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获了一种恬静的生活, 像一条波澜不惊的小河, 流过春夏 流过秋冬
正文
见《新闻午报》2005年3月7日 作者 张颖
张颖, 重庆时期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名外交人员。她的丈夫就是外交名人章文晋副部长。
建国后夫妇都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和龚澎乔冠华夫妇是三十多年的同事和好朋友。
张颖还当过田汉时期剧作协的领导。
我和龚澎认识是在1940年春夏之时，龚澎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那里调到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从那时起，我和龚澎一起住在
重庆曾家岩50号楼下一间既阴暗又极小的房间里。
那时候，龚澎逐渐结交了几乎所有国家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塔斯社、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联社的以及各国大报刊的都结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当时美国新闻处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也成为了龚澎的朋友。1983年后我到美国工作曾遇到这位老教授，提起龚澎他很有感情，他对龚澎很佩服，说那时候他们的观点与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但龚澎提供给他的消息和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他很乐于接受和阅读。并说龚澎那时已经是很受外国记者欢迎的人物，是很出色的外交家。
龚澎中文很好，英文更好。我看她不停地直接就在打字机上出英文稿，十分羡慕地赞叹：你真了不起，怎么看着中文就打出英文了呢？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她。龚澎原名维航，1914年出生于日本，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起全面侵华战争，龚澎即奔赴延安。她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不久被派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正是在那里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刘文华曾留学德国，抗战前夕回到祖国，不久即参加了八路军，和龚澎同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刘文华是个很有学识、修养，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好同志，他的中文、德文、英文都很好；在德国是学工程的，在八路军总部担任彭副总司令的秘书，所以和龚澎常常在工作上有接触。他们婚后蜜月刚过就接到了命令，调龚澎去重庆工作。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热情澎湃，豪情满怀，哪能够为了儿女私情而拒绝调令呢？于是她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而令她极为痛心的是，就在当年，刘文华在前方征战途中，突然患了急性盲肠炎，战乱年代，又在敌人后方，医疗条件极差，延误了治疗，病魔竟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当龚澎得知这一不幸消息时，十分悲痛。她在那间小屋里，用被子蒙着全身，独自伤心，我们谁也难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静些。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周恩来同志介绍说，乔冠华调到《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乔冠华。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虽然那时人手少，但龚澎善于广交朋友，老乔又与文化界很熟悉，所以刊物得到当时在香港的各界进步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文摘》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并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龚澎夫妇在香港工作直至1949年。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龚澎已经逐渐成为我党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外交部建立之初，她被委任为外交部情报司司长，筹组新闻司。
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股火烧到了外交部。有一天回到院子里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她还挨了打。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龚澎因为过度劳累，加上精神上不断受到刺激，不幸患上脑溢血病倒了，而且病情日渐严重。第二次发病后，一直没能醒过来，医院曾建议开颅把血块取掉，有可能好转。当时老乔十分犹豫，怕有风险。恩来同志召集多方面的专家研究，认为既有一线希望还是应该争取。于是和老乔商量决定开刀，争取能有好转。最终因拖延时间较长，还是没能扭转病情。
1971年龚澎离开人世。乔冠华悲痛欲绝，人都垮了，终日借酒浇愁。
龚澎去世两年多后，老乔又恋爱了，其恋人是章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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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张颖的回忆： 文革后期的乔冠华和章含之
龚澎和乔冠华都是我数十年的战友、挚交，他们离开人世三十多年或十多年，仍令我时常想念。他们曾共同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过许多贡献。尤其是龚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当年是情报司），业绩斐然。她为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凡是曾经和她一起共事的人，无不称赞她出色的工作和高尚的品德。乔冠华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还有一些人在他的头上戴过无数耀眼的光环，但历史难以改写。然人亦无完人，我也为他晚年的一些作为感到悲哀和痛惜。
龚澎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他的恋人就是章含之，我们与她还有过一点交情。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即住在东四八条朱启钤老先生家。全国胜利后，章士钊全家搬到北京，章含之和父母同住那里。朱启钤先生是文晋的外祖父，我们有时去探望，自然就认识了章含之。那时她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我们很少交谈。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后，她调到外交部工作，彼此才慢慢熟悉了，但来往也不多。1972年后有一段时间，章含之突然，与我家关系密切起来。一次她来到我家，谈了一会儿她忽然问：听说你在部里业余学校上英文课?我告诉她我的英文口语很差，到外交部工作很不适应，所以每周几次去听课补习。她立即说，不要去上那种课了，我来给你当老师，保证学得快。我以为听岔了，回答她：我怎么当得起你这位老师的学生呢?她倒是挺认真的。那段时间她来过我家好几次，还给我带来《英语900句》的书和录音带，有些还亲自录下音，给我做教学用。当时很难得到这些书，我心里很感谢她热情指教。但也纳闷，以往我们交往并不多，她为何对我那样热情?其实，章来我家时真正教书很少，倒是常常闲谈。她到外交部不久情况不熟，常常问到一些情况，特别有兴趣问乔冠华。大概因为我对她当时的心思不去仔细琢磨，以后她就不大来我家了。
在老乔和章含之的恋爱中又出现了插曲。乔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乔的儿子告诉我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是否能抽时间见一面。我答应了。不久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识时务者为俊杰？
1974年冬，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编者注：张颖的丈夫章文晋时任驻加拿大大使）。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章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他请我们到他的新家去谈。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因为知道章士钊自北平解放前就一直住在朱启钤老先生家，所以特别命国务院拨史家胡同这所房子给章士钊先生长住。这时的章士钊已不在，乔冠华这位女婿就住到坐北朝南的正房了。我们本来是要向乔汇报请示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话，乔摆摆手制止了。倒是与我个别谈起来，那边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了。
我记得乔对我态度很亲切，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文革”，重点是谈江青。乔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的称赞重用。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对江青很看不惯，说她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怎么变了调。乔说：江青认为我(张颖)很能干。她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乔本来知道，在接待维特克的时候，江青对我很不满意，所以又特意解释，江青没和他提起这件事。我听着乔这些话，两眼直直瞪着他，不知道作何回答。乔感觉到了，于是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于是又习惯地哈哈大笑。当时我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没想到，原来乔的人生哲学和为官之道就是 “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谈了什么。他冷冷地说，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章含之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明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为江青收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以后我还听一位与乔过去关系较好的同志说过，他们两口子也遇到完全相同的情况。我感到精神上乔真有点堕落了。这是我与乔最后一次单独谈话。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亿万人民欢欣鼓舞，感到又获新生。这时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当时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并请乔说清楚真情。组织审查合乎情理，并非个人恩怨或制造什么冤案。倘若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那么说清楚并非难事。当时乔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组织上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可容纳500人左右。我记得当时的情形：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旁边，大会请乔说清与江青等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自我反省。这时部内有两三人在原位上发言，批评乔在“文革”后期的一些作为。部内一次大的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千人左右，还有章含之和其他几个人。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作自我检查，但乔仍一言不发。于是有几个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言辞虽然激烈，但仍是说理的。后来有人造谣说，在“文革”以后乔挨批判还被用“喷气式”、被打等等，这是对外交部广大干部的污蔑，不少同志感到愤怒。要知道，在“四人帮”拟定的夺权后的组阁名单中，乔冠华可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84年乔冠华在北京病故。当时我们正在国外工作，不久回到北京。外交部管组织的同志来看望我们，同时带来了一份有关乔冠华生平的稿子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稿子整篇看来是客观公允的，对乔的一生中的成绩都一一肯定，最后一段也写了乔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当时的争议是章含之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但组织认为删掉就不全面了。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稿子写得不错，也客观全面。最后就因章含之不同意，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纸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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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得势的章含之训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
-----摘自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
一位与会者跟我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伯父身体很虚弱，右手发颤不能执笔。一次他向那位去西花厅的章含之提出：我的手颤记录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对我秋后算帐呀？是批你还是批我？你自己记！”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着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看起来章含之人品不太好，但相貌秀美，气质优雅。枕头风吹歪了政治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