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Credit和民族未来（2）话说credit

Credit不是西方商业文明创造出来的概念，但却是游离于实物生产之外的、构架西方商业文明的无形基石之一。本篇先从东方文明开始，体会对credit的另一风味的理解。

注：另一无形基石是entrepreneurship。这个是凸子自己的提法，兄弟姐妹们就把这当个新鲜玩意理解吧 。

农业文明下的credit：对立的道德价值和商业价值

Credit，在中文里解释为诚信。早在公元前400-200年间的春秋时期，孔儒就将“信”作为统治阶级道德标准提了出来。《论语•学而》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信与义相类似，说出去的话就要履行，就是所谓的守信。《论语•公冶长》中，子路问孔子“愿闻子之志。” 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见， 信是孔子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理想之一。

信不仅为修身标准，也被看作是国家政治原则。《论语•颜渊》中，子贡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再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三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忠信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首要地位。如此，诚信也成了孔子教育教育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论语•述而》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孔子的教育下，儒家子弟极为重视信。《论语•学而》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汉代是儒家思想真正上升为统治阶级管理思想的划时代。汉代大儒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结合法家和阴阳家而成三纲：君臣、夫子、夫妻（每一纲中都内含阴阳相辅的概念），再与包括信在内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并列，正式确立了维护封建皇权绝对权威的三纲五常。到了明代，亚圣朱熹认为信是朋友间伦理道德标准，他的五伦定义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 无论如何转变定义，信作为道德标准的根本一环，贯穿了中国农业主导的封建社会。

然而农业社会条件下的信，始终没有迈出其道德价值范畴的外延而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因而信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巨大潜力被无限期的忽视了。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就是儒家的农业社会道德体系下，重农抑商的价值观。中国农业社会的确立，自周始井田制，人口被束在田井相隔的土地上。分封之下的周朝，有百十个小国组成，各国皆以农耕的自给自足经济方式维持统治的延续。耕战之术，是各国执行国政之要务。而执行交换的商人，则无论如何都是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的。也就顺理成章被耕战要务忽略甚至贬低了。

商人被压抑从两方面的社会现实体现出来。第一方面，在国民等级之中，处于产品交换核心地位的商人被编排到了社会底层，所谓“士农工商。” 处于底层的商人，由于被压抑而活动在社会的边缘，其行为就未免多于奸猾了。少数取得规模性成功的商人，也更多是他们与官府的特殊关系，而非其市场领域的才智。比如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这一点与西方商业社会的私营领域的商业成功截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就是在这种小贾则滑，巨贾则奸的怪圈里，承担着农业社会里交换的重任。

因为商人的低等，他们必然要接受第二个方面，即社会道德领域的压抑。商人重利，而儒家有“君子重义，小人重利”之说。这样重利的商人与小人同类了。儒家更有“无商不奸”的论断。在这样道德价值观的压抑下，商人注定无法发展壮大成社会的重要力量，就跟别提主导社会发展了。农业社会里的精英，也都是抱着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商人天然地失去了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动力，尽管很多精明的商人（比如明清两代的晋商、票号），也曾兢兢业业地身体力行了把诚信转化为资本的伟大实践。

中国农业社会在对商人的双重压抑之下，把商业文化无情地一抛弃就是2000多年。那么，最早意识到诚信价值的中国人，长期对这一生产发展的物质资本（或者生产力）视而不见，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把推动交换发展的个体经济，习惯性的称之为“投机倒把”。其实投机倒把就是前面提到的entrepreneurship。

商业文明下的credit：统一的道德和商业价值

处在同一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文明，则从中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地中海商业文明出发，经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一发而不可收，大步赶超了先其1500年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华文明。与其说是西方商业社会的发展，赋予了credit所应有的巨大生产力意义，不如说是credit自身附带的生产力潜能为西方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credit自身附带的生产力潜能，就是其资本属性。看看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对credit是如何解释的吧。

Credit, transaction between two parties in which one (the creditor or lender) supplies money, goods, services, or securities in return for a promised future payment by the other (the debtor or borrower).

简言之，credit本身就是一个有借方和贷方共同维系的交易。双方交易关系的基础，是贷方对借方承诺或诚信（promise）的信赖。由于信赖的付出，贷方因而获得interest return。这样，诚信原来作为道德范畴的价值，被赋予了经济价值的意义。没有交换的需要，这样的经济价值是毫无意义的。

与处在农业社会的中国人不同，地中海沿岸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其文明的辉煌是伴随着海上商业的发达到来的。商业的主要生产要素，不是人力和工具，而是资本和信息。为获得扩大商业规模必需的资本，地中海人注重的是商法（民法）的确立。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商业的合同契约关系，买卖双方或借贷双方互放诚信，履行和约所述的责任。这种法律所确认的诚信，是与金钱利益直接相关的。与农业中国的趋信（义）避利的道德观念恰好相反。利与信得到统一，而信也从世俗角度获得新的世俗意义。
 
地中海诸国，从古希腊到罗马，国家在形式上都是由商人市民组成的城邦国家。与同时期的农业中国的家邦观念完全不同。家邦强调的封建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在城邦里被平等的国民关系取代，因而商人处于一种自由的，甚至是被崇尚的职业等级。市民之下，是妇女和奴隶。而商人市民与贵族之间也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平等给商业文化许以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商业文明的创造力，就直接体现在史无前例的把道德领域里看不见的credit给资本化了。

商人地位上的平等，也伴随而来国家政治领域对商业的崇尚，比如在文艺复兴之后西欧诸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商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最重要成分。国家以武力的方式维护其对外贸易的利益。从14世纪的波罗的海国家，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6 世纪的荷兰，17世纪的英、法等等，无一不是以炮舰为本国商船护航，使其横行于亚非欧美四大洲之间，获得垄断的商业利益。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信在商业文化中的道德和物质内涵的统一，可以从美国思想家富兰克林的两段话得以体现。

记住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从这些语言中，不难看出诚信即是资本的意义来。马克思•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信]，不单是发迹的方法，它更是一种独特的伦理……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它是一种精神气质。” 这种“精神气质”，就是商业社会下被资本化了的信的道德价值。它使得商人在本能的追逐物质财富同时，也享受到精神的满足，而不必像农业社会下的中国商人那样低三下四的追求商业利益。这样的道德认同，不仅仅为商人的追求提供了更高层次精神意义，也为商业的空前发展准备了credit这一巨大的生产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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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子心经：credit和民族未来（1）从陈良宇谈起

下期预告：
贝子心经：credit和民族未来（3）现时商业世界credit的功用。
贝子心经：credit和民族未来（4）新兴中资商业中credit缺位。
贝子心经：credit和民族未来（5）中国社会迄待建立的cr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