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到哪儿，说哪儿吧。
世界上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雨果
香港人最大的骄傲，不是美国版《无间道》获奥斯卡奖，而是美国人始终学不来原作的精髓。
如果模仿已是最大的恭维，改编自《无间道》的《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台译《神鬼无间》）在本届奥斯卡电影颁奖礼上，连夺包括最佳导演及最佳影片的四个奖项，便是好莱坞对港产片前所未有的一次脱帽致敬。
不过，香港人更大的骄傲，是发现在美国赢尽票房和口碑的《无间道风云》，始终拍不出原作《无间道》的神韵。在《无间道风云》，兵贼难分的身份危机是个概念、情节和戏剧处境，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手起刀落，将它拍成一部噱头十足、卖座元素丰富的通俗剧。然而在《无间道》，兵与贼的身份危机却是一个充满存在主义味道的生存处境，导演刘伟强和麦兆辉将两个形单影只的“零余人”（superfluous man）灌满了真情实感，结果拍出了一部香港人的悲剧。
本来犯罪片一直是好莱坞的强项。美国文化强调个人的自强不息，汰弱留强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在很多美国人的心目中，宁取不择手段的成功也不要寂寂无闻的失败。这大概就是犯罪电影从一九三二年的《疤面煞星》（Scarface）到《教父》（Godfather）到最近的《盗海豪情》系列（Ocean 11/12/13）在美国皆大受欢迎的原因。事实上，评论家罗伯特·华肖（Robert Warshow）早在一九四八年，已经在《匪徒的悲剧英雄色彩》（The Gangster as Tragic Hero）一文中，详论犯罪电影与个人主义千丝万缕的关系。
好莱坞出品的优秀警匪片绝非忠奸分明，但在这些电影里，兵与贼之间还是有一条比较明显的界线。它们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可以是像“辣手神探”（Dirty Harry）那样视法律如无物的警察，也可以是像教父那样拥护家庭价值的罪犯。可是这些角色的“他者性”（otherness）再强，也没有像《无间道》的梁朝伟和刘德华那样失掉他们的身份和自我。
的确，香港犯罪电影的原创性，跟它对兵贼、警匪这两个既对立又互相倚赖的身份的双重性（duality）的心领神会，以及对“?底”身份的感同身受不无关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前途变得不明朗开始，?底逐渐成为了港产警匪片一个经常出现的角色（stock character）。
章国明的《边缘人》（一九八二年）写一个尽忠职守的警察被忘恩负义的社会出卖。片末饰演?底探员的艾迪在屋s被错认是匪徒，给一班暴民、街坊活生生围打至死的一幕，今日看来依然令人心寒。林岭东的《龙虎风云》（一九八七年）写官僚制度对个人的剥削。周润发饰演的?底被警方当做一件工具般利用，反而在李修贤饰演的悍匪身上找到相濡以沫的温暖。这套电影启发了昆顿·塔伦天奴（Quentin Tarantino）的成名作《落水狗》（Reservoir Dogs），但正如《无间道风云》最后只是《无间道》有形无神的模仿，《落水狗》的?底情节只是一个借口、一个设计，好让塔伦天奴可以尽情发挥他的暴力美学。
同样用悲剧的笔触写卧底的无法回头，《无间道》不仅继承了港产卧底电影的一贯主题——社会秩序建立在人与人的出卖上，只是有些出卖是合法的、制度容许的；有些出卖却是为法不容，甚至致命的——更探讨了出卖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人性代价。更有趣的，是影片塑造了刘德华这个潜伏在警方的黑社会卧底，进一步模糊了正邪、善恶和边缘与中心的界线，将“我是谁”的身份危机这个长期困扰香港人的问题提升到接近哲学的层次。
香港电影擅写边缘人的悲剧，跟香港本身的边缘性格大有关系；而要理解香港电影的卧底情结（the undercover complex），必须从香港作为一个殖民城市的独特角度切入。长期作为殖民地的香港被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年，原就生活于整个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的边缘。故此香港电影从来没有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格局，香港导演从来不擅长描写整个民族的苦难和困境。香港电影最神采飞扬、灵光闪现的时候，是当它摆脱所有文化权力中心的干扰，全然从他者的角度描绘香港的城市性格。卧底既是永远的他者（the eternal other），又有谁比认贼（英国、侵略者）作父（殖民地主人）的香港描写弃明投暗的卧底悲剧来得更有切肤之痛？■
林沛理，《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从张国荣的生与死到张艺谋的真与假》(次文化堂出版)
P.S.: 如果有2个小时的独处时间，没别的事可干，看电影，会看什么？我买了整套《无间道》的光碟，每次看都握着拳头、心情紧张，探其原因，就是被正邪、善恶和边缘与中心的界线模糊所折磨，本来要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来渗透的问题，非要在2小时里搏杀出结果而带来的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