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告别乌托邦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

此文写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辉煌的时刻。
 

半壁江山

阶下立着的青年并没有走上前来。他远远地在厅堂里垂首止步，毕恭毕敬地向着屋中鞠了三个躬。在正堂端坐的王国维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他原本料想，这位清华研究院的筹备主任，一定是西装革履，摆足一副美国绅士的派头，上前与自己握手致意，不料，等来的却是如此隆重的礼仪。

吴宓的这三次鞠躬，让避居北京织染局10号的王国维下定决心，接受来自清华研究院的聘书——尽管这座由庚子赔款而建的大学，十几年来因其“崇洋媚外”的恶名屡遭诟病。但王国维仍不能给予吴宓圆满的答复，他还必须请示再次逊位的皇上溥仪。

张勋扶持溥仪重新登基时，王国维应诏出任“南书房行走”，相当于帝师，如今虽然皇上又被驱逐，远在天津，其“实”已亡，“名”亦不存，王国维却不肯荒废这套礼数。他谨守着本分，需要“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面奉谕旨命”，竟有些九百年前“白衣卿相”柳永“奉旨填词”的意味，这道谕旨，正是王国维这一代遗民难以褪去的精神枷锁，庄严，沉重，凄凉。吴宓次日出城，回到清华，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才说服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张彭春，邀请只有35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执教，并且，他为陈寅恪争取到的职位，不是讲师，而是导师（教授）。与清华研究院拟定名单上德高望重的王国维和梁启超不同，陈寅恪不仅年轻，而且没有学位，没有著述。虽然他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竟没有攻读一个博士或者硕士学位。然而，吴宓最了解陈寅恪，在美国读书时，他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当年写信回国，他就毫不吝啬地称陈寅恪“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那时陈寅恪少年轻狂，写完诗会先给吴宓看，看过就撕碎扔进垃圾桶。不料吴宓过目不忘，陈寅恪早年的诗作，大多都是依靠吴宓的记忆得以传世。1921年，吴宓回国，赴北高师任教，陈寅恪则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东方古文字学。在吴宓的设想中，精通中西文化的陈寅恪正是研究院导师的不二人选，并且，他料想，陈寅恪一定也不会拒绝这个请，1925年2月中旬的这个周末，吴宓已经为清华研究院定下半壁江山。


陈丹青所绘《国学研究院》 （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

第四窟

津门的春天，比北京还要肃杀些，从海上携着雾气凛凛而来的风利如刀刃，时常会冻彻筋骨。饮冰室里夜以继日的麻将声，依然如常，门外也依然候着大批准备拜访的年轻人，以及前来取文稿的报刊伙计。在周而复始的堆牌砌墙的声浪中，梁启超俨然像袁世凯一样变成了暴君，对门外的焦虑充耳不闻，手里熟练地推着牌，口中则兀自滔滔不绝，旋即，助手记录下来的文稿便从门缝里递出，每每在翌日的报刊上再掀起一轮风波。那些排山倒海的文字似乎仍在温热的纸张上贲张疾走，稍不留神便会从手中挣脱，伙计们不得不紧紧攥住它们，像攥着一柄刚淬过火的上古神剑。

只有回到麻将、阅读和写作的世界里，梁启超才能真正纵横自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眼见国内乱局丛生却无从措手，只有喟叹“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而，回国后的十几年，他不但没能扭转中国的前途，自己的命运反倒屡遭颠覆。他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与老师康有为反目，甚至在报纸上公开批判老师“其颜之厚”、“其居心之何等”。他更不会料到，尽管自己先任司法总长，再任财政总长，甚至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就已经前往欧洲斡旋，却依然无力挽救疲敝的国家，她像灯影里的繁花，在他面前迅速萎缩，凋谢。他胸中虽有千军万马，手中却不过一支笔；他试图唤醒民众，民众却最终与他为敌；他试图与政客妥协，与军阀合作，却一次次被利用、被愚弄、被抛弃。他无法撼动混乱的政局，反而被拖进泥淖。

经历了民国开元的十余年政治闹剧，明知国事不可为，梁启超却依旧屡败屡战，退出政坛后，仍存着组党的决心。他也渐渐理解了自己和老师康有为之间的差距，必须建成自己的万木草堂。几年间，梁启超创办共学社和讲学社，译书，出版，建立图书馆，邀请西方学者到中国讲学，开启民智。罗素、杜里舒和泰戈尔都应邀抵达中国，杜威也因讲学社的力邀决定在中国再留一年，他们联手掀起的思想飓风，终于让梁启超感到，面对偌大的中国，自己并非孤军作战。

学校同样被梁启超视为建党的重镇。他先和蒋方震、张东荪一起接手了上海公学，要把它打造成“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之重要基本”；当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发来邀请，梁启超再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他提议由张君劢做文科主任，自己与蒋方震、张东荪、林志钧、梁漱溟一起任教，“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他要把南开改造成将来建党的“关中、河内”；此后，颇受他青睐的南京东南大学也向他发出邀请，而厦门大学、武昌高师也纷纷请他推荐教师，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反而更加忙碌，他在各地奔波，“被各学校学生包围，几乎日日免不了演讲。”他天真地试图控制全国文科，将下一代人牢牢抓在手里，与他们一道完成建党大业；然而，他又分明感到人才缺乏，单凭一己之力终究于事无补。冷静下来的梁启超，最终锁定了三座学校：上海的中国公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南京的东南大学，他以狡兔自喻，将它们看作建党事业的三窟。

然而，当清华学校的聘书寄到时，梁启超再次感到难以拒绝。他兴奋地意识到，“三窟之外再得一窟”，清华于他，正是“第四窟”，当然，也只是“第四窟”。这大约只是梁启超一厢情愿，清华的学生们并不配合。梁启超在清华开讲“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形象，早已发生变化。当时在台下听讲的梁实秋后来回忆，“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武力风波和政治闹剧，学生运动一再被利用，无谓的流血牺牲也终究无助于危局，幻灭感迫使一部分年轻人沉静下来，读书再次成为他们的共识。在清华，梁启超无可避免地遭遇了大批激进的学生，他们甚至公开质疑他的政治观念；然而，更多倾心学术的学生也在影响着梁启超，竟让他在教学中渐渐地忘记了踌躇满志的建党大业。他的政论文越来越少，系统的学术著作则越来越多，《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相继问世，振聋发聩，比他的那些快意恩仇的政论文章更让他心安。

梁实秋还记得初见梁启超时的情形，“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梁启超率真的演讲方式，更让人很容易理解他何以在政坛上难以自处，“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听他讲到他最喜欢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帕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梁启超做不到乃师康有为那种旧文人的执拗与狡黠，更做不出新派政客袁世凯谙熟的那些看似合理合法的手段，归根结底，梁启超仍是一介天真的书生，大学显然比政坛更适合他，尽管他自己始终不愿承认这一点。于是，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当吴宓怀揣着清华研究院的聘书候在饮冰室门外，梁启超毫不犹豫就接受了邀请。创办研究院是他的夙愿，他一直告诫清华的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时至此刻，他依然视清华为“第四窟”，希望以国学“建功立业”。他越是极力宣扬西方的民主与共和，他的传统士大夫的本色，反而愈发彰显无遗。


新思潮

王国维和梁启超，看起来与此时的清华格格不入。这座因美国返还“庚子赔款”而创办的学校，自诞生伊始就遭到质疑，它一直充当着留美的跳板，应和着美国人以基督教拯救世界的狂热理想。人们很难想象，这些穿西装戴领结，口中动辄冒出英文词的“假洋鬼子”，会在线装古籍的霉气中专心做一只蠹虫。

清华研究院如此大动干戈，源于六年前胡适的一次挑衅。1919年12月，面对已经变调的“五四运动”，胡适百感交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再度引发争议。胡适在入题之后径直引述了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dtion of all Valuss），胡适据此提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他的重点是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整理国故”。他甚至为此预设了全部程序：对国故进行条理系统的整理；寻根溯源；采用科学的方法，精确的考证；最终发现真相，重估价值。他不希望人们继续执迷于传统，也不希望对传统弃之不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胡适的倡导一时毁誉参半，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几年前还异常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何以仓促间掉转了枪口。

胡适的转变，并非突发奇想。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学东渐，身陷其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考量中西文化各自的价值，无论对待传统还是对待西学，中国人都采取过极端的方式，要么嗤之以鼻，视为畏途；要么盲目崇拜，唯命是从。这种态度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屡次碰壁，胡适提出“整理国故”，正是意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借助西学的科学方式进行整合与传播。

一言既出，胡适便凭空多了些敌人，也阴差阳错地找到许多同道。在北大，章太炎的弟子们驱除了“桐城派”的“余孽”之后，转而与胡适合作，达成表面上的默契。“整理国故”的风潮从北大发端，迅速席卷全国。半年后，北大宣布筹建国学研究所。两年后，北大国学门正式成立，名士云集，蔡元培、顾孟余、李大钊、沈兼士、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纷纷参与。不久，东南大学、南京高师也成立国学研究会，后扩建为东南大学国学院。与此同时，“古史辨派”崛起，顾颉刚等人的朴社，陆侃如等人的述学社也开始产生影响。出版业的井喷之势更为国学研究提供了阵地，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率领下，各出版社推出大量以“整理国故”为宗旨的丛书与杂志，一时竟出现洛阳纸贵的文化景观，根据陈西滢的描述，“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以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所以，清华选在1925年筹建研究院，算不上独树一帜或者引领风潮；清华反倒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此举正可以顺势扭转困扰清华多年的形象危机。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有意请胡适来主持研究院，胡适不仅是“整理国故”的始作俑者，他与清华也颇有渊源，他是第一批考取“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清华的慷慨彻底改变了这个绩溪少年的命运。胡适却答复，“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在他心目中，只有梁启超、王国维与章太炎三位学界泰斗，才能担此重任。

清华的另一位校友吴宓正是此时回归母校的，除了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欣然应邀，吴宓没有料到，最难请的反倒是年轻的陈寅恪。两个月后，他收到陈寅恪的回信，以两条理由拒绝了清华研究院的邀请：需要买书，家中事务繁忙。此前一天，在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颇有建树的李济刚刚接受了清华研究院的聘书，尽管留给他的职位只是讲师，李济还是欣然答应。吴宓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介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惑。难哉！”事实上，陈寅恪对任教颇多顾虑，更希望专心研究，一年前，他就拒绝过哈佛的邀请，当时赵元任准备回国，希望陈寅恪能回哈佛接替教职，陈寅恪却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所幸，吴宓并没有善罢甘休，他继续说服陈寅恪，同时游说校长。几个月后，清华为陈寅恪预支了两千元薪金，又额外寄出两千元公款用于购书，自此虚位以待。

据说对于陈寅恪前来任教一事，校长曹云祥也曾迟疑过。梁启超到清华后也向他推荐陈寅恪，曹云祥却故作不知，问道，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启超回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故意问，那么他写过什么著作？梁启超再度摇头，他也没有著作。曹云祥便佯说，他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恐怕不能请他。梁启超便说了一句令曹云祥瞠目结舌的话，我梁某也不是博士、硕士，虽然可称得上著作等身，但加起来还不如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你不请他，就让他留在国外吧！梁启超这番话彻底排除了曹云祥的顾虑，决定不惜代价将陈寅恪纳入麾下。而以梁启超的自负与声望，说出这样的话，不仅可见陈寅恪的学识，更映衬着梁启超的人格。陈寅恪回国前，清华研究院的第四位导师赵元任已经就位。赵元任比陈寅恪更年轻，经历更为传奇。几年前罗素到中国，赵元任给他做翻译，那时赵元任还是物理学者，在清华数学系任教。然而，当时赵元任就已经痴迷各地方言，在不同城市翻译时，他时常会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些刚学了几天的当地方言，以致人们往往误以为他是本地人，不会说官话。赵元任的语言天赋，最终让他放弃了物理学研究，转而在语言学领域学术精进，声名日隆。自此，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以及即将回归的陈寅恪得以聚首，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四大导师”，因清华而成型。

清华研究院的师资完备之后，迅速崛起，与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学院三足鼎立。此后几年，实学社、中国国学研究会接踵成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也纷纷创办了以国学为宗旨的研究机构。国学研究之风终于弥漫全国，而清华研究院给予那个时代最大的影响，或许，也仅限于此。


慎独与兼济

“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1925年7月，清华校长曹云祥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所说的话，竟成为研究院悲剧性的开端与预言。自此以往，他们不仅要寻找“中国之魂”，更要守护它，捍卫它，可以为它而死，也可以为它而苟活。

这一天，梁启超的演讲题目则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直接点明了清华研究院与传统书院的精神关联。梁启超的思想脱胎于万木草堂，又深受西方影响，在中西文化的夹缝间感同身受，他的立场也成为对《研究院章程》最好的阐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研究院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从创建伊始就秉承的美国式教育模式，也没有模仿北大坚持的德国式教育模式，而是提出英国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中国传统书院的气韵，它们一道构成清华研究院的骨骼与肌理。

“四大导师”只是一个笼统的定位，有晚清遗民，有共和斗士，有新派学者，也有传统士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兴趣都不尽相同，甚至可能相互违背，然而，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研究院，教授们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文人相轻、暗战倾轧的事情。人格魅力与气度，对学术的执著，成就了自信而又谦恭的一代人。越是尔虞我诈的动荡时局，越是反衬出学人们维系学术尊严的魄力与风骨。梁启超比王国维年长，然而，研究院导师排名时，他却主动将首席让给王国维，并公开告诉学生：“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加以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曹云祥曾有意请王国维出任研究院院长，被王国维力辞。院长的席位也曾考虑过出力最多、学术成就同样不菲的吴宓，他却只肯担任主任，自称为行政秘书。因此，清华研究院院长的席位，竟然始终空缺。研究院的事务，事无巨细，最初都由吴宓打理。在他的再三斡旋下，陈寅恪接受了清华的邀请，而校长曹云祥也答应给陈寅恪预支薪金和购书款；赵元任的研究室对仪器装置有特殊要求，也是由吴宓出面与校方多次联系才得以妥善解决；为了方便王国维的研究与教学，吴宓不仅请学校出资购买了王国维开列的研究甲骨文字和敦煌古物应用的书目，并多次陪王国维进城“参观书籍展览会”，到京城各地购书。吴宓不在“四大导师”之列，然而，如果没有他穿针引线，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清华研究院甚至很难顺利降生。然而，无论吴宓怎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人事纠纷依然让他不胜其烦。1926年夏天，陈寅恪终于赶到清华报到时，吴宓已经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几个月前，他与教务长张彭春产生分歧，吴宓和梁启超希望扩大研究院规模，张彭春则认为研究院只可做专门研究，不容纳普通国学，这一提议得到了赵元任和李济的附和。最终，吴宓的意见被否定，他以保护研究院不利之名被迫辞职，辞职前，吴宓向校务委员会提交了《研究院发展计划书》，从此专注于外文系教学，不久，张彭春也被激进的学生代表驱逐，不和谐的声音开始在师生之间蔓延。

吴宓与陈寅恪一别五年，再次聚首百感交集，在《赋赠陈寅恪》中他写道，“经年瀛海盼音尘，握手犹思异国春。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吴宓向陈寅恪致敬的同时，更在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仍是永恒的命题，仍是难以回避的抉择。

陈寅恪的到来，为研究院带来一股新的风气。他的涉猎面极广，教学也自有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在他的讲台下坐着的，不仅是学生们，许多业已成名的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也一直旁听他的课。

陈寅恪与赵元任早已相识，也极为投契，赵元任住着清华南园的两间房子，陈寅恪则长期在他家中寄居，吃饭也常由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代为料理。对于梁启超和王国维，陈寅恪更是倍加敬重，他给研究院的学生写过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以梁启超、王国维作为研究院的精神旗帜，也希望学生们能将他们的精神继承下去。

清华研究院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注意准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课程则分为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每名学生都要选至少四门普通演讲，而在专题研究领域，导师们则根据各自的学术兴趣进行具体指导。王国维关注的是经学、小学、上古史、中国文学，梁启超则更倾向于文学史、哲学史和学术史，陈寅恪的研究范围集中于年历学、古代碑志与中外交流，赵元任和李济则分别在语言学和人类学方面进行点拨。导师们的研究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学术网络，既各具特色又能互补，没有人怀疑，如果他们能够一直联手，中国的学术前途，一定会大有希望。

这样的学术环境仅仅维持了一年。在这一年间，王国维暂时忘却了亡国之恨，他与陈寅恪、吴宓这些年轻学人保持着密集的往来，对学术与思想的共同兴趣，让两代人都受益匪浅。王国维对学生同样关爱有加，虽然他的视力已经变差，每次晚上下课，他还是要坚持送学生姜亮夫过了石桥，才肯回家，因为姜亮夫有高度近视，王国维担心他过桥时会发生意外。研究院的环境同样激励着梁启超，尽管屡患重病，他对学术的热忱却愈发浓厚，竟然渐渐淡忘了入驻清华是为了组建政党这样的初衷。与王国维的交流，也促成了陈寅恪的史学思想的转向，“从东方学的立场回到史学的立场”，两人学术兴趣相契，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也相互激发，相互呼应，以致王国维后来亡故，陈寅恪频生“‘人琴俱亡’之恸”，余英时对此作出了详尽的考证，并借用《礼记·学记》中的话来描述他们之间的精神关联，“独学而无侣，则孤陋而寡闻。”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体制，学人们的朴素情怀，共同塑造了清华研究院的品格。然而，命运的枷锁依旧如影随形。尽管这一代知识分子都从史书中洞悉了“世变”的根源，自身却每每被“世变”所误。


诀别

还有两日就是端午，空气中已经弥漫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甜腻黏稠，如同初夏温润的天气。晚饭后，吴宓与陈寅恪在住处闲坐，心情却平静不下来。渐起的蝉噪，愈发令人不安。那些隐匿在树丛中聒噪的生灵，从高处冷眼窥视，所有人都无从躲闪。

1927年6月，北伐军正一路挥师北上，势同破竹。幽居在北京西北角的知识分子们感受到的，不是希望，而是危机。连日来，军阀的屠杀，社会的动荡，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都在广泛传播，一时人人自危。吴宓早已在日记中规划了自己的未来：“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清明节放假时，他约陈寅恪一起，把留学时带回来的书籍分类装箱，雇了人力车运进城中存放。他们担心，一旦乱军入城，清华极有可能被迫解散，那时慌不择路，这些历尽艰辛带回来的珍贵书籍，势必会散佚。没过几天，又传来李大钊被绞死的消息，陈寅恪深夜赶到吴宓住处，唏嘘，费解，愤懑，对政治的厌恶无以复加。

匆忙撞进来的脚步声乱了夏夜的方寸。赵万里惊慌失措四下打量，王国维先生不在这里吗？他清晨即出门，据说去了颐和园，至今仍未回家。吴宓心中凛然，憋了半晌的话还是忍不住说出口，王先生去颐和园，莫非是要效仿屈原投江？这则不祥的猜测很快就被随后赶到的侯厚培证实了。侯厚培说，早上王国维到办公室里与他交谈很久，随即若无其事地向他借了五元钱，便径直往颐和园而去。而颐和园处业已传来消息，士兵们从昆明湖里打捞上来一具尸体，因为无人认领，尸体一直停在颐和园的鱼藻轩里。死者正是王国维。吴宓、陈寅恪与研究院师生连夜赶到颐和园，驻军连长却早已传下严令，不准开门。双方交涉一小时后，守门人才勉强允许校长和教务长进去，吴宓与陈寅恪只得率领学生返回学校，进校门时已是子夜，宿舍区灯火通明，王国维自尽的消息早已传遍全校，哀痛者自然唏嘘垂泪，一干与政党纠缠不清的激进学生，也仍在咒骂这个晚清遗臣死有余辜。生前之誉与身后之名，仍在他人口舌间流转，难以平息。

第二天，吴宓才在鱼藻轩见到王国维，“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四野阴霾堆积，雷声滚滚而来，这位“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已经在鱼藻轩里躺了一天一夜，遗体正在胀大，法医却迟迟未至。几乎又等了整整一天，师生们才终于给王国维换好前清的冠服入殓，一行人抬着灵柩，研究院的学生们都执素纸灯相随，一路蜿蜒，到清华园外的刚果寺安放。停灵设祭之后，吴宓与陈寅恪率先向前，没有鞠躬，而是匍匐跪拜，学生们也纷纷效仿。像邀请王国维出山那天一样，吴宓依然用了最隆重、最传统的礼仪，来告别这位倔强的先生。在王国维灵前顿首的时候，吴宓突然想起，十几天前，王国维就曾来找他与陈寅恪商量，一旦北京沦陷该何去何从。吴宓当时建议他暑假去日本，陈寅恪则劝他搬回城里居住。王国维却坚定地告诉两个后生：“我不能走。”原来
那时王国维就已下定了赴死的决心，所以他才会在这些天里预先做好一切安排，交接好学校的职务，把学生的课卷也都评阅妥当。他在遗嘱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位史学大家从残片竹简中洞悉了多少人世的离合、生死的奥秘，轮到自己时，却终究难以参透。

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依然不能自已：“宓思前年来京，清华学校命宓迎请王先生到此讲学。今甫二载，而送先生之灵榇至此庙中。宓始终襄随其间，亦云惨矣。宓又思宓年已及王先生之三分之二，而学不及先生十分之一。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先生实冥鉴之。”来时满面欢喜，去时却是凄风冷雨。千百年来，书生们的意气与天真，政治的诡谲与残酷，都消融在王国维的一来一去之间，吴宓的一
迎一送之间。

王国维被退位的溥仪赐予“忠悫”的谥号，这个落第秀才的名字也终于被收入《清史稿》，位于列传第二百八十三。他得以留名清史，或许也不仅因为他的才学，而更多得益于他的“愚忠”。对这位晚清最后的国学大师，正史只吝啬地留下寥寥数笔，如同用几束秃残的狼毫在摩崖绝壁上书写巨字——尽管明眼人都知道，以王侯将相为序的历史叙事背后，谁将比谁更加不朽。与此同时，政敌们充斥着民族主义的冷嘲热讽也依然甚嚣尘上，所幸王国维已经无须再去理会这些刻薄的抨击，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可以不尊重生者的权利，但不可不正视死者的尊严，王国维的生前与身后事，加剧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失望。然而，如同屈原的一死不能唤醒楚国的王公与百姓一样，王国维的一死，同样没能在喧嚣狂热的国人心中泛起哪怕细微的漪沦。时局依旧动荡，道德依旧沦丧，苟活者观人察己，无不惘然。文化将亡的忧患感在这一代清华人身上体现得尤为剧烈。当北大人还在满怀热忱地粉碎旧时代，呼唤新纪元，清华人却在忍受前所未有的孤独与绝望。梁启超称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他抱病为王国维料理后事，到教育部为王国维争取恤金，他断言，王国维是被“恶社会所杀”，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夜以继日地被这“恶社会”侵蚀着。然而，这一代学人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从未将罪责完全归咎于自己的时代，从未因外力干扰而忘记自己的本分，因为从来就没有最好的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在以自己的名字开创世纪。吴宓在挽联中写道：“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泪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次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吴宓并不是前朝的遗臣，然而，文化末世的悲怆却感同身受。陈寅恪的追忆则更加频繁，在挽联中他说：“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在挽诗中他对王国维之死做了更精确的定位：“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他不厌其烦地在学术论文和私人回忆里提起王国维1929年，他为王国维撰写碑文，进一步阐释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缅怀的字句，是写给王国维的，却更像写给自己。


误诊

王国维自尽时，梁启超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在给女儿的信中，梁启超写道：“我一个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暑期前批阅学生成绩太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大受刺激。”一年前，梁启超的尿血症加剧，协和医院的医生决定给他切除一侧病变的肾。梁启超一向以中医高手自命，这次却不顾众人反对，坚决相信西医的诊断。然而，手术失误，庸医竟把好的肾切掉了。虚弱的梁启超却固执地在病榻上立刻撰文，详细描述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过程，希望中国人不要迁怒于西医，不要因自己的生死而抗拒现代科学。

身体被彻底拖垮之后，梁启超不得不辞去清华研究院的教职，却依然笔耕不辍，每日考证辛弃疾年谱，苦中作乐，一旦找到新书就欣喜若狂。此后，他几度往返于饮冰室与协和医院之间，接受治疗时就读古人的词曲消遣，回家则“执笔侧身坐，仍扶病继草此稿”。1928年底，梁启超再次被送进协和医院，经化验，痰中有一种罕见的病毒，梁启超自知去日无多，为了给后人找到消灭这种病毒的方法，他要求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在反复挣扎了数十个昼夜之后，1929年1月19日，毕生致力于“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最终松开了紧握的拳头，这位平生著述上千万字的文豪，“至临终时，无一预遣嘱。”他因建党理想而误入教育，晚年却以教育相始终。他最终没能组建政党，卷土重来，却在无意中造就了无数自由的信徒，他心目中的“第四窟”，看起来有违初衷，其实却恰是他最妥当的归宿。被庸医误诊的梁启超，和被时代误诊的一代学人，此时都已被驱赶到命运的悬崖边，清华研究院也已名存实亡。傅斯年趁火打劫，将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先后请进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随后，他写信给清华的朋友们说：“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各得其所。”然而，这次“各得其所”，对清华研究院而言却是致命的灾难。随即，章太炎、罗振玉和陈垣先后拒绝了清华的邀请，来自校内外的攻讦也日益激烈，1929年，新任清华校长罗家伦在毕业典礼上宣布：“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清华研究院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成绝唱，曾有74名学生入学，最终68人毕业，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尽管因个人才华所限，更被时代所误，他们再也无力抵达老师们的高度。清华研究院的辉煌，似乎只有十年前的北大能够与之并驾齐驱，当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既有拖着长辫子的前清遗民，更不乏大批新文化闯将。不过，许多影响时代的飓风，大多是从北大发源的，而清华研究院尽管名师云集，英才辈出，却更务实地专注于个人的世界，无心也无意在学界尤其是社会上掀起波澜。清华与北大的差别，由此显现。一张一弛之间，两座学校在文化史上的命运，也走上歧路。清华研究院的师生们各奔前程之前，集体捐款为王国维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陈寅恪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此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菲薄而沉重的理想，留给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以及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些理想势必要面对暴风、雷电，势必要经历冰封、阴霾，势必比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时代更加凛冽，更加肆虐，但他们还是得走下去。这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知识分子的尊严与荣耀。


黄粱梦断

原本就老气横秋的陈寅恪，在诗词的世界里变得更加孤独苍老。那些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悲观与绝望，经过朋辈的死别与政局的跌宕，愈发难以遏止。刚届不惑之年的陈寅恪，却如同在凄风冷雨中漂泊的老杜，面对离乱纷争，难以释怀，又无可奈何。

这一代知识分子，如同顽石夹缝里的哀草，在阳光偶尔才会洒到的角落里，落寞而又固执地生长。他们曾经试图抗拒大时代的侵袭，曾想把自己留在方寸的书斋里，拒绝听楼外的风雨，却每每发现事与愿违。在一个安全感消失的年代，人们若不能揭竿而起，便只有醉生梦死，然而，知识分子又显然无法像庸众那样选择麻木，他们的敏感，会让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感受到秋天的来临，北风裹挟的肃杀之气，窗外开始枯黄的叶脉，渐次稀少的鸟鸣，无不让他们心中凛然。传统士大夫心怀天下的礼教原则，与新派知识分子对个人内心的关注，一道挤压着他们，于是，在命运转折的时候，他们更加难以置身事外，无法与时代的戾气真正绝缘。在思想的领地他们能驰骋纵横，在现实世界里却反而变得异常笨拙，只能以本能应对疾风骤雨，越是小心翼翼越是错误百出。

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清华研究院的故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赵元任回到美国，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语言学之父”；李济前往台湾，成为后辈李敖口中“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陈寅恪和吴宓则选择留在国内任教，他们像当年的王国维一样宣称，“我不能走。”然而，无论是陈寅恪还是吴宓，毕竟都不是王国维，王国维可以殉清殉文化，陈寅恪与吴宓早已殉无可殉。1981年，89岁的赵元任从美国回北京访问。几天后，他执意摆脱了陪同人员和亲戚们，独自回到清华，在曾经寓居过的旧南院徘徊良久。此时，陈寅恪已经去世12年，他在红卫兵的恐吓声里闭上了眼睛。吴宓熬过了“文革”，寄居在乡下的表妹家，在他去世前，邻居们总会听见这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撕心裂肺的叫喊：“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那时教授已是一个陌生而恶毒的称谓。李济也已经在两年前去世，1959年的《考古》杂志曾用整本的篇幅批判他的考古成就。在旧居前踟蹰的赵元任，或许还想起54年前的那个夏天，王国维攥着五块钱蹒跚而去的瘦削背影。几个月后，赵元任在美国去世，带走了关于清华研究院最后的记忆，那个群星闪耀的年代决绝的离魂，如同远去的列车在午夜碾过铁轨。多年以后，人们开始频繁地从历史的废墟中搜寻清华研究院残破的精神旗帜，一再掸去倾覆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们身上的尘埃，这段往事被反复阐释，过度理想化，不断神化，以致今时今日，我们已经很难平静公允地评判清华研究院和那些业已湮没的旧梦。事实上，它只是在它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收容了一群精神世界的旅人，短暂地燎原了夜空，但它的使命并未完成。尽管，于我们而言，连那些未完成的使命，都已经难以企及。

在民国，研究院自绝于清华，不容于时代，正是传统的失败，自省意识的失败，也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失败。尽管那一代知识分子曾经试图效仿普罗米修斯，不甘心在神界游荡，而宁愿坠落人间，教会人们怎样盗取天火；尽管他们为此甘愿日夜饱受恶鹰啄心的苦楚，以自身的伟大牺牲换取时代的微光，他们却无从预知，后来的人们，会怎样使用这些珍贵的火焰。他们的理想构成我们迷恋清华研究院的理由——因为那些显赫的名字，因为那场冥冥中的相遇，因为那时开明的大学体制，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识与气度，当然，也可能只是想在历史的锦衣上再绣一道花边。在满园春色里，清华研究院不过是一剪行将凋谢的梅花，开得太早，被乍暖还寒的春风催下了枝头，以至于错过了最好的季节。——其实，什么季节，又算得上最好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