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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季(2): 清朝最后一次科考考了什么?

(2015-06-13 23:37:35) 下一个

转贴之前:   如今的高考,比过去的科考涉及面更广,时间更长。 --- 那时候的考生只涉及历史/文学/伦理/哲学/政治/管理,现在的考生还得顾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英语。所以,非要现在的孩子能把古文学得那么深,还真不能安排那么多的时间。

看看第一名刘春霖的考卷,其认识的深度还真有点不如现在的中学生。可见,现代的教育对社会的认识,还是很接地气的。但在民族大义上,刘春霖能不为官位所动,可见其资质与修养,让很多现代唯利是图者们汗颜。

再细看刘论,我们不禁感叹:那时候人家日本岛国都资本主义了,强国了,我们的精英还在冥想所谓的现代变法,不知现代化为何物;即使今天,110年过去了,我们真的跨过了刘春霖的苦思了吗?

仅从学问面看:当我们的历史精英们满腹古典经纶的时候,对于外部世界的现代知识却懵懵懂懂;当我们跌跌跌闯闯接触了外面的现代世界之后,却又完全丢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古典。年年的科考/高考, 一直在不断地演绎着我们民族的时代命运 .....
 
   
豆瓣: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考了什么?》

1904年7月4日清晨,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从中左门进入保和殿,历经点名、散卷、赞律、行礼等种种仪式礼节,准备参加名义上由皇帝主考的殿试。

这是3年一度的全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贡士们按这次考试的成绩重新排定名次。一甲3名将获赐进士及第,二甲和三甲分别获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上午10时,试题发下,是以皇帝名义提出的时务策问。贡士们立即开始撰写对策文,对皇帝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对策文不限长短,常例为2000字,规定字必正体、文必到行,工整有格,不容疏忽。日暮为交卷时限。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

会试题

第一场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殿试策题

1.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陶成之责,是在长官。顾各省设馆课吏,多属具文。上以诚求,下以伪应。宜筹良法,以振策之。

2.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

3.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4.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礼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论者或病其清议标榜,果定评欤?唐初文学最盛。中叶以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试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正学日着,其道何之从?

状元殿试卷   刘春霖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之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

钦为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来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方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禽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

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这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子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壅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占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既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以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之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之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廖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选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权利。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已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己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时之要务。荀子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且有勋华之业。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忠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慄陨越之至。臣谨对。

刘春霖

(一八七二年——一九四四年),字润琴;号石云,清同统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正月初三生于直隶河间府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北石宝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年)二月考中秀才,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十载。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乙酉科拔贡生(即省学政选拔参加朝考者称拔贡)。光绪二十八年(一九0二年)以优贡生中式顺天府乡试举人。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三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在礼部贡院举行会试。三场会考结束,刘春霖榜上有名,第一名的桂冠被广东朱汝珍夺得。

五月二十一日殿试在皇宫保和殿举行,一般仅考策问一场,时间一天,刘春霖与众贡生清晨入场,黄昏交卷,各房阅卷官经过两天审阅,“读卷官”评阅试卷,挑出十份最好的卷子,排定第一至第十名的名次。二十四日晨,由皇帝主持(光绪时由慈禧主持),听“读卷官”讲读前十名卷子后,又将试卷呈送慈禧太后,这位独揽大权的西太后,对殿试文字重尚楷法,尤喜疏淡而恶乌方,她以自己的好恶定优劣。

第一份试卷是朱汝珍的。试卷之字圆润浑厚、稳重饱满,只是用笔太重。慈禧看了,连连摇头,再看姓名,心头猛震。因为他名字中有个“珍”字,顿时联想到被害死的“珍妃,而“朱”又是被清朝消灭的王朝统治者的姓,很是厌恶。再看籍贯是广东,又联想到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搅得大清江山不稳,她决不会再让一个广东人做状元来添乱。

于是,翻开第二份刘春霖的试卷,慈禧一看其字疏淡娟秀,先有几分喜欢,便仔细端详起来,并自言自语道:“刘春霖,春霖,春霖。”若有所思。当时正值大旱,举国焦虑。刘春霖的名字使她想到“春风化雨,普降甘霖”,认为这是吉祥之兆,面露喜色。看到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时,连连说道:“肃宁,肃宁,肃靖安宁。”这正符合她刚刚饱尝八国联军之苦后渴盼肃靖安宁的心态。于是,她停止阅卷,拿定了让此人做状元的主意。按大清的典制,状元是要由皇帝御笔亲点的。慈禧为了避免众议,便下令送光绪皇帝点状元。光绪当时已被她软禁瀛台,只能揣摸慈禧意图办事,由他点状元不过是走走过场,便点了放在最上面的试卷——刘春霖。

这样,刘春霖被钦定甲辰科殿试第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就在刘春霖金榜题名后的次年(一九0五年),清廷宣布“停止科考,推广学校”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出身农家的刘春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他因此戏称自己为“第一人中最后人”。

中状元后,刘春霖被授翰林院修撰,次年派到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历任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等总统府内使(相当于秘书长),并兼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等职。一九二0年、一九二一年曾两次代表大总统徐世昌到山东曲阜,主持孔子“大成节”典礼主祭,名噪一时,一九二八年退隐寓居北平。

一九三四年四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往,许以伪满教育部部长之职,遭到刘春霖严词拒绝。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北平,大汉奸王揖堂想借刘春霖状元之名作招牌,邀请他出任北平市市长。刘春霖又拒绝了王辑唐等日伪政权的邀请。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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