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为了做现场试验,着实跑了不少地方,和很多不同行业的人打过交道,开了眼界,也涨了不少见识。煤炭部曾经和我们厂联系,要为全国的矿山救护队建立一个无线通信网,以便在有矿难和险情时进行应急调度。为此他们在山西大同开了一个训练班,从各大矿务局救护队抽人来进行培训。培训班就在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队的所在地。在同这些人打交道的同时,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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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用部门相比较,公安部门对通信系统升级的要求似乎格外迫切。不过对他们而言,最急迫的要求是在城市范围内的即时通信,因此我们厂里的那个手持对讲机系列才是他们的最爱。我们这种用于成百上千公里范围内的短波通信设备不是他们要考虑的。不过事情总有例外。一九九零年,西藏举办庆祝自治区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活动。当时还是胡锦涛在西藏主政,因为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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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铁路部门相对应,后来打交道的浙江省航运厅则是一个完全的“棒槌”。这个厅当时负责管理浙江省境内的内河和沿海的货运及客运业务,位于杭州的省厅和下面的各分公司的联系基本靠电话。按现在眼光看,这似乎没什么不妥。但问题是他们并不像铁路部门那样有自己的通信线路,完全要靠电话公司。当时的电话线路很差,而且打长途也很贵,每次的电话联系都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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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铁道部门是最不应该担心通信问题的。他们的行业性质决定了只要通铁路的地方,电话线肯定就架上了,他们的生产调度全靠这个。但和他们接触后才知道,只靠这个远远不够。一旦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事故,铁路断了,电话往往也就跟着断了。要维持紧急情况下的通信,必须要有一套应急通信系统。所以铁路部门一直就维持着一套无线通信系统作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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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八十年代后,因为国家计划调整,军品订货大幅度缩减。为了填饱全厂几千人的肚子,工厂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原来看不上眼的民品市场,什么收录机,洗衣机,电警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通信设备作为主要的产品系列,当然不能丢,但是原来给军方做的那些产品是没法卖给民用客户的,就是想卖也没人要,必须要有些新东西才行。然而这个时候再去自己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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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以前在国内买东西,特别是大件儿的东西,像是电视,冰箱之类的,都要在现场开箱验货,检查一下是否工作正常,免得拉回家后发现不工作,又要找回来,少不了要费一番口舌。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这件事凸显了一个现象,就是过去人们很长时间里信奉一个“眼见为实”的消费习惯,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大额金钱的东西,格外的谨慎。这一方面是因为东西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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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头儿的解释,我才明白,从一开始我就把这事儿想的太简单了。那时单位里还没有什么计算机,服务器之类的东西。所有的设备都是即开即用,用完就关机。除了为了省电,更重要是为了安全。那些真空管的设备,发热很厉害,每个开了机后都像个小烤箱。每天下班后,各单位的头儿临走前说的一句话几乎都一样:别忘拉闸!不论谁最后离开,出门前的最后一件事必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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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说起“控制”,马上想到的就是MCU。一个小小的芯片加上一些外围电路,几乎是无所不能。至于“定时”则更是不在话下:随处可见的PC和手机,随便哪个不能给出时间信号?但是,当我野心勃勃地开始我的计划时,不要说用,就是听,“MCU”这个词儿我也都没听说过。那个时候,国产的主流电子设备还是以真空管为主的仿苏式设计,“傻大黑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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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有国内的厂家生产数字式频率计。南京有个“电讯仪器厂”(不知这家厂现在还有没有)生产了一种频率计,精度和稳定度都达到了-7的量级。厂里买了不少使用。不过拿它当基准还是不行。后来那个厂又出了一种和这种频率计配套使用的打印机。厂里也买了一台。买的人是把它当配套设备买回来的。东西来了才发现,这个“配套”太简单了。除了带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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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方一家四机部所属七字头的军工厂工作。上大学还是若干年后的事。那一年,我只是个二级工,每月的工资是四十一块七毛一。我所在的单位负责全厂的仪器仪表检测。新进厂的仪器仪表要按说明书上的技术指标逐一检测,合格后方可接受入库,下发车间科室使用。原有的仪表也要定期检测,超标就要修理,以保证其精度。所有的检测项目中,有一项&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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