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中国经济的大腕们都在达沃斯说了些什么？（2）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在“打造中国新形象”主题讨论中表示，作为一个银行，我们面临一个跟随企业走出去的一种机遇和挑战。

中国正在日渐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更多的企业从采购全球化到销售全球化，慢慢走向生产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这样作为一个银行，我们面临一个跟随企业走出去的一种机遇或者挑战，这些年从工商银行来看，我们在全世界40个国家设立了380个分支机构，其中通过13次的收购兼并，其他有些分支机构的增设，全球也有一万个员工，95%左右是各国本土的当地员工，有两千亿美元左右的资产，一年盈利有一百亿人民币。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是一个自然推进的过程。

这是一个量的扩大，而且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全球品牌铸造的重要性。当然，慢慢你在本地有机构了，你有大量本地的客户，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大家慢慢知道你了ICBC，我们原来名字很长，我们用了一个缩写让大家好记，用了统一的标识，甚至色彩，这个过程中有传播，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传播中最重要的是：质量最重要，你的服务必须保持你的标准化，你要有信誉。当然，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做一些传播让大家能够熟悉。我们现在到全世界一些主要的机场，你们下来以后看到工商银行大幅的广告。

这是其中一种传播的模式，包括中国一年大概有16万篇像去年这样一些比较主流的媒体的一些报道，包括大概十几种语言，这些过程都是一种品牌传播的过程，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很多的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些文化、习俗、宗教，甚至当地的一些法规、工会等各种情况不一样，所以，你必须非常妥善的处理好跟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企业没有走出去，今天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但是我相信明天中国企业的品牌不仅是制造业，包括服务业，甚至包括文化产业的品牌一定会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的，其实我们不要气馁，因为今天中国哪怕有些不为外国人所知道的中国的品牌，但是它所知道的人数，因为我们是个13亿人口的大国，使用的人数远远超过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品牌，只是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进一步让这些品牌，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我想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我们只要坚持走下去。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长乐：打造品牌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要战胜自己，不断调整自己的品牌定位。

品牌有个延伸的问题。以达沃斯论坛为例，达沃斯论坛就是品牌全球化的最好例证，它不拘泥于达沃斯小镇，而是延伸到了中国、拉美、非洲等世界各地。

销售规模大并不意味着是好品牌。打造好中国的新形象，探讨在国外建立品牌资产，通过全球收购推动增长，还要应对知识产权的挑战等。这里面不是光我们涉及到了人家的知识产权，还有更重要的是别人犯到了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缺乏意识去保护。

爱德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ichard W.Edelman ： 品牌还意味着透明、职业操守、员工待遇和产品品质。我们一直在谈论塑造品牌，我认为品牌的本质一方面是营销，另一方面是了解产品制造过程，我建议给每一个品牌产品一个二维码，让每个人了解，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中国卖的很贵的外国品牌很多，但达到他们标榜质量的很少。进去一家品牌服装店，用我不专业的业余眼光看，一件衣服至少有六个瑕疵，比如，衣服缝纫的线都缝不直，还说是名牌。品牌是真诚的名片，不是高价的代名词。品牌关键是诚信，要恢复大家的信心，不仅领导要真诚，员工也要真诚，这样才能制造出诚信的产品，才能打造中国品牌新形象。

要塑造国企形像，首先要政企分开。国有企业搞不好，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政府要放手让国企自己去闯，企业吸取教训才会成长得更好。我当年一个项目跑了八年，礼都没少送。跑了两个八年的项目，我就成了国资委主任。现在对政府最大的期望是政企分开，最担心走回头路，管的又多了。干预的人不负责，所以搞不好。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站稳脚跟’的力量”。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我们当前用的是“站稳脚跟”的力量，我们的精力和思想、眼光更是朝着前方，向着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请不要误解‘额度’这个词”。对中国政府来说，要进一步放宽企业“走出去”的条件，如可以减少对有实力又有信誉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审批事项，或者是放宽审批额度。同时，他特别提醒企业家们，“请不要误解‘额度’这个词。我们是有管理的，因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愿意有一些投资的炒作者把外资突然大规模地撤走”。

——“不再欠‘新账’”。中国不愿意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过去的绿水青山是祖宗留下的，未来美丽的环境是子孙后代应当享受的，当代人要有责任感。中国政府要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的理念，同时，要铁腕出击来整治现有的污染，不再欠“新账”，并且要多还“老账”。

——“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对于一些触动利益的事情，我讲过我们会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改革，做到“言必行，行必果”。

——“当年我当农民的经历对我今天担任总理的职务受益匪浅”。在每个领域，即使是看似很平凡的岗位都可以作出不平凡的事。获得理想的职业、走到高的岗位往往也是从低层做起的。我并不想把“总理”和“农民”这两个岗位做贵贱之分。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在几十年前我就是农民。当年我当农民的经历对我今天担任总理的职务受益匪浅。

——“减少了‘寻租’的机会”。我们推进改革，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们已经在这半年之内取消和下放了200项，这实际上既是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也是触动利益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政府部门手里没有审批权了，交给了市场，也就是减少了“寻租”的机会。

——“我们选择的是另外一种——就是保持定力，沉着应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有一种选择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赤字，放松货币，这可能会起到短期效果，但是对未来未必有利。我们选择的是另外一种——就是保持定力，沉着应对，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特别是突出释放改革最大的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应该说目前已经见到成效。
 
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对中国的金融，预计2015年可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实现全面利率市场化。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破产制度制定之后，有那么一两年就可以承担这个风险了，2015年左右差不多了。面对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要有差异化的客户定位，降低对资本和负债的依存度，降低内部管理成本。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的机遇在于通过收购兼并经营不善的银行来迅速扩大。

从1998年到现在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最后一步利率市场化最关键的就是看存款上限是不是放开了？存款上限的放开的确需要做好宏观上和微观上的充分准备。从架构上来说比如说存款保险制度，因为都是要自负盈亏的，存款保险制度还有银行的退出问题，因为有的银行在竞争过程中可能会淘汰，如何退出的问题。基准利率体系，这个体系是否建成？会不会造成价格的紊乱？目前国内的基准利率基本上有多种利率在不同的发挥着作用。比如说美国公布联邦利率就可以了，我们有一年的存贷款利率，有央票、有国债回购利率，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利率发挥作用。

目前利率收益曲线是不完整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很快地把存款利率放开的话可能形成一个利率大仗，尤其是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同质化比较严重，会造成存款利率增加，贷款利率适当会增加一些，但是存款利率会增加更快。这时候就会形成利差缩小，比较大的银行会往风险高的区域进入，规模上要弥补因为利差减少而损失的利润，这样会扩大风险，如果风险管理不善的话，可能就会形成破产，这种状态在国外利率改革过程中是经常形成的。

我们希望过程是一个渐进式的、振荡越小越好，所以还是稍微有一个过程，比如说大额存单的问题，这些都在做一些准备：第一要有自己差异化的客户定位，第二要降低内部管理成本，降低对资本和负债的依存度。当利率市场化以后，商业银行的机遇在于通过收购兼并经营不善的银行来迅速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