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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由于跟部门经理不睦,常常受经理的气。这小子不服气,就找来了几个死党揍了这部门经理,接着甩下辞职信走人。不久以后,他开始追求原单位老总的千金,凭借这婚姻而软着陆,荣膺副总。从此,原来那位部门的经理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这故事给出的是:上司与权贵之利害的区别。在官场也一样,顶头上司其实并不能把下属怎么样,权贵则不同,他们官高势大,有权就是任性,够不着也就罢了,一旦必须发生交接,会让你如履薄冰,退无可退。怎样摆平权贵?晚清名臣丁宝桢有一套办法,说起来也是蛮拼的,其中的学问与道理却是不虚。
同治二年,丁宝桢由长沙知府擢升山东按察使,甫上任,即遇到了一个权贵,谁呢?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当时山东一带闹捻军,僧格林沁打了几个胜仗,突然倨傲起来,召见副省级以下官员,一概不设座,想喝茶?门也没有。丁宝桢是按察使,有缉盗之责,履任前必须去僧王那儿报到,绕不过去,听说连座位也没有,心里很不乐意。他简单梳理了僧格林沁的性格特点及当前平叛态势,想出了一个既能找回尊严又不至罹祸的办法。
史书上是这样说的:他到了行辕,将名片交给门卫,并再三强调,你去跟僧王说,如果让我坐着说话,那就见,否则这个程序就免了。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没想到僧格林沁听到通报,却丝毫没生气:嗯,姓丁的比我强。然后带着一副笑脸,隆重接见了丁宝桢。
从这段记载来看,丁宝桢的底气大抵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深知僧格林沁的为人,比较质朴诚实,治军公廉无私,属于有勇无谋的那类人。对付此类权贵,顺毛驴不行,得跟他玩点特立独行,好比程咬金遇牛皋,拼的就是个不服气和惺惺相惜!二是做足功课,有恃无恐。讨价虚礼,也许会触怒王爷,但有实实在在的对敌策略,投其所需,是可以避祸的。
摆平了僧格林沁,丁宝桢在山东官场瞬间成了名人,仕途也迎来峰回路转。巡抚阎敬铭“大称异”,亲自去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询他而后实施,不久又主动退休,保举他做了山东巡抚。同治八年,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萌萌哒出场了,——钦差江南,采办皇帝大婚的用品。这是一位不是权贵胜似权贵的家伙,有着巨大的保护伞,据说平时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也不放在眼里,更别说一般王公大臣了。显然,摆平了他,就等于摆平了慈禧。
虽说大清朝自顺治开始就有制度,四品以下太监,“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太后罩着,六品蓝领的小安子还是优哉游哉地出了皇城,坐着豪华楼船,拥着女优名伶,悬着龙凤旗帜,沿大运河一路招摇南下,“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大伙儿都知道,这家伙不好惹,主要是他背后的那个人不好惹,丢了乌纱事小,丢了脑袋事大。
丁宝桢焉不知安德海的背景?当他收到德州知州赵新的详细报告后,一边六百里加急给军机处上了密折,紧扣“违制”与“不法”两条罪名,请军机处裁决;一边下令当地衙门抓捕安德海,押往济南,他要亲自审讯。那么,问题出现了:他为何不直接给慈禧太后呈送密折?难道不知道当时的军机处也要向两宫太后汇报的吗?在未得到许可之前,就锁拿钦差,审查钦差,如果朝廷追究下来,他该怎办?这就要说到丁宝桢的洞察力与智慧了。
首先掌握证据,他从赵新的报告中发现了两个问题。按例,钦差外出,朝廷需“明降谕旨”,其他相关公文也要提前下达给沿途各衙门,以便迎送。但小安子出京,啥文件没有,这是其一;其二,钦差外出,兵部应给予“传牌勘合”,也就是合法的身份证件,钦差凭证件可在沿途获取相应的资源帮助,而小安子一路上只是勒索,并未出示“传牌勘合”。有这两个问题在,可以治安德海一个“假冒钦差”的罪,杀了也白杀。而自己身为地方官,“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尽职尽责,总不会是错了吧。
其次转移风险。给慈禧上密折,等于是告诉她,“我知道小安子是您派遣的”。那么好了,太岁头上动土,慈禧的老脸往哪儿搁?风险太大。把球踢给军机处,缓冲一下,太后的脸上也好看。允许惩治最好,将来有事,军机处先扛着;若不许,那就将错就错,先斩后奏,反正有“假冒”的证据。
据李岚博士研究说,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智斩权监安德海”。这说明丁宝桢对朝廷政治斗争的症候也把握得准确。随着安德海人头落地,丁宝桢彻底摆平了当时最大的权贵——慈禧太后。光绪二年九月,57岁的他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接见,授头品顶戴、升四川总督,慈禧似乎完全忘记了小安子是怎么死的,还特地为“凶手”写了一幅字:“国之宝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