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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如果说十年文革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那么过去十年的腐败绝对是触及文化、触及道德、触及全社会、触及灵魂的腐败大革命。
如果说十年文革让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是真的，那这十年的腐败让社会道德到了彻底崩溃的边沿也不是假的。
如果说十年文革关系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那么过去十年的大腐败一样到了亡党亡国，关系到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了整个民族的前途的地步。
如果说十年文革是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那么过去十年的大腐败同样是人人自危、人人没真话，上下都假话。
............. 可见，任何冠于文革的断语言辞，都可以毫不修改地套在过去的十年腐败。所以说，翻过去翻过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秀，应当休矣。那对民族的生存没有丝毫的益处，对社会的发展更是设置拦路虎。我们看到，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既宽容左派，也宽容右派。就事论事，尽可能地说真话，办正事。谁贪污了就让他吐出来：温家钱权交易的27亿，绝不是空穴来风。谁失职了，就让他下来：王局出走，薄就得承担失职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雾霾，假药，添加剂，豆腐渣校舍，豆腐渣桥梁，无官不贪, 钱权交易，私相授受，浪费挖空贱卖子孙的资源， .... 哪一件哪一方面不是触目惊心？
诚如经济工作者韩志国发布的《官场已成为道德垃圾场》微博，现在的社会“没有最卑鄙只有更卑鄙，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没有最下作只有更下作，没有最肮脏只有更肮脏——官场已成为彻头彻尾的道德垃圾场。趋炎附势，贪污腐化，蝇营狗苟，无恶不做，公权力的所有底线都在不断击穿和下沉，人们对官员的最高期待已不是做好人，而是少干坏事少害人。”
他在《三个不相信》中写道：“1、不相信在‘三个自信’的框架下改革会成为中国的最大红利。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只能不断倒退。2、不相信没有改革红利驱动的城镇化会成为发展的最大潜力。没有改革红利的城镇化将强化土地财政，引发更深层次的制度危机。3、不相信没有创新的发展能走出困境。没有创新甚至难有发展。”
他在《中国股市会迎来牛市吗？》中分析称中国经济与社会千疮百孔，发展速度得以维系，主要靠源源不断地增发货币。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到全球的8%，但却占了世界货币总量的27%。最后他断言：制度扭曲，增长乏力，如此环境会有牛市，将是世界奇迹！
十年腐败 堪比 十年文革。如果说十年文革惊心动魄让人痛心，那这十年的腐败惊心动魄让人更不安心。
你这是用十年文革不好的比十年腐败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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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十年文革还有什么好的？愿洗耳恭听。
你这是用十年文革不好的比十年腐败好的。如果比较腐败程度和社会道德水平，如今还真不如文革时呢。
1、文革扫除了所谓的国学，这些垃圾传统文化，扫清了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传统文化和社会阻力。
2、改革开放纠正了航向，从学习一个有问题的派别（共产主义），转向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这更符合人类自私的天性的实际情况。共产主义认为通过物质丰富、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纳粹、大清洗、红色高棉）能达到劳动成为人类第一需要的理论，是马克思犯的严重的错误，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带给人类巨大的悲剧的原因。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印度，就有更多的理解：
《亲身实录：关于印度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http://bbs.wenxuecity.com/culture/489586.html
《才从印度孟买出差回来，说说真实的印度--特别是孟买》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6679-1.shtml
《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
杨帆 新浪财经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谈论效率与公平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需要的，是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把二者关系做具体的，历史的说明。理论上的真问题，必须结合实际中的真问题，才能具有实际意义。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基本关系。所谓效率，主要指经济微观层面，企业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但经济效率也可扩大到产业层面，指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效应，有前向关联，后向关联等；还可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总体效率，即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波动的减少，防止垄断，过度竞争，倾销和重复投资，改善对外贸易条件等等。不能仅仅把经济效率理解为单个企业的眼前利润，即使单个企业的经济效率，也离不开长期发展战略，市场的占有率，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社会贡献与社会形象等多种因素，不是单纯的利润指标可以代替的。企业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会效益，如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社会等，在现代生产中，企业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已被尖锐揭露，脱离社会效益的企业微观效率不能被社会承认，这一点在财务上也将体现出来，即把企业活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打入企业成本以降低利润，企业的虚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于“公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长期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确的指标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实，国际社会对于公平越来越重视，并给出了明确概念。2000年10月，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银行奋斗目标：消除饥饿和极度贫困；普及小学教育；消除性别歧视，赋予妇女平等权力；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减少孕产妇死亡率；消灭爱滋病、疟疾等疾病；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扭转环境资源的耗竭趋势。根据中国青年报采访世界银行专家邹恒甫，社会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内容：
第一，机会均等。每个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机会均等要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向机会最少的那部分人倾斜，以增加他们的发展机会。例如，教育是影响人们发展机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公共政策应该保证穷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过程公平。虽然公民的先天禀赋，如身体状况、智力、家庭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禀赋、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回报的过程必须是公平的。人们不能因居住地、性别等方面的差异而受到歧视。例如，农村居民必须同城市居民一样，完全平等地参与竞争，同样的付出应该得到同样的回报。
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根据每个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进行有差别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报。
第四，确保基本生存条件。社会必须给每个公民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绝对的贫困和被剥夺状态。这就是说，政府必须调节资源的配置结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维持每个公民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四个内涵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例如为实现机会均等和避免绝对贫困，必须对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会影响过程公平。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据国际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国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应各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30%计算，应达到GDP5%，三项共占15%。
国际思潮可以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划线，主张效率优先的为右翼，主张公平优先的为左翼。我以此为依据，又加上手段的激进与温和，把中国社会思潮划为温和左翼，温和右翼，激进左翼，激进右翼四种思潮。我主张温和右翼与温和左翼合作，既反对激进左翼(原教旨计划经济思想)，也反对激进右翼。中国思想界的思维惯性实在太严重，许多人至今把“左倾”作为最主要的危险，对于新的“激进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为“改革开放大方向”加以维护，这就是主张以腐败为机制，将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形成“精英联盟”，进一步买办化，走对外妥协，对内剥夺大多数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改革开放自1995年以后，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忽视了对腐败的控制和对受损阶层的补偿，正在一步步滑向这一方向。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经济方面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公平是指社会成员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配置。计划经济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视微观效益；市场经济则重视微观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这是效率与公平背后的体制因素。
圈地、官商勾结、腐败等等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出现过，倒是文革具有中国特色~~腐败好歹还有西方历史经验可借鉴；清除文革带来的恶果却是个世代工程----文革遗风在社会上，生活中，网络间随处可见~~当然，这些是在海外远离腐败环境的感受，不同意的飘过好了~~
唉，又是十多年！人心没有最乱，只有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