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网上疯传着薄熙来的告重庆人民书，或者说是薄熙来的自白书。真伪难辨，权且放在这里当参考。
左派文革中，李立三临死前的自白信是：“无以自辩，唯有自杀”。没想到吧，过了三十年，号称已不是文革并要严防文革复辟的右派世界里，堂堂的政治局委员，出了事也一样无以自辩，也只能以“或不在人世，或身陷囹圄”，无奈地向自己的国家告白。
这个国家怎么了？就像贺卫方，一个并不算太执着的人，作为北大的法学名家，他也参与了联名质疑重庆打黑里的黑打成分，也算明面上的倒薄派，但就因为怀疑宪法大还是党大、因为主张颁立政党登记法、呼吁司法过程公开、程序应当正义，因为想知道温总喊的政改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反正，挡不住现实里的他，一个北大名教授，自己去不成浙大，只好呆在家里一年没教职，..... 就说北大没“黑打”，还不一样充斥着良心被泯灭、正义被歪曲。讽刺吧？ 所以网友武胜说：专制从来不是左派的专利，右派专制的历史更长得多。
所以我们呼吁，为了中国下十年的机会，必须抛弃“要反右更要反左”这种非民主的斗争哲学，当然也不能让“既要反左更要反右”的倾向泛滥。必须丢弃一言堂的遗传观念，必须丢弃“反”这个斗争词汇，要有“容”这个立的观念。文人精英们应该明白，要进行政治改革，要走向民主法制，任何时候不仅要能容右派，也要能够容左派，中间派，逍遥派，甚至于凡是派。民主的基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一派是不会有民主的。所以现在要培植多种派系，重建多种模式，让右左各自发展，才能构成相互监督，互相牵制，才能走上过程公开程序正义，容许争议保护抗辩，才能使腐败减少正义伸长，由此，才能逐步走向阳光透明，走向民主与法制。
法制的真谛是一切摆在桌面上，按规章办事，按过程办事，对谁都一样。法律不只对一个薄熙来，法律同样适用于胡景涛温家宝和任何常委政治局委员。不仅适用于万户侯，也适合任何一个百姓。法律面前的平等不是只对一个今天的失势者，同样适用于一个今天的得势者（可能就是明天的失势者）。
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的公开信 （zt）
首先由曹溥在多维论坛上发布。以下为曹溥原注。
曹溥谨按：这封长信确实是薄书记在一台笔记本上亲手打出来的，后来全部剪贴到一个容量为4G的清华紫光USB上。后来电脑、手机和USB等一大批零碎物品都被扣押。USB辗转到我手上的时候，不知道被谁格式化过了，试了很多数据恢复软件都一无所获。直到后来七月底才得到有力的帮忙，恢复了数据。我除了对明显的错别字——薄书记很少在电脑上打字，因此打字极慢而且容易出错——做了改动，其余不管文法还是措辞都未改动。我要做的事情，是把多达近百个txt文档拼组起来。因为其写作时每次中断之后，下次再写的时候都开建新的文档，导致这封长信被分成很多个小文档。至于U盘如何到了我的手里，为什么在此时发布，暂时不能透露，将来会在合适的时间全面公布。 为了证实真实性，我安全赴美之后将向各大媒体提供电子文档，接受第一流的软件专家的严格审查。
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1)
亲爱的重庆人民、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
当你们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至少已经身陷囹圄；而你们，一定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轰炸中震惊万分，不知所措，很多人会因此感到痛苦。请允许我先说一声：对不起，我让你们失望了！我没有能抵挡住黑恶势力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反扑，致使我们一起开创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暂时遭受了挫折。
亲爱的重庆人民，五年来，我与你们朝夕相处、共同奋斗，让这个被盘根错节的黑色势力所笼罩的山城摆脱了暴力和恐怖的黑暗统治，让这个历史悠久、山清水秀的城市焕发出美丽的光辉；你们唱起激昂高亢的爱国歌曲，让更多的中国人回想我们共同的来路，牢记我们的目标，从而更加积极、自信、团结地向前迈进；你们以勤劳、智慧，让这个城市的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在中国乃至世界崭露头角。
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你们！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根本创造者，才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根本源泉；也要归功于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持，没有全国的大河之水也就没有重庆的小河波涛。而我有幸能与你们一起书写重庆的历史，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实在是感到幸福！此生荣辱沉浮，已经无足挂齿。
尊敬的全国爱国人士，我知道，你们一直关注着重庆，关注着我。你们为我们的进步欢呼，为我们的不足忧虑；而此刻，一定也为重庆和我的重重迷雾感到疑惑乃至痛心。你们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你们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只要你们光明，这片广袤的大地就不会黑暗；也正是因为选择了相信你们、依靠你们，我才在关键时刻选择自我放弃，而不愿意为了个人的命运而使国家陷入纷争、动乱乃至内战。（以上写于2012年3月）
现在，你们一定想知道真相，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真相很简单，重庆和我今天遭遇的一切，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掀起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之后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他们联合中国内部第五纵队来分裂中国、打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举措。
主政重庆以来，我不仅想带领重庆党政干部鞠躬尽瘁为重庆人民做一点事，也想依靠重庆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中国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为延续中国奇迹提供新的动力和借鉴。
但是上任不久我就发现重庆人民笼罩在可怕的黑色势力控制之中。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愤然掀起打黑运动，惩处一切涉黑势力，力求还重庆人民一片晴朗的天空。重庆人民表现了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为打黑除恶行动的成功提供了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持。
我承认，我们的打黑运动有些粗糙，但是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黑恶势力总是难以清除，原因就是法律的发展误入歧途，陷入了好人吃亏、恶人受益的困境。另外，中国各地的警方和黑恶势力相勾结的现象过于严重，“躲猫死”、“洗脸死”现象层出不穷，程序正义一直难以得到实现，而我们的霹雳手段在细节上满足不了法学界一切人对程序正义的渴求，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攻击的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代中国不完善的司法现状受过。
这里不能不提到王立军。我把他从东北调到重庆主持打黑除恶行动，看中的就是别人告诉我的他的一身正气和高超的办案水平。 是的，他在初期展示的霹雳手段和勇猛精神很令我欣赏。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操作细节太需要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民的包容乃至保护。一系列案件在他的办理下看似快刀斩乱麻，其实变得更为复杂。他对律师的敌视，让我这个身为律师丈夫的人深感不解。我不止一次提醒过他：那些为黑社会组织者辩护的律师，正在成就重庆打黑的伟大；只有经得起最严格的辩护的挑战，才能真正办成铁案；只有真正办成铁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成就重庆打黑的伟大，否则的话，打黑就有变成黑打的可能。他的顶撞缺乏一个下属应有的素养：“我在前面冲锋陷阵，是不是还要防范后方的出卖和背叛？”在此后的会议上，他屡次以义气、团结一致等词语来要挟市委和政法界的干部。
这里不能不提到李庄案。此案我接到的汇报是庭审过程中有六个证人出庭作证，于是我在记者面前也就以此为据强调符合程序正义。但是，不久就有人提醒此案庭审的真实过程与下面的汇报不一致。了解真实情况以后，我找王立军核实。他坚持认为庭审“完美无缺”，并再次强调，自从他踏入警界开始，就做好了被“吐掉”（出卖）的准备。无奈之下，我提醒他，一年之后李庄出狱，那时候重庆警方可能会遭遇公关危机。他得意地告诉我，已经准备好了后手。我厉声问：“你要用什么手段？”他说：“合理合法，程序正义。”
事实上，一年后所谓的后手，无非就是追诉李庄的“漏罪”。我坚决反对，他坚决实施。这一次我没有再妥协，毫不犹豫地直接向检察院建议撤诉。从此，怪话从他嘴里不断传出，最突出的，莫过于认为“黑打”一词，由我创造，是对他的出卖。他提出“双起论”，遭到外界的抨击，我问他：“为什么不说成‘警察应该依法维权，不该直接跨省捉捕’？”他当面赞同，转背就说是“虚伪、玩文字游戏”。他把政法部门的一些人，搞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小王国，在其中不断散布“狡兔死，功狗烹”的言论，说我把他当成口香糖，吃完就吐。
事实上，一直以来，为了维护大局，维护他的英雄形象，我一直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他的依法打黑活动。但是他有十分严重的偏执思维和受虐妄想，总是带着封建社会“鸟尽弓藏”的离奇想法，一直保持着对我的警惕，直至最后我真正了解了他黑暗的过去，才明白他的防范和布局，不过是为了自我保护。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不放下王立军，先说说我的妻子谷开来。当年让她关闭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成就我的政治事业，她陷入了长时间的抑郁之中，出现很多的症状。坦率地说，她瞒着我做了很多事，最终毁了她自己，也毁了我的梦想和前程。但是，我不怪她，因为以前我为了自己的梦想和前程而牺牲了她。只是为她感到痛心的是，她最终竟然无意中做了王立军的傀儡。
(以上写于2012年3月9日凌晨3点)
薄熙来致重庆及全国人民公开信(2)
一个简单的事实证实了我不是一流的政治家：身边有两个精神都不太正常的人却不能采取最恰当的措施，直至如今大势已去我也没想出正确的处置办法。谷开来不仅抑郁，而且有一些偏执的妄想。她一直怀疑有人要毒杀她，而且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的亲人。开始我当成玩笑看，很快发现不能等闲视之，她对食品和调料的安全紧张到了反复检查甚至随身携带的地步。考虑过送她去精神病院，但是我不仅有对她本人和儿子能否接受的顾虑，还有对传出去引起可怕的流言的担心。
我采取了当时我认为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相关人员找来，开诚布公 、直截了当地询问，当面谈开，也就解了心结，效果让我满意。
但是不久，她又怀疑有人要杀死我们的儿子。对于那个英国佬我当时并不了解，但是鉴于前面的经历，我断定这又是她的幻觉。于是，她认为我冷漠而残忍，不再向我寻求解决的办法，而是去找王立军、郭维国帮忙；而我，也相信专业人士能让她清醒过来。
对于儿子，不仅我，整个家族都对他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他出生那天起，我就期望他成为“九全的人，滚圆的瓜”，对他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我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切人的污蔑和抹黑都不能改变这一点。我不可能对他的安全无动于衷，但是他母亲的想法实在离奇，无法让我接受。
儿子的安全问题成了我和妻子之间争执和冷战的关键问题。2011年11月的一天，她忽然如释重负，说一切担心都“化作青烟，烟消云散”了。我追问再三，她说那个英国商人已经得了心脏病死在重庆。此事我也有点吃惊和怀疑，但是，再听王立军的汇报，得知死者已经火化，又没有接到更多的相关消息，便没有深究了。
我们夫妻的关系得到极大缓和和改善。她很快数次在我面前谈到王立军是个干才，有勇有谋，只是跟黑势力作斗争遭受了很多人的仇恨，很多人想整他的黑材料要搞倒他，搞倒了他也就搞倒了重庆，建议我尽力去保护他。这让我十分震惊，这是她对我工作从未有过的如此直接的言论和态度。我说：“他是打黑英雄、干将，我当然全力支持他，其实也是一直支持他。但是如果他以前真的有什么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解决。身正不怕影子斜，守法何惧流言多？”
转眼，她再次翻脸，说我不仅对妻子、儿子无情，也对下属无义，是个冷血动物。
我终于起了深切的担心，联想多年前的被窃听的事情，感觉周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我不得不委托可靠的人手，动用了四十年来积累的一切渠道，打听并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很快发现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信任王立军，对他开诚布公；但是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我，对我保留了很多。他参与了一些违法活动，而且已经被相关机构掌握证据。一根清算的绞索正在向他逼近。
更让我震惊的，种种迹象表明，是这根绞索的最终目标，并非是王立军，而是重庆，是我本人。
“另搞一套”四个字送到了我的案头，我顿时明白了我这个当局者所迷之处：邓小平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目标，不应该由我来破题；我不许“杀出一条血路”，不管我的改革措施有怎样的创新意义，贴上了“共同富裕”的标签也就意味着钉上了“回头路”的铁牌；我的影响和声望，已经让我在现有的体制中无法拥有合适的位置了。我的政治理想，尽管从未清楚表达，但是已经被成功读破。后面我会详细地向大家谈谈我的政治理想。
我自问问心无愧，但是我还是清楚地突出了科学发展观、突出法治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也只有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这其实是我一直秉持并落实的，但此刻我愿意拿出更清晰的态度和更有力的措施，化解某些真诚的担心；但是对于恶意的曲解和强加的罪名，我无意也无法去面对。
在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应对眼前复杂局面的时候，图穷匕见之日突然来临！2012年1月底，王立军向我汇报，说手下的警察查到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他说，为了保护我的政治前程，他已经冒着天大的风险，违背了一贯的正义准则，为我抹平了一切痕迹。同时他安慰我，谷开来杀的不是什么好人，而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
我不动声色地说：“但是我以前偶尔听说，他已经退出了军情六处。”
他说：“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之一，你相信会轻易让一个加入过它、掌握其秘密的人全身而退吗？”
我问死者如果真的是英国间谍，那么英国怎么会善罢甘休？他说间谍在外国死亡，按惯例其派出国只能认栽，打落牙齿活血吞。不但不会闹事，反而其领事馆和家属还会特别“配合”，息事宁人，守口如瓶。
他劝我不要为一个外国间谍有任何道义上的负担，一切要以人民为重，眼前以十八大为重，不要“就小节而失大义”。我一时无法，只好对他的忠诚表示了感谢。他则表示对我十分钦佩，为我保驾护航已经是他生命中的头等大事。随后他提出有人在东北整他的黑材料，来头不小，而且很有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表示“人谁无过”，如果谁要是恶意搞人芝麻都可以说成西瓜。因此我会动用所有力量，打退这股妖风。他非常满意，有力地和我握手然后道别。
他一离开，我立即找到谷开来，要求她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看在孩子的份上，看在薄谷两家上一代革命前辈的份上，全面、清楚地向我交代她谋杀英国人的过程。她大吃一惊，颤抖着骂道：“这个骗子、阴险小人!”
谷开来告诉我，她找王立军、郭维国帮助解决英国人要暗杀儿子的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后来王立军提出，要想办法稳住英国人，然后把他引诱到中国重庆来，再想办法制裁他。他们一起做好了计划，等英国人到了重庆，抓住他吸毒的现场，将其击毙。后来，王立军指出，击毙将是轰动一时的跨国大案，将会引发外交纠纷，影响到重庆的形象和我的前程。最好是让他死于自杀、心脏病发作、吸毒过量之类较为隐蔽的形式。谷开来催王立军想办法落实，王立军答应去准备。但是，直到英国人即将来重庆，王立军还说没有准备好，而且因为种种原因不便出手，同时劝谷开来和平解决。谷开来只好亲自上阵，辗转找到毒药准备毒死英国人。英国人来了之后，住在宾馆。谷开来再次找到王立军，请求他协助毒死英国人。王立军要求“先礼后兵”，建议谷开来去和英国人喝喝酒，好好谈，尽量争取和平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再想办法。然后拿了一瓶好酒，亲自开车把谷开来送到了宾馆附近。
接下来，谷开来灌醉英国人，然后喂了他毒药。出宾馆之后，立即打电话告诉王立军她已经杀死英国人。王立军说了句：“我去处理。”
很快，王立军告诉谷开来，英国人已经“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随后，王立军催谷开来，尽快让我动用人脉资源搞定东北针对他的调查。谷开来说已经做过我的工作，但是效果不好。王立军建议她告诉我毒杀英国人之事，让我有点紧迫感。谷开来大怒，不再理睬他的要求，不再接他的电话，上门来找也拒绝接见。但是没想到，王立军会跑到我面前说她涉嫌杀人！
我听了这一切，既痛心、自责又愤怒。痛心的是妻子的煳涂和受制于人，自责的是让她这样一个心智早已出现问题的人不受拘束地游荡于世，造成如此严重后果！愤怒的是王立军明明知道全过程，甚至策划了整个过程，却跑到我面前装模作样说“警察查到谷开来涉嫌杀人”！还邀功并要挟，让我想办法去擦他在东北的屁股！
我对他还有一丝幻想，于是打电话给他：“真的是警察调查到谷开来涉嫌杀人吗？”他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我也是身不由己。而且我也不算为了我一个人，也是为了你！”我忍不住说：“真为了我，为什么不及时阻止谷开来？你在东北到底干了什么，值得你设这么大一个局来胁迫我？”他请求我原谅，说明天到我办公室给我一个彻底的解释。
第二天，他竟然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着郭维国来的，携带了一张清单，列出了谷开来杀人的证据。我看上面有他提取心血之类的证据，甚至还有谷开来预谋杀人、杀人后交代案情的录音，顿时明白他是老早做好了全面准备的！无比的愤怒让我无法遏制，猛地站立起来，向他脸上狠狠一巴掌！大骂道：“畜生！败类！”
（以上文档建立时间为3月9日至11日）
【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dwnews/post-243357.html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薄熙来以黑打黑，为甚薄熙来夫妇的贪污没有任何踪迹？是不是周永康空管的媒体盖着，周永康后面的曾庆红才是真正的黑手对吗？
曹溥谨按：... " 为了证实真实性，我安全赴美之后将向各大媒体提供电子文档"
为何曹溥要躲到美国来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
团队层次太低。革命尚未成功，写手仍需努力。
不识“曹溥”其人。曹溥的“按”语，以技术上的絮叨，完成对所谓“薄信”的包装，足以把人引入正文“薄信”那"假作真“的迷幻中。
但是，读文犹如识人：假信流露的，只是市井小民“自辩”的语界层次，半点不见自信潇洒的霸气，比起太子们的语境，天上地下。（看看习近平是如何在外国的土地上对外国人说话的：那自信，那气度！那不是他的外交辞令/斗争策略，是他的话语本色！）
也许您不认同“薄信”的市井语界，那么，如下两点请您考虑：
1.此信“披露”的，统篇除了 “坐实”王，谷以及薄本人的“罪证”以外，还有什么？要的就是这效果！薄有可能在3月9日就开始书写如此把自己套入对方框子的自辩吗？所以，这是打薄方抛出的“披露信”。
2.从已披露的薄从文革到重庆的一路轨迹来看，薄最最想要写的，也是对他最有利的，应该是要求公开让他说话，以及，阐述他本人的重庆成果，治国理念。
就事论事，无关政治。
U盘“接受第一流的软件专家的严格审查”和盘内的文章是否是薄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吧！软件专家能确定U盘里的文章是谁写的？此举画蛇添足了。
很想知道薄案，薄谷案，王案更多内情。只是“薄”讲了那么多怎么还是和小道消息差不多呢？
再者，在没有可以公示的确凿证据面前，任何罪犯都会说自己无罪。政治家尤其善于伪装和替自己辩解。所以，即使这些公开信确为薄熙来所写，如果没有公开的法律审判，这些自辩将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