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对待'，是一大学问，一大艺术

区别对待是管理的一大艺术。学会区别对待，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门大学问。
 
我们每天都面对千奇百怪的人和事，如何对待这些对象，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拿捏技巧和应变能力。处理得好，叫友好接触，友好界面，是大智慧。处理得不好，不仅自己烦心恼火不顺气，还会给周围的家庭/同事/集体造成不能挽回的损失。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区别对待”的重要性。

一是加拿大的两个华裔教授作假的问题。

滑铁卢大学是个仅有50年历史的年轻学府，在加拿大的地位和中国科大在中国的地位差不多，年龄也相仿。你不用怀疑这类年轻学校的实力。那里的一位华裔教授李冬青/DongQing Li博士，因为和其女博士生Yasaman Daghighi的合作文章，涉及到了不当引用/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被校方予以停止教职4个月的处分，并且在处分期间不得使用校内的任何资源。

李本人在校方调查阶段，承认文章引用不当涉及剽窃，为此向全校师生作了书面道歉，并为学校的名誉带来的负面影响表示歉意。滑铁卢大学副校长Feridun Hamdullahpur在一封致全校师生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维持学术诚信是滑铁卢大学的核心价值，全校师生都有责任维护这个价值，都要尊重这个价值。李博士和他的研究生的行为令学校的国际声誉蒙上阴影。滑铁卢大学负责外联及公共事务部的副校长Ellen Rethore表示，滑大学生一旦被发现剽窃，根据具体情况，要么取消成绩，要么开除学籍，无论剽窃是否首次行为。为此，Yasaman Daghighi面临的处罚是：学校谴责函和开除学籍。

李冬青是中组部引进的国家千人学者，现是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与热能工程研究所的教授，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另一个加拿大的华裔教授王志国，他是百年老店Montreal大学心脏病研究所的教授。去年秋天，因为论文中照片作假，被蒙特利尔大学心脏病研究所发现，经过调查，发现他的几篇论文中都涉及到部分抄袭，因此被勒令走人。这王教授也是中组部的千人学者，目前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脏研究所的所长和教授。

对于两个作假的教授，不同的学校给出了不同的处理。一个是开除，昭示社会；一个是停职4个月，昭示社会。我认为这两个的区别对待，处理得很好，都达到了不再给自己学校造成进一步损失的效果。

这里李教授太相信自己的研究生，被学生的抄袭或不当处理害惨了。学校对他本人申诫而不是开除，已经得到了学校的目的。这里面揭示一个普遍的问题：很多教授很少认真检查自己的博士生的文章就签字，结果很容易出漏子。还有，很多教授把别的学校送来的学生论文，交给自己的研究生/博士后去审阅。学生说什么他都信，也不深究就签字通过了。一旦出错，教授多年的努力就给吹了。

而王教授就是自己作假，他没有退路没有替罪人，只能他本人卷铺盖。对单位来讲，只有这样才能息事完结。所以，对管理来讲，这是唯一的选择：只有开除，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这两人目前都还是中国的千人学者。网上很多人说，作假没什么，海归到中国。影响很不好。中组部对此也该区别对待。要以最小的成本得到同样的治理目的。

这个案例对比，完全可以作为管理学的大案例来研究，完全可以登上哈佛的管理学讲坛。
   
二是中国的两个阶下囚的问题。

中国一大官员，刘志军，官至铁道部长，是温总理的红人。他对中国的高铁发展可以说不遗余力，甚有贡献。但作为部长，不仅自己大贪，而且部下窝贪，罪有不赦，只能严惩不贷，才能灭全社会普遍巨额贪腐的嚣张气焰。严惩他，全社会不仅不会反弹，而且全社会大体一致，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对全社会的发展有好处。当然，对共产党的继续执政也有好处。

中国另一大官员，薄熙来，官至重庆书记，是温总理的对头。他对中国探索新形势下共同富裕、城乡结合以及房产税可以说有一定的实践和建树。但作为领导，他不仅没管好部下叛逃出走，老婆也没管好。对此问题，要是中央在第一时间能正确认识正确对待，下掉他的顶戴，削为平民，那左右派都不会疑义，社会会同心。从而达到治理官吏、治理社会的大目的。对社会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但一开始，温总就错了。他以文革的手段、以“文革复辟”为说辞，不仅给自己制造了敌人，更可恨的是把社会撕裂了。如今，不论你如何罗列罪状把他投入天牢，还是一样有太多的人不服气，并且使中央对社会处于离心离德的境地。重庆已经换了两茬领导，社科院的研究员最近在重庆做了个调查，有超过66%的被访者还是说薄熙来好。显然，中央的处理方式错了。不仅没有得到治理社会的效果，而且执政者自己给自己添乱。并且，该报告还说，中国十年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贪腐严重和贫富不均，这是目前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而重庆模式涉及的正是反贪打黑和减少贫富差距的再分配问题。所以，报告进一步指出，目前习李要做的就是要响应社会的诉求，继续走不提重庆模式的重庆模式，那就是继续两个中心工作： 一是严厉反贪（打黑），二是减少贫富差距（进行工资改革，即财富的二次分配）。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其实，当年先帝处理刘主席和邓书记的问题，就采用了分别对待。后来邓大师对待文革运动和反右运动也是采取了分别对待。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都是折中的、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处理手段。我们不能用现在去求全责备历史。如今，只有理性地对待文革时空，才能正确地反思社会为什么出现那么严重的偏离，才能避免极左的灾害，避免极右的过枉，避免社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文革走了极端，是错了；现在的中国又在走极端，也错了，否则哪来的无官不贪？过去刚反思文革，有人想不通，不敢面对，百般抵制；如今到了要反思改革，又有一些人不敢正面，不认存在错，也竭力阻挠。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腐败泛滥 + 贫富极距”，就是一系列从左的极端跳到右的极端所导致的。这不仅造成共产党的最大危机，也成为中国社会的最大危机。造成社会矛盾不能解决而且步步恶化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正确面对文革错误的反思，太极端太偏离。现在，我们是该对改革30年的大问题，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不仅要严厉反贪，而且要大力推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否则，当前社会的尖锐矛盾不仅无解，并且只能更恶化。
 
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区别对待，不是说那对象没有错，而是在认识他有错的前提下，用区别对待和手段的不一样，达到能处理问题、管理社会的最佳目的。仅此而已。

理性地区别对待是大艺术，学会区别对待是社会的大学问。
 

真的假的？        祁志龙指马为鹿，说这不是他的“消费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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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滑铁卢大学的李教授造假问题

2012年夏初，李冬青教授和他的攻读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学生Yasaman Daghighi因涉嫌剽窃，撤回在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有关芯片实验室制备最新技术。文章应作者要求被撤回；作者在撤回声明中称，文章援引麻省理工和加州大学有关诱导电荷电现象的研究成果，未作适当说明，援引的数据也没提供适当的参考来源。作者在撤回声明中为自己的疏忽道歉。该撤回声明被美国学术监督机构—“撤回观察”搜索到了。麻省理工化学工程兼数学副教授Martin Bazant在撤回观察上发表了自己的质疑，说整个撤回过程中有许多可疑之处。接着，李冬青便不再任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期刊的主编。

Martin Bazant表示，自己是在浏览2011年科研文献时，发现2人在Microfluidics and Nanofluidics期刊上发表的上述报告，公然抄袭了自己和同事Todd Squires大量数据，其中许多数据是直接复制和粘贴，连标题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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