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贡献者--- 刘道玉

年老未敢忘忧国---用在教育家刘道身上太恰如其分了。  在中国教育界，如果说今天还有人为教育整天奔走呼号，那大概就只有他老人家了。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大胆的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首创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制度，营建了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甚至把政治辅导员制度都给取消了，以导师制取而代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那时的武汉大学被赞誉为中国高校的“深圳”和“解放区”。我被免去职务以后，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于是我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变成了教育弊病的评判者和教育改革的呐喊着，这是受到了我的职业良知的驱使。我的呐喊，对我国教育当局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反馈。他们闭目塞听，从未反思过决策中的错误，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的呐喊在民众中却得到了积极的反响。”--- 刘道玉
  
对话中国贡献者---刘道玉       来源: 网易 2010-08-01

【导读】

　　刘道玉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教育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刘道玉就提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并确立了高教改革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地位。刘道玉在1981年—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推动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改革，领风气之先，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

【对话】

　　记者：首先恭喜您获得了网易2011年度中国贡献者的称号。您能向网友们说说您的获奖感受吗？

　　刘：我首先感谢网易组织了这次评选活动，感谢广大网友对这次评选活动的积极参与，感谢评审组的专家们的严肃、严谨和公正的评选！我能够获得网易首届中国贡献者的称号，这既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也是对我的巨大鞭策，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我国的教育改革，研究教育改革，继续为我国教育改革而呐喊！

　　记者：您能谈谈对“中国贡献”的理解吗？

　　刘：“中国贡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的理解是，贡献有广义和专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个工作者，都在不同的岗位和以不同的方式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贡献。从专义上说，国家各有关部门都设置了评选各类贡献者（或劳动模范）的标准，凡是达到这些标准并通过正式的评审者，被授予某种荣誉称号，这就是特种意义上的贡献者，犹如网易这次评出的首届中国贡献者一样。作为一个退休近20年的老教育工作者，深感自己精力已衰，贡献微薄，本不足挂齿。但是，网易组织的评审组评选我为首届中国贡献者，并不是说我做出了多么大的成就，而是对我踽踽独行在教育改革道路上的精神认可。我将以孔子的“三忘”精神为勉励，做到“年老未敢忘国忧”，为步履艰难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竭尽绵薄之力！

　　记者：您曾说过，要是南科大不进行“解放思想”就难继续发展。“思想解放”对当下的南科大意味着要做些什么？

　　刘：中国现在并不缺少一所大学，也不在乎多招或少招几千名大学生，而是希望南科大成为一个高教改革的试验田，以带动步履艰难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这也就是朱清时校长办学的初衷。虽然我对深圳市政府设计的南科大模式并不甚满意，但我对朱清时校长提出的“三自”（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和自授学位）方针是坚决支持的。但是，朱校长履职已两年多了，但南科大的筹备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争论也一直不断。这里涉及到诸多问题，思想解放是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当下南科大遇到的困难就难于解决，要想办成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更是难上加难。

　　我说的解放思想，包括南科大的办学者，但更主要的是指中央、省、市三级政府要解放思想，大力放权，减少甚至放弃对学校的干预，赋予南科大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办学权。对于南科大办学者，决不能沿袭任何大学的办学模式，无论是中科大或是港科大也好。在教育体制、教育方针、教学制度、教学模式、教师管理、大学招生等方面，一定要突破旧大学的窠臼，走一条崭新的路子，这样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改革试验田，对其他大学也才有借鉴的意义。

　　记者：您从事了多年教育工作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您做过些什么努力？这些努力得到什么回馈？

　　刘：我从事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工作先后共22年，退休后继续研究教育和倡导改革改革又有23年了，总共45年了。80年代担任大学领导者的人中，目前依然研究教育改革，可能我是唯一的人了。根据我长期的体验和观察，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上的问题主要有：以集权为特点的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几乎垄断了一切教育资源，把持着一切决策和管理的权力；以计划经济思维方法指导全国高等教育工作，动辄制定名目繁多的“教育工程”或者规划，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和特色；以唯意识形态正确为标准，使独立之精神和思想之自由成了禁区，使思想教育工作流于说教式的形式主义；以“好大狂”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从而导致了高等教育追求大而全，使形式主义盛极一时；以官本位为主导，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化，行政部们衙门化，严重脱离群众，等等。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大胆的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首创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制度，营建了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甚至把政治辅导员制度都给取消了，以导师制取而代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那时的武汉大学被赞誉为中国高校的“深圳”和“解放区”。我被免去职务以后，使我失去了改革的舞台，于是我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变成了教育弊病的评判者和教育改革的呐喊着，这是受到了我的职业良知的驱使。

　　近20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冒进的时期，也是我发表批评意见最多的时期，我总共发表了200多篇的评论文章。其中，既有批评也有积极的整顿和改革的建议。我的呐喊，对我国教育当局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也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反馈。他们闭目塞听，从未反思过决策中的错误，以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是，我的呐喊在民众中却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例如，2009年2月26日 在《南方周末》发表的“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就引起了强烈的方向。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几百家报刊和网站转载，发表5000多条正面的评论，如“教育改革的春雷响了”、“治理教育乱象的一剂良药” ……听到民众的这些声音，我已知足了，我的呐喊没有白费！

　　记者：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您在《看历史》上写了要求清华反思的文章，为何选择在欢庆的气氛里反思？您后来是否得到了清华的回应？

　　刘：我一向是说真话的，非常反感人云亦云的趋势思维方法，也反对歌功颂德和搞形式主义的作派。“大学需要反思精神”一文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的，是《看历史》杂志编辑部主动约请我写的，他们许诺文章体裁、篇幅和观点都不受限制，正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所以我才同意撰写。适逢今年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校150周年，而他们不搞豪华的庆祝活动，但却用150天进行反思，该校如何继续走在世界科学研究的前沿，怎样解决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都没有反思，所以我就借清华百年校庆之际，说出了我最想说的问题。我没有得到清华大学官方的任何反馈，但在民间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个时期间以来，国内外的华人学者纷纷议论这封信，各大学的师生也都通过电子邮件传递这封信，这使我感到很欣慰。一位著名作家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的大作拜读了，极好，是一篇有着自己独特观点的文章、属于思想家型的佳作。人家校庆，所有的人都会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讨个喜庆；唯独你直言不讳地针砭清华大学乃至于我国教育的时弊，是真正的人文精神。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人文的主要功能是批评时弊，我们是不谋而合。”

　　记者：您2009年提出取消自考，把办学中的浮夸风压下去。在您看来，长此以往的话，我国的高等教育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刘：我提出取消自学考试是有个前提，即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已经实现了大众化，有三分之一的省市甚至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毛入学率超过50％）。可是，在1978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尚不到1％，所以出现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状况。为了缓解上大学的压力，也为了满足部分学生上大学的需要，当时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同志提出自学考试的建议，获得了教育部的同意。30多年以来，自学考试发展凶猛，成为全国第一大考。虽然自学考试满足了部分学习者的需要，其中也不乏有真正的成才者。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学考试沿袭了“文凭至上”的弊端，同时各种弄虚作假的现象频频发生，现在到了不得不整顿的时候了。

　　取消自学考试并不意味着忽视自学，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自学，它是学习成才的关键。古今一切大学问家、大学者，无不是通过自学而获得成功的。继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之后公认的国学大师是钱穆和张舜徽，然而钱穆没有上过大学，而张舜徽连一天校门都没有进过，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国学大师。

　　当前，我国大学犯了狂躁病，“好大狂”成了发展高等教育的唯一指导思想。凡事以大为好，追求大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如大扩招、大合并、大改名、大学城等，甚至连科研管理部门也从科变处再变为部，而现在又升格为科学技术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院了。这种浮躁风不制止，就不能营造安静的治学的环境，学者们也不能安贫乐道地探求高深的学问。最后，势必降低教学质量，也将严重影响我国大学的学术水平，一流水平大学不是离世界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

　　记者：如果想要根治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刘：俗话说，“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用这话来形容我国高等教育是恰如其分的。20多年了，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在瞎指挥和冒进中进行的，而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只搞了不到两年。但是，1961年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制定了《高教六十条》，通过整顿和调整，迅速的使我国高等教育走上了正规。可是，我国当今的高等教育已经高歌猛进20年了，其间从来没有进行过调整或是巩固，所以问题积重难返。

　　怎么办？以我之见，似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制定新的《高教六十条》，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彻底整顿，我发表的“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不妨可供参考，但更需要在较大的范围内征求各界的意见，以便做到集思广益。应当看到，我国高等教育是“带病”运行的，讳疾忌医只能是酿称大病，其结果是不堪设想的！

　　其次，应当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我国各大学的功能，限定研究型大学和博士学位点的数目，各类大学各司其职，不准乱串位；大学教授严格实行定编，坚决克服近亲繁殖，营造自由、民主、争鸣和批评的学风。

　　再次，国家教育部必须转变职能，坚决下放权力，把大学从唯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思维中解放出来，把办学权归还给大学。国家成立独立的全国考试委员会，实行考与录分开的作法，从重考转向重选拔；成立全国教育拨款委员会，按照拨款法增加和分配教育经费，杜绝人情和行贿、受贿；成立独立的评审委员会，对各类学术、职称、成果、教学质量进行评审。这3个委员会，实际上是对教育部削权，迫使教育部逐步过渡道宏观管理上面。

　　记者：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后，您对教育工作的热情和坚持依旧一如既往，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一直坚持下去呢？

　　刘：我的确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我对教育改革的追求一直没有动摇，这是由我的个性和信念决定的。我的个性是“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我有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使命感和担当。如果要问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我？这个信念就是对教育的挚爱，是挚爱教育使我百折不挠，在困难面前，我从没有言退，更没有言弃。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办理想大学一直是我的追求，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是一致的，因为只有理想主义者才想变革不合理的现实。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求新、求变、求特是我的座右铭，凡事我都是追求完美无瑕。但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也大多是失败者，因为理想是无止境的，一个人终究不可能去实现其理想。但是，我相信后来者一定会沿着改革者的足迹前进，去追求人类美好的理想！我坚信这一点！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投身到社会公益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您以为企业应当充当怎样的贡献角色呢？

　　刘：企业家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大好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社会公益事业范围很广，包括教育、医院、扶贫、赈灾等。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在办希望小学、扶贫、赈灾、助残等方面，但少有捐助大学教育的，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差别最大的一个方面。我国的富豪越来越多，向公立大学捐款绝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那毕竟是填不满的“大锅饭”。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和富豪们，在创办中国高水平的私立大学方面充当主要的角色，使我国在未来有自己的“常春藤”那样高水平的私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