出去,一想到还未向此案的案主儿——我——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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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住在一家小吃店的楼上,老板是土耳其人,高高壮壮的,他女人是荷兰人,袅袅婷婷的。老板很大男子主义,爱玩也爱赌,有一次把我也带上了,我没钱,他慷慨的给了我几个圆牌子,我就跟着赌去啦,我这人太好奇。我啥也不懂,看人家放哪儿我就大概也放哪儿,那几个牌子唰就跑贾母口袋里啦。没了省心,站在一边观看,还告诉老板押在9上,他轻视地瞟我一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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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自柏林来,不亦烦乎!因这朋友正处于更年期阶段,不亦低沉乎!我和先生使出全身解数,轮流坐庄跟朋友闹一帮一、一对红,希望能够有所帮助。到临走的前一天,她说:“道理我都明白了,你是否再给个具体的行动办法?”
本着救人就要救到底的道理,我急速地想了一下,怕想慢了她又怀疑我主意的真实性,因我一直就有瞎编的毛病。
“这样吧,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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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万人的大厂,选出三个人和北大中文系编写文革味道的《中国小说史》,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把我这个进厂才一年多的无名小徒工拣出来,简直就是一万年才有一次的事,至今我都对当年那位乱点鸳鸯谱的人感恩戴德。
我嗜书如命,别说书,破纸上写两字我也要读,字还没认全就捧着大部头看,没完没了的查字典不但没烦,还养出了个爱看工具书的爱好,至今枕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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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吹牛,我真是个伶俐的人,从小就有冒险逞能的胆量,上树爬房都是儿戏,玩起来很疯狂。体育运动能玩的全玩,那年世界杯闹得火红,我还穿着凉鞋跟一群男孩踢球呢,想想也就是相扑没玩过。现在虽然已经不再年轻,因为小时候底子打得好,腿脚仍旧利落,有一次邻居在房前做事,风撞上了门,把邻居关在外面不知所措。她来按铃求救,我出去很内行地打量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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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今年86岁,因为是邻里常在一起扯闲话,一天她扯了件八十多年前的事情,一下子撞了我的情感钟,当的一声余音至今不绝,大概是想让我写下来吧。
二战刚结束时,被轰炸后的德国本土支离破碎,很多人失去了住房,有房的必须为无房的提供帮助,努伯林夫妇带着五岁的小女儿琳达住进了M先生的家。M先生是税务官,收入稳定丰裕,房子盖得结实优雅,院子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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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芳比我小一岁开400克机床,400克是指生产出的零件重量,零件越重机床越大。桂芳瘦小枯干,走路没声,常冷不丁的出现吓人一大跳。别看她人瘦脸窄,却有两只灵活有余的大眼,转起来骨碌碌的没有死角。她站在400克大机床前显得瘦小,机床的模具比她体重轻不到哪去,但她凭着干巴劲一一胜任了。桂芳文静腼腆,笑时不忘捂着嘴,不喧哗不争吵,角落里一缩都不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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