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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台湾历史教科书对近代国共抗日历史的分歧》

(2007-07-28 18:06:28) 下一个
PS:最近好像台湾又换教科书了,用我们的话说,更加反动。这个是某位网友对80年代使用的老版本教科书的评析,大家看看吧

四、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

1.强占东北

日本一向视满蒙为“生命线”,处心积虑想要占领。民国十七年六月关东军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炸死张作霖,希冀造成不安局势,日军可乘机出兵,一举攻占东北。结果因东北当局处置得当,日本的侵略机会暂时落空。

民国十九年九月十九日,中原战争期间,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成为华北的军政领袖,坐镇北平。一年之后的九月十八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派兵将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小段南满铁路炸毁,随后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为借口,派兵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及沈阳城。

2.不抵抗政策

东北军以为日本不过是寻衅,为了避免扩大冲突,决定退避不抵抗,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对日军的意图判断错误,也决定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北大营及沈阳城一夕之间为日军所占领。日军的目标是整个东北三省,因此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国民政府希望国际联盟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动,实际上国际联盟仅能口头谴责日本。四个多月之后,东北为日本关东军全面占领。

3.上海寻衅

日本陆军在东北的侵略轻易得手,日本海军也跃跃欲试。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以日人在上海遭殴打,为保护侨民为由,派兵进攻闸北。驻防当地的十九路军立即奋起反抗。日军大出意料之外,多次增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派出精锐的第五军支援作战。三月初双方停战,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也付出相当代价。这一战日本的侵略野心为能得逞,中国军队勇于护卫国土的决心也第一次展现。

五、长城战争与塘沽协定

1.长城抗日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日本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将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接到东北,在关东军的控制之下,成立了“满洲国”。为了巩固满洲国,民国二十二年以后,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推逼。先于一月攻占山海关,三月攻占热河,并向长城推进。华北各省的驻军以及南京调派的中央军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略,共集结三十万大军北上,中日双方沿着长城一带,在三月到五月之间,发生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装备、训练、给养都不如日军,但浴血奋战,绝不退缩,国内外视听为之一变。

2.塘沽停战协定

到了五月,国军因伤亡惨重,且日军有攻占平、津的可能,遂与日方商议停战,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中国退守长城以南,东北三省以及热河成为日本傀儡“满洲国”的领土。

塘沽协定之后,政府等于默认东北三省已非中国领土。当时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以及行政院院长汪兆铭(精卫)。他们一致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一方面先解决政府内部的纷争与共党盘踞苏区的问题,另一方面全力加紧从事建设,厚植国力,等待时机从事抗日收复失土的工作。
十七章、抗日战争与中共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抗日战争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开启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民国三十六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等国结盟,但一直到民国三十四年以前,中国都是独立对日作战。在存亡关头的这一场战争中,中国取得了胜利,但在人力、物力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一、安内攘外

1.日本的持续侵略

塘沽军事协定签订后,日本侵华的军事行动暂时终止,改采外交手段,也就是以“分离华北”为目标。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日本先在东北制造了“满洲国”,以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实际上是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而后,日本希望以外交手段胁迫东北各省独立,一直未能成功,继之又试探性的该采军事手段,在河北省制造冲突,借机扩大为武力占领,卢沟桥事变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

2.对日备战

在塘沽协定之后,七七抗战爆发之前的四年中,国民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对于日本在华北的种种威胁挑衅,尽可能采取忍让,另一方面则倾全力从事安内的工作,包括以极优势的军事与政治手段从事第五次剿共战争,迫使共军原有的“苏区”瓦解。民国二十四年前后开始从事国防建设,积极对日作战,包括:

(1)提倡新生活运动,希望彻底改造国民的气质,加强精神教育,以民族精神作武装,补充对日作战时中国物质与军事力量的不足。

(2)在追剿共军的过程中,南京中央得以控制云南、贵州、四川三个偏远省份,并积极加以建设,成为日后对日作战时的根据地。

(3)设立资源委员会,直辖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针对抗战需要,负责国防工业资源之开发与建设,并从事经济动员的准备,以适应战时统制及调整的需要。

(4)整军备战之直接措施,包括:以南京为中心,向国境线推进,构筑国防工事(阵地);巩固长江下游之江防及要塞,并渐次向闽、粤、苏、鲁海岸推展;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整编国军,统一编制,增加部队战力;推行征兵制度及壮丁训练,从民国二十五年起,先在苏、浙、皖、赣、豫、鄂六省试行。

中国的积极备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趋势日渐明朗。为了阻挠与破坏中国的统一与建设,日军早在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开始向华北增兵,并伺机在平、津一带制造事端与军事冲突。驻守平、津的二十九军对日军的挑衅,尽可能的退让,但是到了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决定奋起抵抗,一次局部的冲突终于演化为中日第二次全面战争。
二、卢沟桥事变

1.卢沟桥的星火

辛丑和约允许各国在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的交通要地驻兵,日本因此在天津设立“华北驻屯军”总部。民国以后,日方一再以保护侨民为由,增兵华北,扩大驻兵区域,并不时举行军事演习。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卢沟桥北面演习,至夜晚十一时左右,诡称一名士兵失踪,欲过桥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为中国驻军所拒。日军即向宛平进攻,驻守卢沟桥附近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坚决抵抗,一天之内,击退日军三次猛攻。

2.中日全面开战

卢沟桥的战火点燃之后,日方进行增兵,随时准备占领华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张立即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则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七月下旬日军大举向二十九军各部队进攻,主政华北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知道中日大战已无可避免,通令各部队奋起抵抗。八月一日,蒋委员长明白宣示:中国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准备全国应战。八月十三日,凇沪会战开始,历时三月,中国精锐部队牺牲惨重,上海失守,但已打破日军“三月亡华”的口号。十一月中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十二月中旬,日军进南京城,展开血腥屠杀,中国军民死亡三十万以上,史称南京大屠杀。

三、抗战的政略与战略

政略(国策)与战略(军事政策)之交互运用,是中国以劣势之军事与国力,而能坚持抗战八年之久,终获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抗战期间,主要的政略与战略运用,至少包括四方面:

1.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军改编,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对日作战;全国各界则推派代表组织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的准民意机构,对于团结全国支持政府抗战到底的政策,有积极贡献。

2.坚持抗战到底

战争初期,中国军民牺牲惨烈,政府内部部分领导人有主和之说,汪兆铭(精卫)等人于民国二十九年即受日人诱惑,在南京建立傀儡政府,不过国民政府仍基于国家存亡与民族人格之维护,绝不妥协,坚持抗战到底。

3.苦撑待变

抗战初期,俄国首先提供部分军事援助。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欧战爆发,一年后日本与德、意结盟组成轴心国,英、美开始大量提供借款给中国,用以购买军事物资。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于十二月九日正式对日宣战。此后中国与同盟国并肩作战,在战争期间废除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并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均为前此苦撑坚持之代价。

4.持久战与消耗战

中日战争初起,日本想以优势军力,以速战速决方式迫使中国屈服;中国国力不足、军事落伍,但土广人众,资源分散,有长期作战的条件。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再迁重庆,以西南各省为大后方,以广大的空间换取抗战的时间,在战略上则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终于使日军陷入中国广大的战场泥沼之中。

四、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国虽与英、美等国结盟,但由于同盟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中国战区在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以前,仍由中国独力对日作战。

民国三十四年初,国军美械装备部队逐渐整建完成,四、五月间湘西会战,重创日军。此后国军开始由守势转为攻势,在局部地区展开反攻。日本因穷途末路,加上美国对广岛、长崎的两次原子弹轰炸,遂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为近代中国史上为抵御外辱,投入最多人力物力,耗时最长,牺牲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国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以不屈的民族精神战胜强敌,可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领导全民抗战的主要领袖蒋中正,一时成为民族英雄。但紧接而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却使中国的命运面临前所未有的转折。

第二节国共势力的消长

中共借抗战期间发展势力,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虽然取得胜利,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民政府逐渐丧失民心;中共开始与国民党互争胜利果实,继而爆发国共内战,中共节节胜利,终于取得大陆政权。

一、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开始会谈如何合作问题,国民政府收编共党的目的是为了“根绝赤祸”,而共党愿意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目的是借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寻求发展壮大的机会。

1.共军改编与扩充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宣示服从政府领导,共同抗日。陕北的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不过习惯上仍称八路军),约四万余人;此外,历经五次剿共之后残留在南方各省的共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约一万人。

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政府认为无论政治、军事,共党均应服从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实际上中共采取既联合(抗日)又(对国民党)斗争的策略。因此,中共在政治上维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独特建制,并随着军事发展,建立“敌后根据地”;军事上,借由收编游击武力,不断非法扩充军力。抗战中期,八路军由原来不到五万人,扩充达五十余万,新四军则由一万人扩充到十一万人。

2.国、共军事摩擦

当时国军一方面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会战,另一方面也发展敌后游击区,与日军及伪军争夺控制区。共军系统的军队主要均在敌后“根据地”发展,除与日伪军争夺地盘外,也与国军游击队发生摩擦与冲突。根据军事委员会的统计,抗战期间,共军袭击国军或消灭民团之举动,规模较大者至少有三十六次,其中以新四军事件为著。

新四军驻守之地原在江苏西南及安徽南部,但为了开拓根据地,不久即自行派遣支队向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北境发展。民国二十九年秋,新四军在苏北与国军韩德勤部冲突,韩部万余人被歼灭。年底,军事委员会要求新四军全数由江南调往黄河以北作战,新四军不愿放弃其根据地,国军遂以不听调遣为由,于民国三十九年元月初,向驻守皖南的新四军发动攻击,扣押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潜逃(不久被杀),国民政府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不过中共中央随即宣布重建立新四军于苏北,仍有九万之众。

3.共党势力的发展

民国三十三年年中,国军面临湘桂正面战场的严重溃败,而共军在敌后游击区则不断扩占地盘,加上抗战经年持久,后方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困苦,政府官吏贪污腐化之风日甚,知识界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党专政,主张民主宪政的风潮又起,共党趁机提出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共组联合政府的要求。不过,由于蒋委员长反对,加上美国倾向支持国民政府对共军采取监视、围堵政策,因此临近抗战结束,国共关系愈形紧张

总之,经过八年抗战,在日本投降前后,中共已扩张到拥有一二O万党员、九十一万正规军、二二O万民兵、九千五百万人口和九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党。较诸抗战前夕局促陕北一隅之窘状,实有天壤之别。

对该教科书印象

该教科书为历史下册,一共九章,其中四章是关于台湾各方面历史,关于大陆历史不过一半。而抗战内容加起来仅不到两个小节,其描写程度详细与否相信各位都已经看到,篇幅几乎与描写中共篇幅差不多。

在该书中有个特点,即对于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各种对日妥协一律称为是伟大蒋公的远见,是蒋公识破日本妄图扩大战事的险恶用心。而对于国军还击的举动则马上改口说是英勇抗击,一字不提这时蒋公是否识破日本妄图扩大战事的用心。反正正着反着都是蒋公英明。

在书中对于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详细程度,对比现在大陆的教科书反而更少。

各位国民党FANS大为赞赏的22次会战,我仔仔细细的看了又看,在“抗日战争”这节中发现了“凇沪会战”、“湘西会战”,在“国共势力消长”这节中发现带到了豫湘桂战役,都是点到为止。除次以外,好象书中再未提到其他会战。对于中国远征军也没提到。

对于国民党将领,除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蒋公外,只有提到宋哲元,其他将领再无提到。

在描写抗战最主要的一节“抗日战争”中找不到一个字描写过共产党军队抗战。只有在“国共势力消长”这节中有过一句:

“共军系统的军队主要均在敌后‘根据地’发展,除与日伪军争夺地盘外,也与国军游击队发生摩擦与冲突。”

仔细揣摩这句中的“除与日伪军争夺地盘外”,看来是在表述共产党军队抗战的事实,毕竟与日伪军抢底盘总是抗日吧,如果这也不是抗日,那干脆都去做良民来的更好。

原本费力气找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是想求证上面对共产党抗战是如何描写的,可看了之后发现对国军抗战描写都如此之少,那更别指望能对共产党抗战有什么描写了。

真是怪事。

伟大的国军抗战,怎么提的这样少,当今台湾政府居心何在?

我若是对历史兴趣一般的台湾高中生,那我读了这书以后,估计过了若干年必定也会抱怨:“可怜我被党欺骗了N年!”

因为在这书上只字不提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佟麟阁、李宗仁、孙连仲、张自忠、戴安澜,谢晋元。只字不提有远征军入缅作战。只字不提长沙会战、武汉会战。

至于在敌后根据地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新四军面临的是什么情形那就更不知道了,“扫荡”二字和是何解?读了这教科书这辈子也不会懂。

不要总说大陆教科书如何如何隐瞒,至少隐瞒了半天那上面还看的到上面列的这些会战和将军事迹。你说大陆是做假惺惺表面工夫也罢是真心诚意也罢,至少白纸黑字在书上写着,可这版本的台湾历史书呢?别说对共产党不厚道,好象对国民党也厚道不到哪去。这可是目前台湾地区最新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不知道各位国民党FANS看了这书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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