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9岁的任正非带着父母的重望考上了重庆邮电。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父亲被关进牛棚。任正非回老家看父母,父亲让他快回学校。父亲叮嘱:"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了。但是他不为所动,把电子技术、数字技术、自动控制全自学完。在他结识的一位西安交大老师的帮助下,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学了一些逻辑学哲学,自学了三门外语。
任正非被下放到贵州安顺的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个军工企业。他是通讯兵,被调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当时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任正非上进好学,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因技术方面的多次突破,被选为军方代表,1978年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年33岁。
82年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在南油工作两年。其后开过电子公司。88年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从香港进来的电信设备。算是做回了他的老本行。
1990年,华为中层干部的月工资也才300多元,比当时深圳的外资企业平均工资都低。但是大家干劲高涨,事业心极强。那时的任正非与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生活依然十分节省。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任正非的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吃,晚上出去买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 但是,有勇气创业者都有远大之志向,人穷志不短。在深圳湾畔,在十几米的小房子里,在打通的仓库里,任正非的胸中却蕴藏着"中华有为"(华为名称来历)的潜龙之志。
1992年,华为员工已经达到200多人。这一年冬天,公司到深圳经济特区外的西乡开会。开完会回来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任正非二话不说,第一个下车,脱掉鞋袜跳进泥坑里推车。于是公司的其他人员也纷纷下车,合力将车子推出了泥坑。很多老员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禁不住精神为之一振,充满向往。任正非的这种精神弥补了当时公司物质极度短缺的劣势,使得大家都为一个美好的明天而齐心协力。"那种情景恐怕只有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才能见到。在华为历史上,也很少再有第二次。"
当时的华为公司,就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里一栋七层高的破旧大楼的五楼。后面是一栋名叫亿利达的大厦,一家名为深意压电的中意合资公司占用了整栋大楼。当时,刚到华为公司的人对深意压电公司充满了景仰之情--当时在他们眼中,深意压电的规模太大了,他们甚至幻想,如果自己也能到这样大规模的公司里上班该有多神气!终于,这些华为人的愿望变成了现实。10年后,华为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总部搬到了深圳龙岗坂田华为工业园。家徒四壁,唯"中华有为"华为公司最早的办公地点是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后来才搬到南油工业区。当时所在的那栋大楼每一层实际上都是仓库型的房屋。华为公司当时就占用了十多间仓库。在仓库的另一头用砖头垒起墙,隔开一些单间,员工就住在这些单间里。仓库很少有窗户,这些隔开的单间更是没有阳光,隔墙只垒了一人高,顶上是空的,方便空气流通及采光。这样,大家就不用怕忘记带宿舍的钥匙了,从仓库这边翻墙过去就可以了。仓库里到处堆放着从香港公司进来的交换机配件、组装好的整机,员工们在仓库一角开发用于作配件的板件(SKD),将买来的配件组装成整机。作了3个多月,连蛇口在哪里都不知道,实际上蛇口就与华为公司所在的工业大楼隔了一条街。
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08机的研发,虽然是形势所逼,也可以看出他对技术的重视。当时深圳房地产热和股票热,任正非不为所动,而且对于股票和泡沫深恶痛绝。其实在他内心更多的是对知识、技术和真才实学的尊重。后来他的公司发展迅猛,年销售额达15亿美元,成为中国市场GSM设备、交换机产品及接入系统的佼佼者。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3位。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
老任学日本人,把"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比例"写进《华为基本法》,也体现了他以技术立身的理想。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讨论中,产生了一个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概念--知本主义。那时候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过程非常缓慢,积累手段缺乏,无资金,无资源,无技术。起始资本非常小,不足以迅速滚大。只要有机会,都"打擦边球"。任正非总结华为的资本积累说:"华为在创业时期,没有资本,只有知本,华为的资本是*知本积累起来的。"即使从现在来看,进入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是个大冒险,成功对他来说真的是个奇迹。
他在《华为的冬天》一书里说,什么叫成功,就是像日本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把建设自己祖国的信心建立在信任自己的基础上,只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才会获得平等与尊重。他说,华为是一群从青纱帐里出来的土八路,只习惯于埋个地雷、端个炮楼的工作方法。还不习惯于职业化、表格化、模板化、规范化的管理。重复劳动重叠管理十分普遍,这是效率不高的根源。
老任说,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哲学意义上的"一般",要敢想敢做,勇于走向孤独这个“特殊”。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自己禁不住这种诱惑。
青年时代的任正非,就是一个科学精神的追随者。97年他到访美国,在IBM表现出是敬畏,在贝尔实验室表现的是"十分高兴"。老任说,"我年青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超越爱情。"参观了贝尔实验室里的名人成就展,在巴丁的纪念栏下照了像。并特意怀着崇敬心情去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台前站了一会。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也是全人类的巴丁。贝尔实验室对人类有着伟大贡献,这里产生过七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贝尔实验室原来属AT&T,由国家垄断经营电信业务获得的巨大利润,支持其每年达20亿-30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因此,他们出了非常多的发明,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我年青时听说他们每天产生一项专利,现在是每天产生4项专利。贝尔实验室现在归属朗讯,科研与预研明显地已往产品方向转移。但其科研能力在整个世界仍然十分超前。"(见《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
华为在技术策略上,首先出于生存,对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采取的是"紧跟战术",而不是超前战术,但是任正非并不反对基础科学研究。他对前沿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科学的入口处,真正是地狱的入口处,进去了的人才真正体会得到。基础研究的痛苦是成功了没人理解,甚至被曲解、被误解。像饿死的梵高一样,死后画卖到几千万美元一幅。当我看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实验室密如蛛网,混乱不堪,不由得对这些勇士,肃然起敬。华为不知是否会产生这样的勇士。"-----2002年前后,华为开始成立预研部。
1997年,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对知识的尊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教育传统,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被扭曲了的文化观念的修正,对于身受贫穷压榨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更能感受到尊重知识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说,华为的寒门学子基金,意义等同于"希望工程"。当时,有人提出来,基金的名字是否叫"优秀学生基金",任正非不以为然地说:贫穷和出身并不可耻,高贵而没有知识也不光荣。对于一生而言,贫穷是老师,它教会人生存。贫穷有压力,使人的脊梁比一般人都硬些,坦然吃苦、不屈不挠。在我国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可以找到贫穷的影子。而他们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往往就是创业时期的"精神爆点"和凝聚力所在。因此,有人把贫穷称作成功者的"财富"。
1994年,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得成功。1996年,与内地厂家大规模合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2003年荣膺网民评选的"中国IT十大上升人物"。2004年名列"未来国际企业家之星"榜首。2004年入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之一。
如今的华为,员工上万,年销量20多亿美金。那是老任做出来的决不是说出来的。到现在,老任还是没有那个博士头衔。
此次Bill的“四日中国行”,无疑再次掀起中国学生对这位首富的创业经历的无限向往和吹捧。
实际上,据传比尔·盖茨将于今年6月会拿到哈佛颁发的荣誉学位。
盖茨在演讲中表达了一丝无奈:“我珍惜我的大学时代,而且在许多方面,我后悔离开学校。”
他曾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评论,对“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高中生毕业后能进入大学”表示担忧。即天才学生的个例并不能颠覆传统教育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完善高中教育的基础、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才能保证国家永续发展。
我坚持:要读书,但千万不要死读书。
或许,我们应该听取盖茨的忠告,不是放任学生一味地去模仿。毕竟,比尔·盖茨只有一个;毕竟,创业前需要做的功课还很多;毕竟,养活一个团队比养活自己要难很多……
人才不是一日可成,也不是一技可成。
一般,老胡在人面前握一下手,点个头就过去了。到了传出裸体游戏传闻的台湾首富郭台铭面前,老胡待了22秒:
老胡:你好吗?
小郭:最近形象不好。
众人笑。
土八路的巨大物质财富 vs 不可估价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精神财富
- 脚踏实地,不屈不挠的吃苦精神。
好文章!