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138)
2010 (5)
2017 (1)
2019 (1)
虽是闲谈，不开玩笑。人口增长率是一个决定社会财富增长量的主要因素，不难理解如果人口增长过高于社会财富的话，社会就肯定不会稳定。一代领导人执政时间长短，决定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稳定格局的存在特性。利益格局的稳定程度，决定社会财富的内部动态流动性，从而影响社会发展。
去年闲极无聊的时候把中国历史的各朝各代从秦到新中国的一些数据从摆了来看。有点八卦的玩艺儿，但供大家参考。
从秦汉以来，中国历史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总体来看，按朝代的延续和历史时期的特点可以分成十六个不同的阶段。秦，汉，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宋金，元，明，清，民国，新中国。我不把东西汉分立出来，因为王莽新政其实只有一代，就又交还刘汉，不足以单独列出来。同理，武则天的周朝也没有列出来分隔唐朝。
然后把各朝代延承时长做个图表，三个朝代就凸现出来。汉、唐和明三朝。这三朝正好是华夏历史上最强盛的三个时期。另外再搞三张图。一是延承的领导人辈数，这个辈数不是血缘上的辈数，而是先后承继最高领袖的人数。二是平均每一辈的执政时间年数，这个好理解。三是本朝年均人口增长率，是几何平均，不是算数平均。
这样有三个事实冒出来。第一个事实，汉唐明三朝恰好是四个延承辈数最高的朝代里的三个。另外的一个是南北朝，辈数多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人为的，帝位非自然延承。跟以上三朝在政治学上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
再有一个事实就是，汉唐明三朝也是人口年均增长为正的里面最靠近零的三个增长率，分别是0.27%，0.11%，0.12%。只有一个0.13%的东晋十六国能跟三朝有的一比。但是东晋时期全国人口数据是靠各种估计叠加起来得到的，很不准确，0.13%可信度不高。
第三个事实是，汉唐明三朝的辈均执政时间都在12年上下。汉朝时14年，唐朝是13年，明朝是9年。不过有好几个例外，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三个时期均为12-13年一辈领导人，除了西晋是全国统一的状态，另外两个时期本来都是南北分裂状态。西晋夹在三国和东晋十六国两个阶段之间才只有50年时间，其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外虏，而不是内部争乱。元朝辈均12年，灭亡则确实主要来自内部的争乱（朱元璋）。可以认为是个合理的例外。相对封闭条件下，人口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和最大促因。个人执政时间长短，决定了主要社会利益团体的稳定程度（换个皇帝就得换个班子），从而决定社会价值流动性。执政时间过长，不利于价值流动，积累社会不公。执政时间过短，上层建筑不稳，直接导致没人集中精力搞生产。一个看似合理的结论是，华汉大朝平稳延承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最好保持一个合理的辈均执政时间（10~13年）和不是太高的年均人口增长率（0.1~0.2%）。这个结论的合理性，必须先加上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没有大的价值流入和流出的情况下。在国际交换相对不足以论的经济条件下，这个前提绝对是合理的。
有一个例外必须搞清楚，清朝的时候 执政时间平均19年，康、乾盛世各60年，怎么经济如此发展迅速？其实那段时间经济总量的高速发展靠的人口数量的提升，清军入关的时候中国全国1亿人口，到1850年太平天国爆发前有4亿3千万，这样的人口爆炸增长，怎么可能没有经济繁荣。但是，正好是人口长期过快增长，伴着社会上层稳定度超高（太平天国前的清朝皇帝人均执政35年），结果是价值流动不足，过度集中，导致高度社会不公。这才有太平天国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乱，13年消耗掉中国1亿人口，才算了结。
更准确地总结一下本文的结论。一个社会体系的价值总量来源于内部（人口增长）和外部（贸易与投资）。领导人的执政时间，人口增长率是两个维持体系内个体和团体之间的价值均衡的因素（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比如政治体制等等）。在主要靠内部因素增长价值总量的条件下，需要把握好以上两个因素，以促进有效的价值流动为手段，达到维持价值分配的均衡的目的。
以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的现实状况，中国未来几十年需要拉动内需来促进价值总量继续增长。那么在不进行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就需要考虑通过缩短各级领导人执政时间从平均12年（1978-2013年之间的三代领导人），缩短到8年以内。人口数量要降到1%以下，但不能为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