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 (图)

多数网上的资料都标明，此诗作于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以后几天，于1978年9月9日前后（根据回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已去世，发表的时间显然有政治方面的考量，出现所谓的批林这些评注也就不奇怪了。

对成诗的时间，有一种说法，这首诗不应当写于1963年12月，而应定为1972年11月罗荣桓70寿辰或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时为宜。我是比较怀疑这种说法的。但是，从书法的笔迹来看，的确是位老人所书，没改动，显然是誊写过的。没用毛笔，应该是硬笔书写的？

难道这首诗没由罗的家人保管？按理说，诗成之后应该由罗的家人裱糊起来才合理？

怀疑的原因很简单，诗中情的启承和抒发部分，一点不像沉淀了10年才发出来的。

要是此诗真的没由罗的家人保管，或者至少有份影印本什么的，我倒是觉得奇怪得很。

用诗词吊唁爱将的话，由于语言表达空间的限制，当然是捡罗一生最可圈点的写。启行“记得”就是追忆啊。“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我认为讲的是，与参与长征相比，罗在解放战争东北三大战役的贡献，对奠定全国解放的意义更重要。毛应该不是个过分计较推敲用词的诗人，在纪念爱将的同时还批贬林彪，太是文人肚臆了。

至于上次问“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所指为何，写律诗的引经据典都是很平常的（引不出来才露怯呢），《庄子》里能找到答案。在共同打天下的年月，罗的忠诚（大概也包括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还有，得天下后，罗主要管政工：坐镇总政，政院的老院长（政院是他提议建立的）。换句话说，怎么体现党指挥枪？罗不仅参与了政策的制定，还是脚踏实地的实践者。
毛要是想编排林彪，也不必借爱将去世哀悼的机会。不过，如果说毛当时觉得身边可信任的人不多倒有可能。毕竟罗在1963年去世时，毛对当时周围环境的感触，可能借由爱将的去世被激发出来。
要说有所指的话，当然指那些与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思潮和行为，包括60年代初，还没被历史证明的思潮和行为（跟毛不是一路想法的）。以毛的地位和视野，怎是动辄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之辈？

还有，关于不是毛的诗作这些，首先，和诗也是作诗的乐趣之一，几个造诣相当的诗友相互激发灵感，很平常的。其次，看到董老柳老诗句好，改改入诗，又怎么了？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

1．成诗的时间：此诗作于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以后几天，原载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有毛泽东手稿）。这首诗一九七八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的回忆。

2．当时毛的心情：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这件事情来得突然，逝者毕竟是毛泽东的得力干将和至爱战友，何况罗年纪又不是很大。因此，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大的震动。之后几天，他曾和吴旭君谈到他的生死观。

3．当时近的大环境：主要是“反修防修”，“那就不要很多时间……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说此话时正是1963年。据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帮他保存诗稿的吴旭君同志回忆，毛泽东在向罗荣桓遗体告别以后的几天中，讲话很少，若有所思，夜不能寐，最后用了一个通宵，完成了吊罗荣桓诗。天亮以后，毛泽东又与吴旭君谈了很多，谈家事，谈父母，谈撤离延安，最后谈到他自己死后的事。很显然，“反修防修”是此时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60年代初，毛曾经在接见外国友人是，宣布刘少奇为接班人，说63年底打算扳倒刘，那思考选林彪作接班人是可能的。

4．从吊念的角度和盖棺论定这部分而言，“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写律诗的引经据典）指历次重大历史事件，我同意这样的泛指。

5．“每相违”和“国有疑难可问谁”也是相互呼应的。提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关键的时候屁股总坐得对，是一路人。

6．“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还是觉得在圈点罗的一生，突出“忠诚”二字。未必在编排林彪，可能说甄选接班人的标准更合适一些。

7．誊写稿应该就是在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以后几天完成，觉得就是定稿，后来也没修改过。至于在1978年9月9日前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已去世2年（罗去世近15年），要是只发表了这一首，那政治方面的考量是十分明显的。要是与其它从未发表的诗作一起发表，可能纪念毛去世2周年的意味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