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凸子尘报：Enron, 科隆和股市的秩序

Prosecutors said Kenneth Lay and Jeff Skilling, the former top executives of Enron, have used hocus-pocus to cover massive fraud existed in the company. In his contentious testimony, Lay commented “Rules are important…but you should not be slaves of rules.” Their contention has made the two men more and more alienated in front of the jury. Lately, federal judge told jurors to pay “great care” of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who have plead guilty as part of the deal with prosecutors of this case. Collectively, Lay and Skilling face 36 charges including conspiracy, fraud and insider trading.

安然事件是美国商界近年来级数最高的一次地震，除了它的能量足以把当年美国市值排名第七位的能源巨头夷为平地外，与911相继发生对于萧条的美国简直就是祸不单行。安然连锁效应，还有当年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Arthur Anderson。SOA法案就适应此而生。

安然1985年发家于休斯敦一个不知名的天然气公司。1989年开始从事天然气商品的交易，1994年又涉足电力的交易。能源商品和期货的交易，使安然公司最终声名远扬。1990年后，美国能源业开始deregulation, 能源的跨区域交易成为各地区间相互贴补能源供求的有效方法而逐渐普及。安然在能源交易中作了很多的创新，使能源交易能像其他产品一样标准化。安然还搭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能源交易网络，并于1999年发布了安然在线。就当时能源交易的规模来讲，在安然倒闭前夕，安然在线的日交易量已达到25 亿美元。当时安然模式也是个大能源公司的追捧对象，甚至于安然倒闭后， 其能源交易业务在所有清盘项目中是最快被买走的（买家是UBS，中文：瑞银华宝）。安然的交易人员也是个公司争抢目标。

安然的倒塌，原因在于其企业文化营造了一个造假环境，使得各种虚报营收和帐外负债被短期隐藏。当窟窿变大，当局者希望迅速纠正时，造成股市的恐慌。而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最高执行层对短期行为的鼓励，和对内部正确观点的打压。检方在此后的四年里，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成功迫使安然前首席财务官Fastow认罪。后来的先后有20多人与检方合作，矛盾则全部指向了Lay 和Skilling。这两人目前仍在做无罪辩护。估计这样虽可以使辩方责任减轻，但无罪是不可能的。大部分指控都并非两人直接行使的。比如SEC 报表，是由安达信置办，Fastow全权负责审阅的。其他虚假交易记录，也并非出自此二人之手。就作为犯罪之源的企业文化，两人应付多少责任，还很难说。文化形成毕竟是大多数人默认了的。

两人与内线交易有关的指控是无法逃脱的。其前车之鉴就是Martha Stewart和前世通总裁EBBERS。Stewart被陪审团认为有罪，座了6个月的牢；EBBERS则是向检方承认所有罪状后被判25年监禁。

看到安然事件的近况，不能不想起晚于安然事件2年揭幕的科隆事件。两件事同属股市欺诈，而且都是当年快速增长的明星企业。不同的是，科隆发生在中国。顾雏军作为较早的海归，凭借无氟制冷技术创建格林科尔。90年代后期，，凭借海外市场融资的7千万美元做为母本，在大陆大规模融资并购科隆、美菱、亚星、襄轴四家内地上市公司，形成包括的格林科尔系。2004年10月，相干经济学者郎咸平以简单的财务分析方式，揭露科隆的财务漏洞，从而使科隆的关联交易和侵吞国有资产等问题曝光。值得注意的是学界人士与顾在2004-2005年间，经过几轮的公开辩论。直到2005年八月间，银行方面的资金链断裂造成经营困难的科隆才引发证监委的官方兴趣，顾被直接收审。科隆资金链断裂的导火索，说来也戏剧性。2004年底科隆生产经营本来正常有序。但是2005年一季度后，全国媒体对科隆事件的追逐，首先是让消费者觉得科隆不可靠，科龙空调销售量短短两仨月内飞流直下三千尺。这就是的科隆系的现金流出现短缺，原来对顾趋之若鹜的银行发现问题开始落井下石，造成科隆空调因原料不续而产量骤降。

顾被收审后不久，媒体就转而炒作别的去了。现在搜索一下互联网，2005年8月以后纪录寥寥。2006年4月是有说顾的案子当月开始审理，可能面临5年刑期。

两个事件虽然同使公司崩盘，并且高官都面临了刑事诉讼，就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看到中美差异。首先在公检法的介入上，在中国，公检法机关介入往往都是在结论阶段，即犯罪事实基本已经辨明的时候。美国的公检法，则是在事件刚刚露头的时候就加入争吵，不管结论如何我先问个凶狠的问题。错过了机会选民会追我责任，怎么连个问题都不知道问。

其次在于舆论和媒体的作用。在中国，媒体有主导作用。对顾的追讨，除了郎咸平这个学界人物，其他的分析，几乎都来自媒体所谓的深度报道，其中的深度主要是报到者的分析（和发挥）。在美国，媒体主要的任务是透明报道。实际发生的东西，不外乎谁谁今天说了什么一类的话，媒体并不自发对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行深度分析。

最后，股民反应方式也不同。安然的问题在提出来2、3个月内，股价就已经崩盘。可见股民对负面消息的极度敏感。科隆漏洞被郎咸平纰漏后，辗转经历了几个回合的辩论，直到10个月后，各媒体蜂拥炒作后，才见停盘。可见股民明显的投机倾向和对负面信息的麻木。毕竟当时就一个香港郎咸平，主流经济学家没人出来说话嘛。

反思科隆事件的过程，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公检法早期介入调查，舆论不去人云亦云深度报道，股民少一些投机倾向会是怎样呢？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有些很明显。如果中国的公检法早期介入调查，科隆系恐怕立即就会崩盘，根本没有后来反驳的机会。如果舆论不去人云亦云深度报道，公检法就不会介入调查，科隆可能仍会有turn around 的希望，毕竟当时断了科隆气的就是银行的不到一亿元的商业贷款。如果股民少一些投机倾向，那么科隆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故事发生。根本的根本，还是我们的股民，或者说我们的人民，应该有更多的独立思考，不要被不断进化出来的顾雏军们给骗了。政府立法是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毛主席从没说过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