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主的对话（六）

与民主对话这个系列的1-2-3-4篇，是我在 2006 年写的。讲到民主存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民主思想的历史演进，还有社会系统平衡理论。理论上可以这么说，民主存在的充分条件是社会内部矛盾，必要条件是它能带给那个社会系统的效率和公正。历史上的民主思想主要集中在对民主、自由、效率和公正这四个概念的探索上。而我们思考后得出的社会系统平衡理论，是通过自由、公正、效率、公平四个参数的相互关系描述 社会系统平衡。

2012年我给这个系列更新了第五篇，讲中国社会向左转和政改的方向。自由、公正、效率和公平这四个参数之间既相互平衡，又相互直接的关系下，政改的过程最应该注意的就是，结合消弱既得利益集团的手段的同时，逐步提高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力。简单地说，既要降低自由离散度，同时又要提高社会公正度，从而降低分配不均且不至于损失太多效率。这既是作为深入现实的讨论，也是希望对当局的改革者有所提醒。

我的野人野话虽不可能上达天听，2012年后的中国社会还是多少如我所言的方向去发展了。一方面前20年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打的蝇蝇虎虎（部分顶端人口的自由度降低），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速从8~9%减缓到6~7%（效率适度降低）。那么，怎么看这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情况？今天不妨再续一篇民主对话作为补充吧。

按照本系列的惯例，仍然以我与民主对话的形式展开。“？”是我，因为提出问题是我一个凡人最大的功能，以蓝色表示。 “∑”是民主他老人家，他了解一切。我把他老人家的言语以红色表示。下面就是民主与我之间问答的更新。

？：针对美国的情况能不能多讲讲？我记得2006年曾提到美国社会自由离散度过高的现实。

∑：问得好。美国社会的民主价值观的基础就是保障个人自由，建国后的政治也围绕逐层次地放开个人自由的方向发展。里根上台后Deregulation开始，基本上都处于社会的自由离散度增长的区间里，经济的效率随着自由离散度而空前膨胀。经过 的2006年，基本上到了一个空前高的程度。期间有过两次危急时刻，一是80年代末，二是千禧年，但这两次危机都被同时面临的机会化解了。80年代末的危机算是一次小提醒，但苏东解体给了美国一次分散国内风险的空间。千禧年的互联网崩盘是第二次危机，这一次的分散国内风险的机会是911恐袭。

有了这两次国内经济风险的化解，美国社会的自由离散度继续高歌猛进地发展。带来的结果就是高效率和高度的社会分配不均。所以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是美国自由离散度在20年over-growth之下的一个over-due的危机了。

？：现在回读这些年对次贷危机的反思文章， 2008年后的就是手段，都是内部博弈后的折中方案，并非最合理的修正。但按自由-公正-效率-公平的体系来看，并没有看到美国试图降低社会顶端1%的人手里的自由度。但是经济效率倒是政府救市和量宽之下，很快恢复了，甚至还升到更高。

∑：美国在2008-10年间的救市手段，一是给制造危机的银行和企业Bail Out，二是量化宽松，这些都是从金融入口，往市场里注入大量的流通性。这相当于支持了享受了过高自由度的1%的人口，让他们逃脱惩罚的责任。这个经济体系的继续流通，带来更大的分配不均。金融市场看上去很好，但是社会基础面的情况糟透了。可惜的是，美国政府在不降低自由离散度的情况下，想通过调整社会的公正度来解决社会、经济积重难返的局面。

？：您等等，接下来的分析让我试试。美国这之后提高社会公正度的模式，是不是就是奥巴马时期的左派政治所倡导的社会改革？最突出的就是Obama Care全民健保。另外还有一个社会运动，BLM黑人生命权。这两项都是在政权手段上直接提高公正度的。不降低少数人的自由，而直接提高多数人的自由。但前面讲过，这在降低自由离散度的同时，也会使社会矛盾加大。从平衡关系上看，这也是向平衡的左边注入动力，让平衡继续向右移动。效率继续提高，分配不均也继续深化。

∑：分析的很好。所以结果很显然。硬提高一部分人的自由，结果就是没有人觉得更自由，反而社会矛盾变得更大了。而经济层面上，超流通刺激下的危机积累更深更广。美国需要，也必然有一次大的危机才能解决这些积重了。所以，政治小白川普居然能战胜政治老油条希拉里。

不过，川普确实是政治素人，他只能帮一部分感觉不公、不平的美国人出出气，却带不来美国社会的解决方案。甚至他自己，也是一个要给自己和身边人绝对自由的人，一个想做权利不受限制的总统的人。这就等于在无限扩大美国的自由离散度，这和美国社会所需要的平衡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才四年就被选下去了。川普问题，你在2016和2020年两次看得都很准，值得赞。再往下要看清楚，疫情对美国是危险也是机会，俄乌对美国肯定是机会。可以说，转移危机能维持霸权，但肯定只能积重难返，积极地解决危机很痛苦却肯定成功，但最怕的是影响到现有霸权。

？：我们能不能先回头说说中国的事。现在我想知道的中国怎样了。

∑：好，美国事情其实简单，中国的事情更复杂。2012年那一场政治危机以后，中国首先经历的3年的反腐。这相当于对过去20年的既得利益集团动手，拿走他们手里的自由度，从而降低了中国的自由离散度。注意在前面的2009年，中国还新颁劳动法，限制雇主自由度，给劳动者更大的自由度。这一段时间里，既得利益集团之外，人民感觉是公正度似乎再提高了。这些都是正确的，这比美国在2008-10之间的Bail out要好得多。

？：那么后面呢？我记得2015年以后还提出一个全民创新创业的时期。那段时间，国内年市场很热闹来着，周围好多留美多年的人都海归回去创业去了。

∑：双创潮是一个活跃市场的经济政策。跟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搞活经济（投机倒把）一样，这其实是鼓励人民使用手中的自由度，不要被贫穷限制了想像。这在那段时间，也是个非常好的社会平衡调节的手段。不过，能够真正发挥自己手中自由度的人，还是少数人，80~90年代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不可能能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充分享受自己手中的自由。这是必然的。

反腐之后双创，事实上降低了自由离散度之后，再提高社会公正度，这时候中国社会平衡整体左移，但不至于对效率造成太大的影响。那段时间，GDP的增速维持在6~8%之间就是这样的结果了。

？：所以，如果能维持这个状况继续的话，相对08年危机后的美国，中国确实在一个更加正确的通道里发展。双创继续深入和拓展开的话，是不是具有扩大内循环的可能性？

∑：内循环，是最近几年的提法。06年的时候看，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提高潜力，因为那时候人民币的流通周期才每年1.1次，而美元的流通周期则是每年10次。提高市场的货币流通效率，实际上就是内循环，这是提高效率的一个方法。今天中国货币流通效率已经提高到每年4.8次，是2006年的四倍多。但跟成熟的美国市场比较，提高货币流通效率即内循环，对中国来说还是个最好的方法。不仅仅双创，很多方式都可以促进货币流通，提高内循环的。单从提高效率的高低看，能直接刺激普通人消费而不是储蓄的活动，是加速货币流通、提高效率最快的手段。比如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鼓励大学生创业，给失业人口提供救济等等。

？：但后来川普当选了。怎么看2017-20这四年的中国？

∑：川普四年，中国在国际的发展，可以说是有明显失误的。首先川普白宫给国际局势带来的震荡，对所有的国家都产生影响。西方社会，右翼民粹是川派的，但高速增长中的左翼进步派、传统左翼和右翼、以及传统中间派，他们都不是川派的。这么看，就知道右翼民粹不可能主导长期的政治趋势，而只是一个短期的政治反攻。

中国30多年发展，需要美国和西方传统政治主导的国际环境，他们在传统思维下，接受和允许中国在政治上暂时与西方有不同，也就是说暂时不发展民主而只发展经济。右翼民粹，除了America Only，他们虽然不关心中国的民主状况，但是他们更不接受或者不长期接受中国的继续超过美国的富强。看不出川普的暂时性，主动、过度地迎合川普反常要求的做法，中国在那四年确实做不少了，那就回不去了。

？：那么，在适应川普的同时期，还有一带一路、大国外交这些政策又怎么评估呢？

∑：一带一路和大国外交，这些在国内提高了人民的民族自信。这是一种主观情绪思维，它可以一定程度地影响中国人的公正感觉。但是，这只是感觉而已。公正度是人与周边相对比产生的，外国或者说美国人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来说，还是比较远的存在。这些向外的政策，对中国人心中的公正度的影响，其实是国际层面的，跟我们前面分析中的国内层面的公正度完全不同。所以说一带一路和大国外交，可能影响国家政治高层的公正感，但较少帮助提高普通人的公正度。

在国内环境下，人民看到身边的特权阶层，还是感到高度的社会不公的。共同富裕政策，是在降低分配不均，是平衡右侧的直接入手，但对提高社会公正效果还是间接的，这种做法，我们十年前就讲过，可以有限度操作，但不提倡的。所以，中国的社会平衡，最优的做法就是反腐+双创，直接的共同富裕政策操作，其作用是有限的。可以说双创真的能搞好、搞久、上深度和广度的话，就是好的政策方向。可惜在2017年后，一切好的方向上的努力，都被川普白宫下的国际局势影响了，搁置了。

？：让我先想想一个问题。假设2017-2020年间，中国认识到川普的暂时性。不迎合他去应战贸易战、关税战、技术战等等，那就会面临一个非常严酷的中美关系，这困难承受起来很艰难。但中国能承受2年甚至要拉长到3年的疫情，面对川普应该没问题了。四年后，川普败选，中国可以与拜登政府恢复正常的沟通。

∑：这么想，部分正确。中国不应战川普，并不等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停摆。事实上，川普政府在对战中国的谈判中，只有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不断加码地发推、嚷着加关税，搞乱谈判对手的心情，而实际有力度的手段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就是后来看到，一面美国对华关税不断提高，另一面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不断增加。所以，忍的话，其实没大碍，起码比疫情带来的损失要小多了。

不忍，应战了，并且和和气气地在谈判，谈了好几轮。这就是技术上的失误了。被一个不讲规则的人，用耍赖的手段，试出了中国底线。这给后来在面对拜登的情况下，带来了后续的隐患。能让给川普的利益，就得能让给拜登。不继续让给拜登的话，不仅中国少了一条最好的理由，而且还可能帮助川普回头，因为美国选民会觉得面对中国的谈判上川普更能干。这就是既少了原因不让步拜登，也多了一个动力让步拜登。

其实，失误最大的，还是前面说的在川普四年被他牵着被动了，失去了时间在国内的平衡转向没有坚持搞好。

？：我明白了。川普四年是个突发异常，应对有失，没有利用好机会。这两年的疫情怎么去看？

∑：疫情3年和川普4年一样是危机也是机会。川普一上台，看起来很像是个长期的因素，但其实是暂时的。疫情一爆发，看起来很像是暂时的，但慢慢显示出它的长期性。暂时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以中国的体量，扛得住、过得去。

但长期的东西，像疫情，不是扛就能过得去的，就要时刻注意根据情况灵活调整战术。封城、隔离，这些是对应疫情的常规手段，适用于在界限清晰、范围可控的情况下。疫情初期，中国自己控住就可以胜利。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在中国已经没有界限可见，范围也大到不在中国可控的范围之内，这个时候，就要想着换个方法了。疫情这件事上，中国赢在起跑是无疑的，但输在终点的可能性，现在看也越来越大了。

？：我希望还不至于是输在终点这样的结果。疫情还没有过去，还有一波或者两波新的疫情，新的变种。那时候，采取放开的手段可能会更好。

∑：疫情如果还有几波，中国也已经落后在欧美之后了。中国肯定可以安全读过疫情，但这个疫情带来的可以与美国角力的机会，肯定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