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假设一个：现在开发的是二号墓，里面是一男两女。如果开发了并排的一号墓，里面也是一男两女。那该怎么办？现在说二号墓是曹公墓的学部委员、教授啊、研究员啊，那脸面怎么办？
假设二个：现在如果开发亳州的观音山墓，里面根本没有人骨，那该怎么办？亳州家人的脸面该怎么办？
假设三个：现在如果开发漳河南习文乡的曹奂墓，里面如果真有男人；并且也有纪录是曹奂；并且专家也能证明曹奂是曹操的真孙子（不是夏侯家一类过继来的），那么是否可以和二号墓的主人作DNA对比？对比的结果不一样，那该怎么办？
假设四个：现在如果开发曹奂墓，里面的主人和一号墓的男人DNA比对；如果相同，那该怎么办？
.....
数学的列举法，各种可能都举证了，才叫证明了。考古能这样做吗？是有点不大现实。
假设N个：要是某天某地某墓真的又出现了一个带有“魏武王常用....."圭碑的墓穴，那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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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曹操高陵考古发现说明会”在郑州举行。
说明会召开的前一天，潘伟斌连夜从“曹操高陵”考古发掘现场赶回郑州。潘伟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该墓葬考古队领队。说明会召开当天，他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写了一份《答疑》，文章不长，只有区区1322字。然而，这1322个字，字字千钧。面对质疑，潘伟斌处之泰然，“我有足够的自信，‘曹操高陵’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200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22时，潘伟斌开始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此时的他已经疲惫不堪，但聊起“曹操高陵”，人很快就精神起来。采访完毕，已经是凌晨1点。在办公室里，潘伟斌和羊城晚报记者一起迎来了全新的一年。因为“曹操高陵”，他的人生也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闲聊中问起他的专业擅长，潘伟斌指着“曹操高陵”出土的器物照片说，全身心投入的，就是这了……
有关
“曹操高陵”
的质疑
记者质疑
“曹操高陵”为什么是在安阳县西高穴村？
“盗墓专家”曹操其墓为什么不设机关防盗？深葬，是更好的防护措施？
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为什么这些文字却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
既然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
专家质疑
出土的这些物件，真的是曹操“常所用”的吗？
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
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
网友质疑
为什么说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曹操的某位大臣在死后把曹操所赏赐的东西搬到自己的墓穴里，然后特别加以注明“魏武王常所用××”，以增其宠荣？周亚夫就是因为收集了一些武器准备陪葬用而被处死的。
“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
曹操父子推行“薄葬”，为何墓葬规模巨大？
■其说
“曹操高陵”发掘位置
和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根据卫星图片测量距故邺城的直线距离为28.5里
也许是预料到蜂拥而来的记者一定会问到“‘曹操高陵’为什么会选址于此”，所以在《答疑》第一段，潘伟斌就对此进行了思考。
潘伟斌认为，据曹丕的《为武帝哀策》中记载，在曹操殡葬之前曾进行过占卜。其文是这样记载的：“卜葬既从，大隧既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墓葬的选址上，也应该经过占卜，应该符合墓葬选址的基本标准。安阳县西高穴村的地势和地理环境符合曹操《终令》中“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 “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兼容”的要求。
按照这样的结论，“曹操高陵”周围还会有其他大墓。据悉，目前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大墓除了2号“曹操高陵”，还有1号大墓。这有可能是曹操帐下某位大臣的墓穴吗？潘伟斌说，现在还没有结束挖掘，下这样的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想象，好戏还在后头。潘伟斌说，现在发掘的西高穴2号墓在选址上，和文献记载的位置完全吻合，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相州邺县条中也明确记载：“魏武帝西陵在县西三十里。”
潘伟斌打开电脑上的google earth，“从地图上看，西高穴的位置正好位于故邺城的正西方向”。他接着用鼠标拉出一道线段，“根据卫星图片测量西高穴墓地，距故邺城的直线距离为28.5里（已转换成当时尺寸），考虑到当时的道路不可能是直线，故以上所记载的30里应该是非常可靠的。”
曹操的葬礼是公开的
不存在“七十二疑冢”
有关出殡时的情景，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描写
关于曹操墓，历史上曾有“七十二疑冢”的传说。有人因此质疑：眼下的“曹操高陵”，会不会只是“七十二疑冢”的其中一座呢？
专家认为，“疑冢”的传说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是以讹传讹。事实上直到唐代，曹操墓葬的位置还是清楚无疑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在远征高句丽时，曾路过邺城，亲自到曹操高陵进行过祭奠，并写下了《祭魏太祖文》，其中有“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管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继而三分”的语句，来评价曹操。
“事实上当时曹操的葬礼也是公开的。”曹操“疑冢”的说法在潘伟斌看来不足为凭。
“曹操死时是汉庭丞相，魏国国王，他的安葬不可能是秘密进行的，不仅不能秘密安葬，相反应该大张旗鼓地进行。”关于这一点，潘伟斌向我们介绍了大量历史史料。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葬在了高陵，即曹操在《遗令》中所强调的“西陵”。关于安葬这件事，史料也有明确记载。《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记载：“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记载：“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邺。”《三国志·晋书·宣帝纪》记载：“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帝（指宣帝司马懿）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从这些历史文献看，其丧礼举办既有主持人，又有护灵者。潘伟斌副研究员认为，当时曹操虽然提倡“不封不树”的薄葬，但其葬礼还是按照汉代的丧葬礼仪进行的。他的去世，是魏国和东汉的大事、国事。当时汉代的附属国和与汉庭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应该会派来使者参加吊唁，出席葬礼。老百姓也有不少人为其送葬。关于这一点，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诔文》中有清楚记载：“兆民号啕，仰愬上穹”、 “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弦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扁，尊灵永蛰。圣上临穴，哀号靡及。群臣陪临，伫立以泣”。潘伟斌强调，其丧葬议程，是公开的、按照制度有序进行的。
有关出殡时的情景，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其《为武帝哀策》一文中有生动描写：“卤薄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廷，陟彼山阿。”也就是说殡殓时，采用了高搭灵棚、卤薄齐整的礼仪；出殡时更是在上饰羽葆的辒辌车（丧车）前，排列有送葬的节、挽歌、鼓吹、幢、麾、曲盖、介士（手执武器仪仗的武士）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因此，潘伟斌指出，从这些描述来看，说明当时曹操应该是公开安葬的。这样轰动天下的大事是不可能秘密处理的，《三国志· 晋书·宣帝纪》上也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及武帝薨于洛阳，朝野危惧”。
潘伟斌说，南朝齐代著名诗人谢脁（464－499年）在《同谢咨议铜雀台诗》中就曾写道“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 在《铜雀悲》中他又写道：“落日高城上，余光如穗帷。寂寂松林晚，安知琴瑟悲。”根据此诗，有人认为他应到过铜雀台，甚至到过西陵。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曹操葬在西陵这一问题上是没有怀疑的。
“魏武王常所用”为证
随葬品符合薄葬思想
帝王陪葬竟只用石圭？这正是曹操的遗令
此次大家质疑的焦点之一，便是出土的大量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物品，真的就是曹操“常所用”的？它们如何能证明墓主人就是曹操？
古文字和考古学专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郝本性先生说，这些文字都是当时使用的汉隶，俗称“八分体”；曹操当时确实经常赏赐物品给大臣以笼络人心，但给一个大臣的赏赐不可能有成批成批那么多，“连‘慰项石’这样的枕头也赏赐给大臣？这是不可能的。”
针对有网友说周亚夫就是因为收集了一些武器准备陪葬用而被处死的说法，潘伟斌副研究员反问对方：为什么他会因为这些兵器而被处死呢？既然贵为三公的周亚夫因为收集这么一些武器随葬就被处死了，那么，又有谁敢收集这么多曹操的武器用来随葬而不怕被处死的？
针对有的网友认为“‘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更像是仓库里的说明牌，而不是墓葬所用的物件”，潘伟斌指出，此次出土了大量石牌，总数近60枚，集中出土于后室的南侧室，这些侧室就是曹操陵墓的仓库，这些铭牌正是仓库内随葬物品的清单，这种东西有一个专有名词———“遣册”。
在潘伟斌出示的石枕照片中，记者发现了“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字样。为什么这些文字却又是刻在石枕上，而不是刻在另外的石牌上的呢？潘伟斌的解释是，曹操生前有头疼病和颈椎病，“慰项石”可能和治疗疾病有关，并不是平时使用的枕头。“慰项石”不是通俗用语，包括那些铭牌上的许多文字，连很多文字专家都感到古拙拗口，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能想得到的。
羊城晚报记者在一大堆铭牌里发现了刻有“渠枕一”字样的一枚。何谓“渠枕”？潘伟斌解释，“渠”有“深沟”的意思，也有“大”的意思，可能指的就是曹操的这个“慰项石”，因为“慰项石”其形状就是一个“凹”字。目前发现的铭牌，可以分为两类，潘伟斌认为，那些圭状形、刻有“魏武王”字样的铭牌记录的是曹操生前所使用的物品，而那些去掉尖头而呈六边形的铭牌，记录的极可能是专为葬礼所制作的随葬品。
此次出土的一枚巨大的石圭受到了考古专家的高度重视。这枚石圭长28.9厘米，宽7.4厘米，有专家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圭。圭，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非有极高身份者不能用。潘伟斌副研究员解释说，在东汉时期，在这个地方除了魏武王曹操外，没有其他王侯墓葬，其他人没有资格享用如此巨大的石圭。而王侯一般用的是玉圭，为什么这里出土的却是石圭？潘伟斌指出，这证明了曹操的薄葬思想是真实的，曹操临终时曾有遗令“无藏金玉珍宝”，因此他所使用的礼器如圭、璧均以石质圭、璧代替了。这件石圭显然是在曹操死后专门为葬礼设计和打造的，这恰恰符合曹操的身份和他的薄葬思想。
有人质疑墓葬规模庞大，本身就足以推翻“薄葬”的说法。潘伟斌说，薄葬不是指的陵墓的规模大小，而是随葬品的多少和质地的好坏。“出土了石圭而不是玉圭，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曹丕深知防盗其难
深葬才是有效办法
墓室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后来连陵园内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也被他下令拆除
“曹操高陵”打开后，并没有发现防盗机关，因此就有人质疑：曹操曾经盗过墓，应该深谙陵墓防盗的必要和技巧，而对自己的陵墓却没有设置相关机关，这正常吗？
关于这一点，潘伟斌指出，从来没有发现有文献记载曹操高陵是设有防盗机关的。他的陵墓虽然是其生前建设的，但是安葬他的人是他的儿子曹丕，曹丕深知没有不被盗挖的陵墓，深葬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曹丕在《终制》中明确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在营造自己的墓葬时，曹丕提出 “吾营此邱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这也是“不封不树”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据史料记载，曹操高陵陵园内的是建有祭殿、享堂等地面建筑的。但为了防止被后人发现，对之进行盗掘，曹丕在其登基不久就下令，拆除西陵内的所有地面建筑，使车马还厩，衣服还库。潘伟斌说： “考古发掘的汉代陵墓中也没有发现什么防护机关，如汉代阳陵就没有发现防盗机关。”
潘伟斌认为，其实“曹操高陵”还是采取了一些防盗措施的，如对墓道内的填土进行了夯筑；墓门多达四道，总厚度为1.2米。关于深葬，曹植在怀念其父的《诔文》中写道，“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元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潘伟斌说，这说明了“曹操高陵”是挖得很深的。此次发现的“曹操高陵”，其墓室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足足有五层楼之高。正因为很深，因此曹植说他父亲的墓 “窈窈玄宇，三光不入”。
曹操印章非金即玉
随葬有悖薄葬之意
关于这件事，曹植在他的《诔文》中也有明确记载
质疑的观点还有一种：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印章，才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最重要的证据。
潘伟斌说，大家也许不知道，其实曹操是严禁随葬印章的！因为当时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随葬进去，违反了他“无藏金玉珍宝” 的遗令，有悖于他的薄葬思想；而且更容易遭到盗掘。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在追封曹操为武皇帝的时候给曹操制了一枚金印，因为以上原因而不敢放进高陵内，而是放在了另一个石龛里。既然曹操本人不许随葬印章，合葬的其他人，不放印章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这件事，曹植在他的《诔文》中有明确记载，其文为“既即梓宫，躬御綴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所谓“玺不存身”，这段记载出自他儿子曹植之手，应该是最为可信的。所以，此次没有发现曹操以及其他人的印章，是合情合理的。
潘伟斌说，曹丕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有关薄葬的丧葬制度，他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在为自己选择墓地时，提出要“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随葬品方面，规定“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琀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并要求其棺材仅施漆三遍即可。还废除墓祭，规定皇后、贵人以下不随王至国者，去世后都葬在涧西。
既然曹丕提倡“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为何在曹操高陵内却出土了一些质地为金、银、铁的物件呢？潘伟斌认为，曹操的葬礼基本上还是按照汉礼，曹丕的这些丧葬制度是后来才形成的。而且，曹操随葬的这些物品，都是“常所用”的物品，都是衣服上所缀饰的，并无特别贵重者。
■其人
对曹操“知根知底”
潘伟斌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从曹操高陵考古发掘开始到今天，潘伟斌已经在那里呆了超过一整年，可谓是对其最知根知底的学者。
潘伟斌早在2003年就对曹操高陵进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他撰写了专著《三国魏晋南北朝隋陵》，书中除了对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帝王陵墓的丧葬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收集了大量有关曹操高陵的历史资料。2007年，潘伟斌就撰写了一篇有关高陵的论文，后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作出了“曹操陵墓高陵应该在河南省安阳县西高穴村附近”的结论。
据考古行内人士讲，这位“专家”一座墓都没发掘过，连基本的知识都很欠缺。
曹魏时期正是使用墓志的转型时期，社会上还不大常见使用墓志。因此曹操墓中不必一定有墓志。
古代墓志铭一般只用于社会中下阶层，并不用于帝王墓。帝王墓中用的是哀册。
对于几乎具有帝王地位的曹操，即使当时墓志的使用已经普及，肯定也不会用墓志。但他也不会用哀册，因为他并未称帝。他的墓葬既没有墓志也没有哀册才是最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