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当时外交人员对印度形式的研判

作者毛思维，先后在印度呆过11年，做过中国大使馆的一秘、加尔各答的总领事。现已退休回国，兼任住澳门付代表。

现在我们看他5月20日在莫迪当选后写给外交部的印度局势分析，便会发现其分析的对与错，判断的准与缺。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他认识到莫迪是印度的政治强人。这点判断准确。但正因此也害了李习，让他们都屁颠地去“朝神” ---这个副作用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提供分析与看法，该怎么做是上头（自己）的事。

第二他告诉我们，国大党已经”没落“。这让我改变某种看法：莫迪的治政路很难。我反倒觉得大众思变，对他的改革有期待，改变的舆论基础有。不用老华的”两个坚持“那么估计社会。当然，这本来就是他当选的原因：社会思变。

第三，中国的改革发展比较顺利，其一原因就是中国人的“呼唤强人”性，老邓有了表演的舞台。现在习的情况也一样，大家希望”包青天“，民众支持他反腐。真的假的不重要。同样，印度的社会现状也是这类态势：呼唤强人，为他们扫除点贪腐，为民众造多点福。大众会拥护他的政策。政令容易展开。

第四，古邦的成功，古邦制造业的发展，不仅是他的治政资本，也会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方向。这点让我们更看清了他的发展的可行性。莫迪在选战中说出一个事实：“古邦不停电，青年不失业”。

第五，他称莫迪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相似，坚信市场经济，对官僚主义不容忍。与印度英迪拉·甘地相似，都有凌驾于政党、政府、甚至国家之上的独裁倾向。有称莫迪是“印度的普京”，“印度的安倍”。他就是不敢说：他很像中国的邓小平：坚韧、手狠、制衡、有主见、两面派。

第六，他告诉我们印度舆论并不担心莫迪会把印度引向极端政治和专制统治，印度有能力制衡。

第七，他认为莫迪会对辛格总理时期的对巴“和解”政策进行某种调整。当事实是，莫迪更“和解”，他要约巴总理到他的就职典礼。放下一切发展它的主轴。

第八，他认为莫迪不会跟美国走得太近“莫迪至少不便一下子扑进美国怀抱”。结果外交部的决策失误：没想到习刚访完两周，人家就跑到美国去了。他说“在辛格总理时期，围堵论失望了；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莫迪身上，很有可能再次失望”。

第九，他认为“好在自去年“帐篷对峙”事件之后，中印双方加强了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边境局势有望保持稳定”，但被残酷的现实否定。

第十，他认为莫迪需要提升基础设施和扩大制造业规模，而这两项恰都是中国的强项，鼓励中国去投资。这也正是习去的一项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拉关系）。

就以上我的感觉，我认为，外交的研判小节对了，大节错了。所以造成习访印的时间安排大错 ---最好是莫迪访美回来，破掉印美的武功。至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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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选出了一个政治强人——莫迪

五月的印度，骄阳似火。终于，世界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选举——印度议会第16届人民院（下院）选举的结果在5月16日揭晓：印度政治变天，政府更迭，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JP，以下简称“印人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将出任印度下届总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选举，在印度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史上烙下了划时代的印记：第一，投票率高达66.38%，创历史最高纪录，反映了选民“求变心切”；第二，印人党席位飙升，达282席，远超人民院半数272席，不仅创该党有史以来最好选举成绩，更重要的是，过去25年来没有任何政党可获过半数席位、第一大党不得不与诸多小党联合执政的趋势在此出现拐点，印度将重新拥有稳定的“多数政府”；第三，“百年老店”国大党可谓遭灭顶之灾，仅获44席，比以往最差纪录114席还低一大截，这很可能标志该党的家族统治传统（尼赫鲁—英迪拉—拉吉夫—索尼娅—拉胡尔）行将走到尽头。

意料之中

可以说，印度最近三年来的形势演变早就昭示国大党此次必遭惨败。2011年，全国300多个城镇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示威抗议，政府威信扫地。此后，在多重丑闻缠身、法院积极干预、以及反对党蓄意搅局的困难情况下，政府显然不作为，不仅外资流出，本国资本也驻足观望，致使经济增长出现政策性下滑，从政府第一任期（2004至2009年）的年均增长8.4%落到最近两年4.5%的水平。
 

然而，从根本上讲，是国大党长期以来的领袖危机决定其此次惨败难以避免。前总理拉吉夫1991年遇刺身亡后，国大党陷入了长达十年的“领袖空白”时期。2004年，在拉吉夫遗孀索尼娅的领导下，国大党东山再起。但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夫人有自知之明，知道她肯定领导不了这个国家，于是，把总理一职拱手让给了著名技术官僚出身的国大党重臣曼莫汉·辛格。辛格人品一流，工作勤勉，但缺乏掌控政治、驾驭全局的秉赋，这一弱点在国大党执政的最后几年愈发明显。面对复杂的不利局面，辛格总理一直保持沉默，既无力在议会舌战，又不善与媒体沟通，显然缺乏在印度政治环境下担当总理的必要素质。
 

另外，索尼娅之子拉胡尔显然也不是解决国大党领袖危机的答案。在选民眼里，他有一半外国血统，长年在国外接受教育，回国后虽有志振兴国大党但不见成效，而且又从无任何政府工作的经历。在过去，选民们把敬重和同情奉献给了这个家族，但现在，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要继续把感情投向这位年轻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唤强人”成为这次大选的主题，莫迪成为两个多月激烈选战的唯一中心，整个选举演变成对莫迪能否出任总理的“全民公决”。

古吉拉特模式

其实，莫迪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许多人心中，他是英雄；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是恶魔。他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连续三次胜选出任首席部长，政治成就骄人；而且，古邦近十年来经济表现突出，使得莫迪在一批地方强人中崭露头角。但是，莫迪的政治生涯中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
 

2002年，古邦发生一场严重的宗教骚乱，邦政府未能及时控制事态，近两千人（主要是穆斯林）死于非命。其时莫迪身为首席部长，应该说难咎其责。虽然持续多年的司法调查并未指控莫迪对骚乱负有刑事责任，但他在道义上的责任永远不可能洗净。因为此事，美国政府十多年来拒绝向莫迪颁发入境签证。
 

印度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莫迪格格不入，选战打响后，一批世界级文化名人和一批宝莱坞电影名流，分别在伦敦和孟买联名呼吁抵制莫迪。高举“世俗主义”大旗的各政党更是火力凶猛，有的将莫迪比作希特勒，有的称其为“古吉拉特屠夫”，还有的等而下之，甚至称他为“驴子”。
 

然而，支持莫迪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选情很快呈现所谓的“莫迪浪潮”，继而“莫迪海啸”横扫全国。
 

尘埃落定，现回过头来看，莫迪之所以大获全胜决非偶然，在诸多因素中，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应该说最为重要。
 

近年来，古邦被称作是“印度的广东”，这反映出两方面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快，走在全国的前列；二是重视制造业，新增就业机会多。古邦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实行多种优惠政策，有研究把古邦列为印度经济最自由的邦。另有研究指出，近年来古邦失业率仅为1%，大大低于全国3.8%的平均水平。同时，古邦农业增长也稳定上升，在2000年代的十年间，年均增长达9.8%，荣居全国之首，远高于全国3.3%的平均水平。因此，莫迪在选战中得以自豪地说，古邦不停电，青年不失业，我将把印度引上古吉拉特之路。
 

这里确有个“发展道路”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大党政府在思想上强调“包容性发展”，在实践中推行福利主义政策，依靠行政手段向穷人提供临时就业和低价粮食，结果既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又加大了财政负担，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换言之，重视私人投资、重视制造业、重视就业增长的“古邦模式”，正是印度选民此次选择的发展道路。

强势外交？

毫无疑问，印度选民选择了一位政治强人。有人称莫迪与美国前总统里根相似，因为他俩都是从邦（州）崛起的地方强人。有人称莫迪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相似，因为他俩都坚信市场经济，同样地对官僚主义不予容忍。还有人说，莫迪与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相似，因为他俩都有凌驾于政党、政府、甚至国家之上的独裁倾向。更有时令版比喻，称莫迪是“印度的普京”，“印度的安倍”，等等。
 

然而，印度舆论并不担心莫迪会把印度引向极端政治和专制统治，因为他们对印度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能力充满信心。不过，敏感的国际媒体已提出一个问题：莫迪上台后，印度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走强硬路线？有的不无担心，有的不无期待。

巴基斯坦有理由担心。从历史上看，印巴关系实质上就是南亚次大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延伸。莫迪从小参加“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一个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印度教社会文化组织）的训练，年轻时成为这个组织的宣教员。虽说此次大选莫迪主要得益于“古邦模式”，但选民中的“印度教情结”也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因素。确有莫迪的支持者在选战中放言：“让反对莫迪的人卷起铺盖去巴基斯坦吧！”也有穆斯林政治领袖针锋相对：“让投票给莫迪的人投海去吧！”可以肯定，巴国民众对莫迪当选的反应会相当负面，莫迪也会对辛格总理时期的对巴政策进行某种调整。
 
还有，在印度和美国，都有一批人希望印美关系终将演变成“联手制华”的同盟关系。在辛格总理时期，他们失望了；现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莫迪身上。但他们很有可能再次失望，因为：第一，美国对莫迪制裁十多年，莫迪至少不便一下子扑进美国怀抱；第二，2008年国大党执政时与美国签署的“民用核能合作协定”构成印美新型关系的基础，但那时印人党是反对党，曾竭力反对，现在即便找台阶下也需要时间和机会；第三，当前印美在贸易、尤其是药品专利等方面矛盾不少，将其厘清需要有个过程；第四，最重要的是，中国对发展与印友好关系意愿明确，可信可靠，印度新政府应该会认识到，如果以“中国威胁论”为基础制定对华政策，必将限制印度的战略选择，不符合其自身长远利益。

笔者对莫迪今后可能的对华政策取谨慎乐观态度。之所以谨慎，因为中印边界问题悬而未决，双方对实际控制线某些地段的走向认识不一，容易发生所谓的“越界事件”。好在自去年“帐篷对峙”事件之后，双方加强了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边境局势有望保持稳定。

 
另一方面，之所以乐观，是因为莫迪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的发展模式较为接近，他曾多次访华，重视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当前印度经济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和扩大制造业规模，而这两项恰都是中国的强项，因此，与中国合作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将是难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